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访谈丨吴基传：通信大跨越，开启信息时代大幕

  导  言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的通信手段完成了从原始到现代的巨大转变，通信的使用范围也从人扩展到物，行业从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一跃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行业，并为我国创新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年过八旬的原邮电部部长、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近日做客人民邮电报社，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信息通信沧桑巨变，情真意切，慨然系之。记忆的闸门一经打开，一幕幕曾经鲜活的历史，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一组组简洁有力的数据，勾勒出一幅通信行业改革者40年不懈创新、奋力开拓的群像。

他指着桌上的手机说：“过去管这个叫‘大哥大’，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现在谁的兜里摸不出一部手机，谁的生活可以离得了手机？通信工具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就如同长在每个人身上，想用就用，随时可用，不用不舒服。” 

倒退40年前，别说没有手机，连“摇把子”电话都是稀罕物。1978年，我国固定电话用户数量仅为192.5万户，电话普及率才每百人0.38部。在率先开放的沿海地区，说起“打电话难”，外商急、局长苦、市长催、百姓怒再常见不过。通信与交通、能源一起，成为制约改革开放的“三大瓶颈”之一。

40年后的今天，截至2018年9月末，我国手机普及率达111.3部/百人，手机加固话用户数超过17.32亿。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3.96亿，移动宽带用户总数达12.9亿户。值得一书的是，我国固定电话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数、网民人数、宽带网民数四个指标全部位列世界第一，到今年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

这些鲜活的数字，托起了令人惊叹的数字经济奇迹。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天猫高达2135亿元的成交额再次刷新纪录。5亿消费者入场，每秒32万笔交易，10亿个包裹飞驰……正是有了世界第一的移动通信网、光纤宽带网，才加速成就了世界第一的网购大国、移动支付大国、物流大国和快递大国。 

 “这一切都是从改革开放之初破解‘打电话难’开始的。”吴基传老部长感慨地说。

瓶颈近窒息 程控首破局

改革开放初期，全中国的电话拥有量还不如香港一个地区。电话基本上是党政军用或者是单位公用，有的工厂连厂长办公室都不一定有电话，只有传达室一部电话。

1997年8月26日，时任邮电部部长吴基传宣布，我国所有县以上城市实现电话交换程控化、交换机总容量超过1亿门。

经济特区的成立和14个沿海城市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但是，外国人进来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怎么打电话回去？

一位澳大利亚的外商到大连考察投资，项目、地方看好了，需要挂国际长途向老板报告。当时，我国到澳大利亚的国际电话没有直达电路，要通过人工台从欧洲转，一个挂澳大利亚的长途三天都没接通。现在讲起来年轻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在全世界都可以用微信啊，还可以随时随地视频沟通。然而，这就是40年前的现实，我们被外商视为“没有电话的国度”。

这件事惊动了大连市长，外商也一直担心联系不上老板会不会被“炒鱿鱼”。要让外国人来投资办厂，首先就要把外国人的通信问题解决了。这种情况下，国家专项拨款1亿元建设资金，解决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自动转报、自动发报问题。意思是电话一时解决不了，至少能让外商发个电报吧。但邮电部拿着这笔钱也没有直接购置设备，而是采取租赁方式，因为租赁可分期付租金，这样可以多租几台设备。钱少就要有钱少的办法。

为了发展电话，1982年，“加快通信发展”首次写进了党的十二大报告。国家开始“政策倾斜”，各地也想了很多办法支持。由于我国通信设备落后国外好几代，如何选型成为彼时邮电部决策的头号问题。

电话设备的核心是交换机。当时，国际通信技术已经发展到程控交换的时代，在时任福建邮电管理局局长郝峰云的力主下，1980年，福建第一次开通了万门程控电话，有力地满足了外资和地方的需求。此时，我国广大县以下地区还是人工交换机，自动交换机城市有，但几乎是步进制、纵横制。国产纵横制设备才刚刚开始产业化。是按部就班还是一步到位上程控，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外汇从哪里来，设备能否兼容？影响国产化的责任谁来负？当时确实面对重重难题。

时任邮电部部长文敏生调研了几个省，跑了30多家单位，没有答案。当他来到福州，走进从富士通引进的万门程控交换机机房，亲身感受到新技术让打电话通得快、音质好，上规模，围着交换机转了一圈又一圈。

