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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扼杀了台湾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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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著名制片人 李烈
台湾电影人为何那么反感行政干预电影？反感商业侵蚀文化？来看看台北电影节发生了什么。
台湾著名制片人李烈于11月23日辞去台北电影节主席，两天后，她在facebook上贴出辞职经过：
与柯市长、倪局长口头请辞，并且花了一个小时阐述我的想法之后的第二天，我到北影办公室，跟同事们说明我之所以选择离开的原因。
我告诉他们：“我不是抛弃你们。”
是的，我没有不战而降，我也不是放弃对抗；相反的，这是在这段时间以来，北影事事被牵制，动弹不得的状况下，经过深思后而下的决定。
北影主席的头衔绝不是个光环，当初答应接这个位子，是真心希望可以做些什么。
像北影这样一个有17年历史的影展，一个在国际上已有些许名声的影展，我对它的期望，绝对是超乎“地方性影展”的范畴的。
有那么多的台湾电影，透过北影被看见：《海角七号》、《九降风》、《不能没有你》、《乘着光影旅行》、《沉没之岛》、《金城小子》、《筑巢人》⋯如果没有这个平台，他们很可能就淹没在茫茫的商业市场大海中，不知去向。
北影做的，是文化。
可是当文化局要弃文化而选择商业，当17年来从来没有人干涉或下指导棋的型态要被改变，“主席”这个头衔，便成为一个绑手绑脚的紧箍咒，因此，我选择放弃这个让人施展不开的身份。
接下来的我，只是个台湾电影工作者、台北市市民、纳税人，我有我的权利去监督在位者如何使用他的权利。
我还在，并且会行使我的公民权，做更严格的监督。
北影的孩子们，你们不孤单，台湾电影人会是你们的后盾，但是请你们要更争气，就如我那天说的，你们要更好，我也相信你们会更好！
▽
就跟李烈的名字里的那个“烈”一样，她真的是非常刚烈，宁为玉碎不为完全。
郭力昕先生授权发布，原文刊登于台湾《报道者》。
谁扼杀了台湾电影？
文/郭力昕
近日李烈辞去台北电影节主席职务，并表示北市府文化局干预北影节的独立运作空间，擦枪走火地引发了几位咨询委员的集体声明与退席，以及纪录片工会、和稍后扩大至更多电影人对台北市文化局的集体声明与指责。这些声音终于让文化局长倪重华道歉，表示不再干预北影节的事务，而全权交由新任主席李屏宾及其所组成的工作团队独立运作。但听其言得观其行，北影节会有怎样的走向，还须要观察。
台北电影节被视为台湾本土电影人之独立创作的最主要鼓励机制与展示平台，17年来坚守的多元电影文化的定位，可以被一位信奉商业逻辑与电影工业技术面向的局长试图只手改变，是引发电影文化圈集体反弹的原因。然而，倪局长个人对电影文化的看法与作法，或者其行政风格，是让台湾的独立电影文化面临风险的原因吗？我认为不是。倪重华只是结果，是台湾电影文化累积了至少三十余年的声誉、但至今仍完全不被这个国家重视的比较明显粗鲁的另一个例子而已。
台湾著名电影摄影师李屏宾接任台北电影节主席一职 （图：佳映娱乐）
稍微检视台湾其他的影展，或整体电影生态，也许能有个比较清楚的图像。先看另一个重要的独立电影文化创作展演平台、也是台湾三大影展之一的“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TIDF）。这个从文建会到文化部赞助的影展，多年来提供台湾纪录片创作者与观众重要的交流平台、养分与国际视野。龙应台任部长时，一度决定增加预算，并将双年展改为年度影展，使其成为华人世界的最重要纪录片展演平台，并吸引更多国际纪录片创作好手来台参展、竞赛。在华人世界里，由于台湾拥有言论自由的独特条件，让TIDF成为华人独立纪录片的大展示场，原本是个很好的想法；但随着龙应台的离职，这个有价值的电影文化政策，随即人去政息。文化部的接任者与主事者显然并不在乎、或者并不理解纪录片可以带来的两岸政治影响力，即使2014年的影展办得有声有色，票房可圈可点，文化部依旧将TIDF缩回原先的规模与状态。