很快，邮电部在全国推广福建模式，快速解放了电话的生产力。我国固定电话“三步并作一步走”，一步跨越50年，在起步阶段就与发达国家保持同一水平。

引进再消化 创新扬国威

发展电话，本质上是解决通信的物质基础。购买国外设备，是一条最简单最直接的路子。然而，国外的设备非常昂贵，要消耗大量宝贵的外汇。同时，很容易形成对某些国家某些厂商的过度依赖。在上程控之初，邮电部门已经意识到，彻底解决通信发展问题，必须从引进先进制造设备入手，走消化吸收再创新之路。

有了福建万门程控经验之后，邮电部党组派员在国外考察引进程控交换机，最早目标锁定在美国的5号机，但由于“巴统”的政策限制，买设备可以，这种先进技术不卖给中国。后来侯德原副部长带了技术人员去非巴统成员的比利时考察，确定引进S1240交换机，经过反复谈判，中比合资的上海贝尔公司成立。

S1240交换机虽然技术先进，但当时还在实验室阶段，得承担风险。为了改变通信的落后面貌，最后在中国和比利时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引进S1240交换机生产线，由此中国发展起了自己的通信设备产业。

上海贝尔的成立不仅拉动了国内制造业的发展，而且增强了科研实力，解决了自有知识产权，经济效益可以说立竿见影。S1240交换机没投产的时候，引进1线程控交换机要200美元以上。投产之后，立即降价为80美元/线，上产量之后，降为50美元/线，此后陆续下降到10多美元/线。更重要的是，同样的先进设备，由于中国话务量大，对技术创新产生了新的需求，这使得中国的通信设备产业开始有了差异化竞争力。因为S1240交换机基础的知识产权是国外的，但中国的用户分配和国外的用户分配不一样，这个创新技术的知识产权就是我们的。成功的引进确确实实给解决了打电话难的问题，为推进改革开放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奠定了中国的通信制造产业腾飞的基础。

干线“长梗阻” 问计铜与光

市话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长途电话的需求，比市话还要薄弱的长途通信问题凸显。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长途通信传输网的家底很薄，1980年长途干线电路总数仅有3000条，是当时印度的45%、法国的5.6%、日本的1.2%，而且九成以上是技术落后、质量低下的架空明线。重庆到武汉、上海只有8条长途电路，到南京只有区区两条，据测算，供需之间存在的反差有300倍之巨。

有一组数据至今令人难忘，在深圳长话机房，拨叫成都的长途电话，300次只能接通5次，拨叫东北的长途电话，忙时接通率只有1.2%。干线，干线！瓶颈，瓶颈！这一对词组如同急促的战鼓，让邮电从业者寝食难安。

1981年，邮电部开始规划用同轴电缆技术建设“井”字型全国通信干线，而世界光通信技术日新月异，为决策者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能不能用光缆代替铜缆？

此时，大容量的光纤通信在国外的长途干线上刚刚开始应用，还没有特别成熟的经验，同时光缆的价格非常昂贵。相比较而言，同轴电缆技术成熟，基础雄厚，国产4380路中同轴电缆已经开通试运行。但数十万公里的干线对铜有着巨大消耗，铜的进口必将面临严峻的“卡脖子”问题，加上一条光缆传递话务能力相当于铜电缆近3倍的巨大潜力，不由得让人心生踌躇。

真正让决策者天平倾斜的，是对未来通信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是“能够拥抱先进技术的，就要尽早拥抱；能够推动国产自主技术的，就要尽早推动”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建设一条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通路光纤干线成为长途干线建设破局的关键一子。

1986年5月，时任邮电部副部长吴基传来到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了解到一个最新情况，国产34兆比/秒光通信传输系统研制成功，便提议湖北搞一条架空光缆试试。从武汉经荆门到沙市，称“汉荆沙长途光缆通信试验工程”，总长244.8公里，以解决省内二级干线电路的缺口。

率先应用新技术有巨大的风险，加挂会不会有线间干扰、串音？影响了国家一级干线通信怎么办？气候变化会不会有问题？

实验室和会议室里解答不了这些问题，吴基传沿着工程路由边走边看，和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实地研究、探讨。大家都同意试，湖北省尤其表示急需。于是就作为一项科技实验项目立项。

一年半后的1987年12月29日，汉荆沙长途架空光缆工程在克服重重困难后建成开通。邮电部同时向全国推广这一解决省内干线紧张的应急模式，开启了中国大规模建设以光缆为主的骨干通信网的序幕。

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的推动下，为光缆生产配套的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半年后在武汉组建。1992年，长飞的光纤光缆产品应用于中国国家骨干光缆网，从那以后，大踏步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光纤预制棒、光纤和光缆供应商，也是世界上少数掌握三种主流核心工艺技术的生产商之一。可以说，昔日的长途光缆试验与汉荆沙工程，与如今领袖群伦的全球光缆巨头之间，有着不可磨灭的紧密关联。

抚今追昔，吴基传不无感慨地说，“要说没风险，那是假的。可是不闯一闯怎么能突破困局？改革开放这条路，就是闯出来的。”

八纵八横起 国脉贯神州

风从东方来。改革开放十年后，东南沿海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的地区，不但通信发展与需求矛盾最集中、最突出，而且产生了通信发展总体格局的冲突。

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末，全国邮电业务流量急剧向东南沿海倾斜。1988年上半年，东南沿海地区一条电路每月的去话量是全国长途业务平均量约800张的5倍。跨省市跨地区的长途通信业务更是爆发式增长。

当时的福建省邮电管理局，提出了“打通干线，就是解放自己”的口号，“串通”了临近省份的同行，合作搞了长途通信干线建设的“越界行动”，以疏通临近省份的通信。

对这一管理权限上“越界”的行动，邮电部作出更加积极、科学和前瞻的回应——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面向21世纪，统一组织建设一条大容量、高标准的光缆大通路。

1989年12月，南沿海直埋光缆工程规划正式上报国家计委。这是一个宏大的通信项目，全长2800余公里，如同一条璀璨的项链，串联着深圳、汕头、厦门三个特区和浦东等一大批沿海开放“明珠”，将长三角、珠三角和闽南三角地带一线贯通，建成初期即可为沿海地区提供8万多条长途电路。

随着纵向干线的突破，连接西部和东北两翼干线缺乏的矛盾更加突出。1994年5月，《全国邮电“九五”计划纲要》首次提出，建成“八纵八横”、覆盖全国省会城市和重点地区、联通世界的光缆传输骨干网。

那时候军队通信也要建张网。部里和军方有关部门商量，在国家干线网的建设中，军队出人力，以劳力换光纤方式，军民共建。双方一拍即合。在千里戈壁，在十万大山，在世界屋脊，一曲曲“军民共建”交响曲气势雄浑、撼天动地。

兰州经西宁至拉萨的“兰西拉”光缆，是“八纵八横”中施工难度最大，也是条件最艰苦的工程。穿越千里戈壁，翻过昆仑山河唐古拉山，经可可西里无人区，涉长江源头，超过海拔4500米“雪线”的地区有800多公里，被称为“死亡地带”的施工禁区比比皆是。

1998年8月7日，在被人称为“生命禁区”的青藏公路最高点——海拔5251的唐古拉山口，兰西拉光缆竣工纪念碑落成，吴基传和参建干群、官兵出席庆祝仪式。

这样的海拔高度，用人力开挖出1米多深的光缆沟，敷设数千公里的光缆，无异于对生理极限的挑战。某部19岁的战士周光远，体力透支，永远地倒在了兰西拉光缆工程的建设工地上。他的父亲和哥哥来到现场祭奠后，接过烈士生前的工具，抡起了铁镐，为“兰西拉”再出一把力。

1998年底，总长7万多公里，覆盖神州大地的“八纵八横”光缆干线网络正式竣工。“这一光缆网络到现在都是世界最先进的，不仅从根本上缓解了通信干线的紧张，也为21世纪中国互联网的腾飞提供了强大的、可靠的基础设施保障。”

今天的光纤到楼、光纤入户，基础就在于20年前建成的世界先进的国家光纤传输网络。光纤容量大，传输成本很低，这让中国的网络传输一起步就站在了国际同行的制高点。

万元“大哥大” 飞入百姓家

1998年“八纵八横”长途干线网络的建成，程控交换机的大规模应用，促进了电话的快速发展。1978年我国电话普及率才0.38%，二十年后很快就超过20%了。但是很快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市内的线路跟不上，一个楼建好了线路跟蜘蛛网似的。