再看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金马奖”与“金马国际影展”。2013年，此机制隆重庆祝了走过半个世纪的金马奖。它的相关活动，从过去相对比较商业、主流取向的传统中，不断脱胎换骨：无论国际观摩影展，或者尤其金马奖的评选方向，在兼顾大众口味与维持其作为华人电影最重要之竞技平台的同时，愈加努力的赋予金马奖鼓励艺术创作的取向。这个走向，相当清楚的反映在近年来以及今年的得奖名单里。从《刺客聂隐娘》、《醉‧生梦死》、《山河故人》到《路边野餐》与《大同》，都是坚持艺术创作，不想取悦商业市场和观众的作品。这个精神，必须要肯定金马奖主事者给予影展策展团队与竞赛评审团独立自主的作业空间。相对于金马奖，北影节的行政干预就显得格外荒唐了
令人纳闷的是，一个能在主流电影中鼓励专业与艺术创作高度的竞赛机制，何以同时又能够允许、忍受每年被各方批评的那令人倒胃的颁奖典礼。金马50的颁奖典礼，算是历年来最不失庄重的一次演出了；但50一过，设计典礼的概念，重回那一套台湾劣质电视里的文化：过度冗长的节目（让被“绑架”在镜头前不好意思离场的嘉宾枯坐4个半小时）；多年不变、无聊当有趣的主持人或颁奖者台词；多年不变、“马雷蒙舞蹈团”水平或趣味的笨拙歌舞表演。它总是想象着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形式与排场，却永远只能做成令人尴尬、歹戏拖棚的滑稽版本，然后拼命以“公主抱”或李康生之类的趣味来挽救一点收视率。现场来宾或看直播的观众，为了想知道奖项结果，不得不一再忍耐，典礼的制作者却年复一年乐此不疲的生产这种节目。何以金马影展或金马奖评审，和此奖的颁奖典礼水平，有这么大的落差？那么，表征台湾电影文化水平的，到底该是前者还是后者？
金马影展／金马奖，和它的颁奖典礼，像是一个隐喻，映照着台湾电影的两个似乎完全没有交集、互不影响的文化生态。虽然世界各地的影展观众，与看好莱坞或本国商业电影的观众，大抵都是人数比例悬殊的两种客层。但是，以台湾这样大小影展无数，多年来培养了这么多严肃电影人口、与不同世代众多具有创作才华之电影人的国家，加上台湾的教育普及程度，和地方小所能产生的文化相互渗透速度，却竟而依然丝毫无法实质地改变台湾绝大多数消费者非好莱坞商业大片不看的观影口味、与本土电影创作之艰难产制环境，这样的例子仍属稀少，若非绝无仅有。
台湾最大宗的电影观众只能拥抱好莱坞大片，不见得是因为台湾人天生崇拜好莱坞或缺乏多元观影能力，而是有着制度上的原因，我稍后再谈。当然，立刻可以想见的，是台湾蓝绿统治集团长期亲美的立场，和长期对着美国大众文化自我殖民的结果，让例如每年国内媒体把奥斯卡颁奖典礼与得奖名单，当成台湾应该普天同庆的重大事件处理（譬如，典礼隔天几份主要“质报”的头版、要闻版和影剧版，动辄五六个全版报导），比美国的媒体还兴奋，是使台湾电影大众的口味被牢牢死锁在好莱坞大片的一个根深原因。而无论如何，由于台湾社会大众对电影的普遍认知只能是这样，因此各种对电影文化的无知与粗暴态度，就不难理解了。
回到台北电影节事件作为一个例子。倪局长以自己的认知干预电影文化方向，未必故意滥权，决心让电影服务政治、商业目的，而可能是过度自信于他对电影文化的有限视野。那么，问题与责任也许更应该是柯文哲市长的：柯文哲对文化的认识，是在怎样的水平里？或者更重要的，他在不在乎文化？面对北影节的集体声明与抗议事件，柯文哲只说了一句：局长自己要负责做好与人沟通的事。我们的首都市长对（电影）文化的走向，有没有任何主张或看法？还是，一个靠民粹与选票而非传统政治势力当选的政治人物，只要雷厉风行的推动市政建设，持续得到媒体和市民的支持，则文化的无知与否、或该如何发展，就可以根本无需在他关切的视线之内？传闻倪局长的任命，并非柯市长的选择，而是来自民进党的“推荐”。果若如此，则多少左证了我们的政治人物或政党，确实只在乎政治交换与“业绩”，不在乎文化的。
另一个例子，是近日在《自由时报》“星期专论”专栏上，资深新闻工作者卢世祥（从《湾生回家》金马奖扛龟说起——2015.12.06）一文的论点。卢世祥以去年魏德圣导演的《KANO》在金马奖全数落马，今年的台湾纪录片《湾生回家》又败给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大同》，而对这个最受注目的华语电影奖遽下“有中国却没了台湾”、“鄙视台湾、以中国为中心”之类的批评。全文依其一以贯之的政治论调，可以没有一句关于这三部电影本身作为艺术创作的任何分析，就得出“金马奖只是文化界尚未落实转型正义的一例”这样的结论。电影对卢世祥只是政治符号，甚至可以粗暴到以得奖的是中国电影还是台湾电影，来臧否金马奖的价值与意义。何以一位资深媒体人，可以对电影的谈论傲慢粗疏至此？极可能因为他根本不认为电影是文化，因此谁都可以用这种践踏电影的语言发表谬论而无需负责。