就在我国改革开放启幕的1978年，美国芝加哥开通了世界第一个移动通信系统。移动电话迅速成为新的高端通信。1987年广东开全运会时，由于固定电话来不及发展，就引进了瑞典的第一代模拟移动电话，就是俗称的“大哥大”，最初的目的就是满足广东当时“三来一补”企业一部分人的通信需求。

当时一部“大哥大”价格在2万元左右，入网费6000元，每分钟通话费5毛。对于平均月收入不足百元的普通百姓就是天价了。即便这么昂贵的费用，电信局经营“大哥大”业务还要亏损。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市场经济的春风吹活了中国经济，也带动了新一轮移动通信需求。

吴基传1993年出任邮电部部长，有感于邮电系统长期“以我为主”，对市场需求洪流不敏感，对新的通信手段变化没有紧迫感，提出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高起点、高速度、超常规发展。他深入东莞、番禺、珠海、深圳、汕头等地调研，了解到模拟通信频谱利用率低、联网漫游困难的现实，摸清了移动通信进入中国六年没有飞速发展的症结所在——高高在上的门槛将广大百姓拒之门外，也阻碍自身的发展之路。很快，部党组决定筹建移动通信局，实行专业化经营，并且直接上马当时最先进的数字移动通信网，以高起点、大规模的建设，加快降低老百姓使用移动电话的“门槛”。

上马第二代移动通信，使用谁家的设备制式是头号问题。是选择欧洲的成熟度更高的GSM技术，还是美国的性能更佳的CDMA技术，这一决策，融合了技术、市场、经济乃至政治的复杂考量。邮电内部、部委之间，存在不同的看法。在浙江嘉兴试点验证基础上，邮电部党组果断决策——就上GSM！“市场不等人啊，要尽快形成通信能力”。1994年10月，第一个省级数字移动通信网在广东开通。两年后，我国移动电话用户突破千万。

1994年，邮电部党组作出决策，一步到位直接迈入第二代移动通信——数字移动时代。图为吴基传部长试打GSM电话。

通信是典型的规模经济，“大规模大产出，小规模没产出”。蓬勃发展的移动通信事业需要大量资金，而海外上市，通过将发展潜力巨大的移动通信资产海外上市融资来解决网络建设资金无疑是一条上佳的出路。

红筹第一股 巨舰闯香江

国企海外上市，今天说来已经平平无奇，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却是名副其实的新生事物。

特别是对于国家垄断经营的电信企业而言，由于涉及国家命脉，想要将其剥离出来海外上市，绝对是一件“吃螃蟹”的事情。

随着“九七”临近，国际电信大鳄将目光盯上了香港的主体电信企业——香港电讯。为维护香港电信市场稳定，帮助实现通信主权顺利回归，邮电部受命收购香港电讯部分股权。由驻港的天波公司开始与股东英国大东公司的多轮谈判与洽商。

此举不但要冲破很多“禁区”，粗略计算，需要邮电部借贷上百亿元的资金。为了筹集资金，1997年3月21日，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以红筹股的形式海外上市，担当起搏击国际资本市场、将中国电信做大做强的历史重任。

红筹股是指在中国境外注册、在香港上市、中资控股和主要业务在中国大陆的股票。通行的做法是在香港注册一个“壳公司”，反向收购内地母公司资产，实现整体上市。1997年，国务院经过慎重研究，同意邮电部剥离广东、浙江两省移动通信业务先行上市的方案，其中包括将入网费算作业务收入等政策。上市日期定在1997年10月。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吴基传亲自坐镇下，一个最多时总数超过600人的上市团队开始开足马力如陀螺般飞快地运转起来。

由于没有任何模式和经验可循，又处在那样一个特殊历史时刻，可以说每一步都很惊险，不容有失，更不容有错。招股说明书和有关上市文字材料摞起来有几尺厚。吴基传最关心的内容是需要承担哪些责任，逐字逐句修改有关条款，并且亲自推动了各方在较高水平上确定了上市股价。就在上市前夕，1997年10月，金融风暴袭击香港。香港汇市、股市、期市出处硝烟弥漫，腥风血雨。正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刻，红筹股巨舰中国电信（香港）红筹股10月23日逆市上市，筹集资金42亿美元。