如果说台湾从政府到民间对电影文化见怪不怪的粗鄙态度，源于我们的政府不在乎电影、不理解电影的文化力量、缺乏治本的电影文化政策，可能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相关部门都不能接受。然而，台湾的各级政府，是怎么关切电影、或理解电影之文化力量的呢？扶持本土电影的政策，除了辅导金，还有什么作法？先看政府对电影作为文化力量的理解方式。从中央到几个主要城市的地方政府，都编列预算鼓励创作、引入资源；但他们大抵只能着眼于是否能鼓励国际大导演来台湾拍片，以能在全球放映的影片里，露出一些台湾场景，同时希望有些电影摄制经验的技术转移。在补助国内的电影创作企画案时，也只会要求具商业卖相的剧本里，要有一定比例的地区景物以“营销城市”。
但是，国际电影工业团队的技术很难直接转移，分秒烧钱的电影大投资制作，恐怕也没有这个额外的时间／预算同时提供技术培训，且不论台湾电影的主要特色一向不在大资金的电影工业产制。而在影片中让台湾或各地城市景观被看见，更只是停留在一种观光局式的营销台湾概念。多几部国际电影里让外国观众看见台北101、日月潭或垦丁，是为了抹消过去西方电影里偶尔开个“质量很差的雨伞是Made in Taiwan”这个负面形象，还是认为看见台北101，能让国外观众对台湾整体或特定城市增加敬意？
台湾因为电影而受到国际瞩目、敬佩，不是这种观光宣传片的逻辑，而是因为台湾这个奇妙的、几乎被人遗忘的小岛，竟能培养出侯孝贤、杨德昌，或者并不出生成长于台湾、但学习并创作于此且称自己为台湾导演的蔡明亮、赵德胤等这些电影人。他们的电影作品不仅在国外的影展发亮，更在国外的电视频道里进入人们的家庭，让别人不能不思考，能培养出这么多厉害导演的岛屿，不可能只有天灾人祸、只会在国会打群架、只能替苹果计算机／好莱坞动画代工，或者只值得过境时玩个两天的另一座亚热带岛屿。不客气的说，光是侯孝贤电影替台湾累积的文化形象输出，恐怕抵得过文化部门加上外交部门许多花钱费劲却无功的徒劳。
悲哀的是，今日台湾早已有更多在艺术、技术或眼界上超越侯孝贤的不同世代导演，但他们面临更艰难的处境。即使是侯孝贤，在1980年代末挟威尼斯影展金狮奖效应、回台湾获得票房大捷的《悲情城市》，也已经很难将这种票房效果复制在今年得到戛纳最佳导演奖的《刺客聂隐娘》了，尽管前者的政治题材也许对当时好奇的国内观众具有吸引力。当然，侯孝贤并不需要特别在乎票房，他可以靠着自己过去的努力所累积的声望与资源，专注于电影艺术的纯粹追求，十年磨一剑。但是环顾台湾，还有谁能拥有“十年一剑”这极度奢侈的拍电影方式呢？
侯导在金马颁奖典礼受领“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奖座时，对年轻导演们说，电影已经进入数字时代了，拍片的材料成本降低很多，大家别再犹豫，赶快用力多拍吧。但是找到资金、拍完了的电影，要往哪儿放映呢？台湾的电影院线，被美商公司占据了七、八成的放映空间；戏院售票的真实收入，又是一个靠着黑道撑腰的绝不公开的黑洞，让即使卖座的国片也拿不到真正应得的收入。一个拍了电影却上不了院线，或者为了排上稍好之档期条件、必须在创作理想与现实之间拉扯的有创作企图的导演，最后只能不断拍出既不真正商业（因为不想妥协）、又不能让艺术或政治话语真正到位的打了折扣的作品，以试图取悦发行映演条件，但仍可能一两周内或更快的被戏院冷酷下档。一个缺乏稳定放映空间与透明票房账目的电影人，如何继续燃烧他的创作热情，维系其电影生命？
一言以蔽之，台湾的政府，从来没有、也不敢有治本的电影文化政策。台湾电影的治本政策，不能只有电影辅导金，“银幕配额”才是关键问题。也就是，政府应该在1983年首订的《电影法》中，对电影映演业者明确设定国片的放映比例。这是传播学者冯建三多年来在他的研究与评论文字中，反复强调的呼吁，但是政府充耳不闻。冯建三为文指出，中央政府不但不制订国片放映比例，且在2001年民进党执政初次修订电影法时，偷偷削弱此精神，把原来条文中“应有国产影片映演比率”的条文，改为“得考虑”设定国片映演比率。而在2014年文化部再修电影法时，干脆把“设定国片映演比率”这其实也从未执行过的八个字整个删除！这就是我们认为最有担当、有文化视野的龙应台前部长的作为。她究竟受到来自谁的、怎样的压力，非得把这关键的精神彻底扼杀呢？