上市当天，股价大跌近20%。为了给关注首只红筹股的投资人打气，中国电信（香港）在海外上市的“资本运作推手”，时任建行行长、中金公司董事长王岐山专程赴香港参加上市庆祝酒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对中国电信的未来有充分的信心，因为中国电信的背后有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有一个改革开放逐步走向深入的中国”。

次日，股价反弹突破发行价。3个月后，中国电信（香港）入选恒生指数成分股，股价牢牢站稳12港元之上。0941的代号，被香港股民戏称为“九死一生”。

其后，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完成对全国全部省市区移动通信权益的收购。再经过两次更名，成为了“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红筹巨舰闯香江，开创大型央企海外上市的先河，使开放的中国通信业直面世界通信市场，与国际一流的同行面对面交流与竞争。正如吴基传所言“上市的目的当然与融资有关，更重要的是推动企业走向国际资本，企业管理走向国际规范。我们是中央企业中第一个独立上市的。后来也为其他央企上市提供参考。”

务实抓应用 腾飞互联网

1969年，美国几家军事科研单位之间用通信网络连起来，国际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的出现了。当时并没有人设想过互联网是个什么样，特别是那时计算机计算能力很低。在1973年问世并被持续不断改进的TCP/IP协议至今仍然是全球互联网得以稳定运作的保证。不过，互联网最早的应用。就是帮助人们查资料和发电子邮件。

为了发展互联网，邮电部专门成立了数据局。我国利用公网提供互联网服务始于1994年，从此，邮电开始大规模建设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此前，国内已有教育及科技部门两个互联网专用网。应该说，我们看得很准，发力很早，这也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坐拥8亿网民，中美网络巨头各有擅场的一个重要基础。

在上世纪90年代末，网络公司股价一路飙升，形成网络泡沫。泡沫汹涌的时候，似乎一切问题都能在网上解决。当时，邮电部已撤销，其职能由信息产业部与国家邮政局接管。吴基传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在他看来，鼠标毕竟不能替代水泥，图片也无法替代粮食。网上查资料是可以的，但下载不了面包馒头。互联网提供一个虚拟服务空间，但必须虚实结合，以虚带实，以实保虚，互为支撑并发展。

2000年11月，信息产业部在广东南海召开信息化现场会，推介当地教育和制造行业以网络应用推进信息化的好经验。务实推动信息应用的思路有力地感染了通信企业、当地政府。也加速中国移动推出“梦网计划”，帮助第一代中国互联网公司新浪、搜狐、网易等走出寒冬，迎来了信息时代的春天。

互联网走过大型机、PC机、门户网站、云服务几个时代，不断地吸取着各个专业领域的技术，始终发生着重大变化。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兴起之后，互联网影响就更大了，数字经济、平台服务也就应运而生。

互联网压缩了时空，创造了新的经济、社会形态，但其业务周期却非常短暂，一种创新业务的生命周期可能就十年计，竞争异常激烈，任何一种新技术新业务都不能包打天下。特别是互联网服务平台化以后，对长期习惯了放号经营的传统电信运营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管道不再是唯一的，别人也可以建了，如今建光纤比当年兰西拉光缆建设要容易多了。

改革忙分合 深化宜思量

上世纪中后期，电信垄断经营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尽管在各行业中电信发展速度最快，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最大，但其背负的批评和抱怨，也是最沉重的。社会上要求电信改革的呼声渐起。

顺应社会的要求，1993年8月，邮电部放开了增值电信业务市场。1994年联通成立，开创从电信这个巨无霸“体”外引入竞争的先河。1998年，新组建的信息产业部按照国务院要求，实施政企分开、邮电分营、电信重组。经过对中国电信两次大刀阔斧的改革重组，到2001年我国电信市场形成固网、移动均有巨头竞争的新格局。2008年，第三轮电信重组，形成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家势均力敌的全业务运营商。此时，我国固定、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双双跃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电信业走出一条“在发展中改革，在改革中发展”的道路。