冯建三强调，当韩国国片在20余年前的电影票房低至16%（虽仍比台湾高很多）时，电影人结合社会力量向政府施压，而韩国政府在压力下从善如流，于1994年起制订韩国片的银幕配额制度，规定一年里戏院要有四成时间（大约140几天）必须映演韩国电影，并严格执行。这个银幕配额制度的制订，执行了13年之久，让本国电影票房立刻翻倍且一路上升，壮大了韩国电影面对好莱坞电影的竞争力，且由电影而影响电视剧的水平，造成今日席卷全球的韩流。台湾电影圈的人才比韩国少吗？且不说早年，即使在当台湾新电影出现时，未闻韩国有什么不得了的电影产制，但是当他们的电影文化政策明确出枱后，很快的就把台湾电影产业甩得老远。
韩国电影人“光头运动”
台湾政府不但没有决心与勇气如此作为，连2013年龙应台曾提出戏院缴交票房5%营业税、专款回馈作为电影基金收入，提议一出，既得利益者群起反对，结合立法院的帮腔者，文化部立刻收回提议不再出声。另一方面，根据媒体报导，今年九月份台北西门町“豪华数字影城”的执行长蔡政宏，因为公布了实际票房数字，妨碍了同业长期掩盖真实票房所得的巨额利益，而被人引来黑道将蔡执行长殴打至左眼几近失明。尽管今年五月立法院已通过电影法修正案，要求全台票房透明化并建置计算机票房统计系统，但是目前看来，我们的电影映演生态，仍是由戏院既得利益者与黑道合作把持的局面。
台湾的电影生态，大抵仍维系于一种美商垄断、黑道治理、无政府状态下的丛林法则与循环剥削逻辑。冯建三教授对本国电影必须实施“银幕配额”的研究分析与谔谔之词，蓝绿政府固然无人理会，电影人似乎也不积极思考其重要性，因此大家无法团结在关键问题上展开有效行动。如果我们只能在枝节问题上发个声明或抗议一下，政治权利集团是不屑理会的，电影人最后只能落得回到各自的处境中，继续臣服、妥协、辛苦求存于既有的严重剥削生态。为什么我们不能团结起来，强力要求治理台湾电影文化的应该是中央政府，不是黑道、戏院老板、或美商公司？
如果“银幕配额”的法规能重新写回电影法，并且严格执行，让台湾电影的集体创作力勃发，让这么多前仆后继的电影人有合理的映演机会与空间，让台湾电影在国际上不必30年后仍只能靠侯孝贤十年点亮一次台湾之光，难道不是很美好的局面？同时，这样有利于电影人和台湾电影观众之集体文化自信与自豪的结果，难道不能转换成“选票”意义？美商公司有选票吗，黑道和戏院老板究竟握有多少选票，让政府能怕成这样？一个怯懦无能于带领台湾文化向前走的政府或政党，蓝绿、统独或政党轮替，究竟又有什么用呢？
郭力昕：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Goldsmiths）媒体与传播系博士，现任教于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著作包括《书写摄影：相片的文本与文化》、《再写摄影》、《真实的叩问：纪录片的政治与去政治》等。近年的评论文字与学术书写集中于摄影与纪录片的文化研究。
▽
2015年11月27日，台湾纪录片工会声明
勿以政治思维霸凌文化活动
纪录片工会针对北影事件声明与联署
去年（2014）七月才刚接下台北电影节主席的李烈，日前发表了请辞声明，这件事不只占据了媒体的影视版面，也成为电影圈最令人关注的事件。
随着媒体报导以及李烈在脸书上最新说明所提到的“文化局要弃文化而选择商业”，台北市文化局与北影团队的分歧点已然清晰，这不单单关乎影展的定位与独特性，更反应出北市文化局对于文化的漠视与糟蹋。
已举办十七年的台北电影节，一直以来，都以鼓励具艺术创作与独立精神的电影为其特色，在长年耕耘下，已是国际影人认识台湾电影的重要窗口，更是国内影人公认的台湾电影重要殿堂；令多数人印象深刻的是，台北电影奖连续五届百万首奖皆由纪录片获得，2014年由调查禽流感事件的《不能戳的秘密2》获奖时，李惠仁导演甚至在台上高喊：“农委会，我来了！”
这正说明了一个综合性影展所标榜的，对多元电影文化的重视和呵护，而非一昧拥抱市场或迎合观众，在台湾电影于商业戏院映演管道被极度压缩时，是像北影这样的电影节努力撑出了一点空间，让纪录片、动画、短片、独立电影有被看见的机会，让创作者还能在其中相濡以沫，互相鼓励前行，这也正是李烈在声明中所述：“北影做的，是文化。”
如今，北影这十七年的累积与成绩，在文化局长倪重华“空泛的期许方向”介入下，影展主席、总监、咨询委员皆相继离职，已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倪重华上任前后，从遴选争议到Live House政策跳票，再从文化资产保存到电影节事件，其干预多于尊重，开发大于保存的思维，在接二连三的争议中，都令文化人与相关团体失望唾弃，在在都已成为他不适任的最佳实例。
事实上，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官方出钱老大心态，不顾质量，不重专业，将影展与文化活动视为烟火点缀案例的多不可数，北影事件延烧至今，可视为最好的借镜，不仅反映了人民对官僚的嫌恶，更激发出电影人的团结与抵抗精神。
最后，作为捍卫者与支持者，纪录片工会在此严正呼吁，并发起联署声援行动：勿以政治思维霸凌文化活动，影展不是市府擦脂抹粉的彩妆品，更不是可被交换的附属筹码，请还给台北电影节一个专业自主的独立空间！
发起人：台北市纪录片从业人员职业工会
联署人，从略
▽
侯孝贤，张艾嘉都先后担任过台北电影节主席
12月1日，侯孝贤、张艾嘉等178位电影人联名发表声明，要求倪重华道歉。声明如下：
回归电影专业，重返文化正轨
北影节争议电影人联合声明
自台北电影节主席李烈发表辞职声明后，北影争议越演越烈，先后有咨询委员总辞，纪录片工会、电影导演们与上千名民众也力挺参与声援，谴责政治思维霸凌文化活动，影展不该是市府擦脂抹粉的彩妆品，要求还给台北电影节专业自主的独立空间！
其众多争议，在北市文化局倪重华的彻底否认与敷衍道歉下，不见解决事情的诚意，仅任凭伤害不断扩大，践踏着由无数电影人努力下，已举办了17个年头的北影节所累积的信誉与成就；其自毁文化的思维，不禁让人怀疑倪重华作为「文化」局长是否适任？以及为何应以文化优先的局处，在各议题上，却都是产业、商业、政治服务的思维挂帅？
当北影之火越烧越烈，电影人也越来越愤怒，因此决定团结发表此联合声明。我们强烈要求台北市文化局长倪重华与及电影节所属科股正式道歉，并公开说明争议始末；同时报告电影节咨询委员会议情形，以及台北电影节之预算进度，并在「回归专业价值、回归自主体制、回归电影文化、回归多元监督」的四个原则下，承诺下列事项：
一、回归专业价值：台北电影节之预算经费，虽来自台北市文化局所属之台北市文化基金会，但台北电影节的发展有其肯定独立创作之历史沿革，作为一个专业的电影节策划执行团队，其专业性应受尊重，不应受官方干涉要求或配合市政宣传作为活动重点。
二、回归自主体制：台北电影节的策划执行有其独立运作之必要，绝非附属于官方之宣传工具，须确保电影节主席、总监、策展人、执行团队拥有策画节目及活动的自主权，亦不得任意整并组织，致使电影节之策划执行遭受位阶矮化或目的性干扰，影响活动发展的自主空间。
三、回归电影文化：影展应为耕耘电影文化而努力，在台北电影节多年的运行下，其独特性与国际知名度已然确立，经营多年之台北电影奖及国际新导演竞赛（前身为国际青年导演竞赛）等活动主轴，应予以肯定，并维持台北电影节的属性与独立精神。
四、回归多元监督：重整台北电影节既有的上属单位组织架构，明确订定尊重专业之制度公约，并尽速推动咨询委员会继续运作，给予影展全面且多元化的意见与监督。
傲慢的官僚态度与出钱即老大的官方心态是谋杀文化的凶手，此争议是北影节即届成年之龄（18年）的重大考验。作为北影节的关心者与呵护者，我们将以公民力量持继支持与监督，并呼吁北市文化局应重返文化正轨，承担责任。
联合声明者，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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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文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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