以1998年信息产业部组建为标志，通信业拉开了政企分开、邮电分营、电信重组的体制改革帷幕。图为吴基传（中）为信息产业部揭牌。

市场竞争是一条不归路，昨天还在一个机房的同事，今天已经“各为其主”，改革已经把电信推进了市场。刚刚重组完毕的几大电信集团，不约而同地把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首要任务，启动了管理机制内部转制。

回顾电信体制改革的分分合合，吴基传认为：“改革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是促进发展，促进社会财富增长，满足人民的需要。说到底，人民邮电为人民这个宗旨，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变。通信行业就是要把用户真正地摆到主要位置，方便用户消费，并为用户提供服务”。

在规模小的时候，垄断有垄断的历史价值，规模大了就需要专业分开，精细化运营，所以邮电要分家，寻呼、无线要剥离，这是符合行业的规模特性与市场规律的。今天，信息时代大幕拉开，数字经济成为最具创新动能的经济形态，在此背景下，电信业的改革就不能再延续原来简单拆分的模式。

吴基传认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和数字知识作为生产要素，以网络作为载体，以数字服务和平台服务作为提高效率、效益的手段，它是一种平台化的服务。而平台服务已经进入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这个时候的电信改革就不是靠简单的分拆了。面向未来，应当深刻把握数字经济的特征、规律，重新定位通信企业的使命作用。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才能深化电信行业的改革开放。

大家说工业互联网是互联网的下半场，由于有了网络，有了平台，工业行业的社会分工会更细，而且和生产的时间、地点没有关系。生产方式的网络化、个性化、智能化，必然对生产关系、管理结构以及网络服务提出新的要求。

通信运营企业目前应认真研究并回答什么是数字经济的使命和挑战。传统KPI考核指标的禁锢束缚了管理层的手脚，似乎没有时间对未来进行眺望。无论是建设网络强国、维护网络安全，还是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中央全有政策，文件也出了很多。企业要善于领会精神，鼓励人们勇于担当、勇于探索。什么叫改革开放，上面只有精神，没有规则，更没有细则的时候，要有人敢想，有人敢闯，有人敢担责。

通信四十年 四靠四转变

概括邮电通信业发展的四十年，吴基传将其分为四个十年。每个十年有个主题，第一个十年主题是争取政策，第二个十年是大建设，第三个十年是既发展又建设还开展新业务，第四个十年是从基础设施迈向平台经济，提速降费、普遍服务，搭建“互联网+”的各种平台。

第一个十年是政策上进行准备，国家、各省市区政府给一些优惠政策，利用政策完成了起步工作，包括内部的结算、核算体制的变化。过去政企合一、独家经营，要为改革开放服务，就是争取各种政策，克服大锅饭，调动积极性。第二个十年是大发展的十年。通信手段供不应求，通信技术更新换代，就是如何寻找资源，乘势而上。第三个十年是发展加改革的十年。企业主体多了，相互之间怎么竞争。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深化改革。第四个十年是转型和外延拓展的十年。通信业的内涵扩展为信息通信业，通信网融入互联网，成为全社会和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

吴基传就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信息通信业大跨越的“四个转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中国信息通信业实现了四个重要转变。第一次转变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邮电部转变观念，确立了邮电为经济和社会服务的宗旨，实现了从为党政军服务的工具向社会经济服务并确定了通信是国家的神经系统的重大转变。第二次转变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信行业贯彻十二大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精神，重点解决打电话难的问题。第三次转变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党的十四大从理论上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机制，通信行业落实十四大精神，实现邮电从适应经济发展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第四次转变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信息通信业继续推进网络强国战略，落实提速降费，加快发展移动互联网、IPTV、物联网等新型业务，为数字经济和智慧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信息通信业何以实现如此波澜壮阔的跨越式发展，吴基传认为，有四条基本经验值得总结。一是依靠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引，二是依靠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三是依靠科技进步，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路子；四是依靠全系统广大职工干部的艰苦努力。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采访完毕，老部长摘下眼镜，微眯了一会眼，露出标志性的笑容。长达3个小时的回忆之中，他始终思路清晰，嗓音洪亮，谈吐幽默，不露倦容。倾听他对往事的讲述，信息通信业改革开放40年来的激情燃烧、风云变换似乎就在眼前，如此鲜活，生动。

向通信战线改革开放的老兵致敬，祝愿奋斗者永远年轻。

编辑：刘培钰

校对：梁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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