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访谈丨数字经济占GDP超1/3 新基建投资约1.2万亿元 新基建须科学认识与顺势而为

采访者：《人民邮电》报记者 朱筠

受访者：阿里研究院副院长安 筱鹏

　　　　北京邮电大学现代邮政学院（自动化学院）院长 闫强

新基建的融合应用覆盖30多个国民经济重点行业，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三分之一，对GDP增长贡献率达68%。来自工信部的上述信息显示，在全球处于数字化浪潮之际，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应用为主的新基建，正在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今年以来，旨在打造未来创新驱动型发展的基础、增加我国经济新势能的新基建，由于抗击疫情、拉动经济发展的需要已经按下加速键。中国银行研究院测算，2020年新基建七大重点领域投资总规模约为1.2万亿元。

在新基建被寄予厚望、市场积极响应的背景下，应该如何科学认识、有序规划，以便更好地把握机遇，顺势而为？就此，《人民邮电》报记者分别采访了阿里研究院副院长安筱鹏和北京邮电大学现代邮政学院（自动化学院）院长闫强。

比较中认清新基建

记者

新基建和传统基建有何异同？数字基础设施的特性是什么？

安筱鹏：我理解的基础设施是支撑经济社会运行的泛在服务载体，新基建和传统基建都具有支撑、泛在、服务、载体、连接等特点。

相比较而言，传统基础设施最核心的关键词是连接。工业时代传统的公路、铁路、水运、电网等的重要价值在于通过连接，实现物流、人流、资金流、能量流的大尺度空间流动。

新型基础设施的功能不仅在于连接，更重要的关键词是赋能。人工智能、物联网都是新的工具，可以帮助人们及供应链各环节提高工作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现在银行做出各种决策依据的是大量数据﹢精准算法的分析和运算得出的结果，这种方式也可以应用于教育、医疗等领域，企业及政府的管理中，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更重要的赋能在于新型基础设施降低了每个人创业、创新的门槛，可以激发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我觉得这是新基建和传统基建的一个本质性区别。

闫强：国家在推动新基建过程中，更加突出强调了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和传统基建相比，我认为新基建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新特征。首先是泛在。不论是5G、人工智能还是工业互联网，这些技术、应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和我们的社会生活、生产活动等紧密融合，人们不需要刻意去辨识新型基础设施的存在。其次是赋能。新基建在推动社会进步、传统行业转型升级、新技术和新应用创新发展方面的作用得到极大发挥，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将更加明显。以5G为例，今后5G的影响将重点体现在To B的领域，这也是5G与3G、4G 最大的不同。最后是变革，有时候也被称之为颠覆。在某些领域，新基建将推动传统行业多年来形成的固有模式的根本性变革。比如在教育、培训领域，随着算力、算法、移动通信等技术条件的日趋完备，5G﹢AR/VR、沉浸式教学将更加普及，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相比以往将发生重大变革。

记者

新基建赋能传统产业、各个领域的过程中，与互联网及互联网平台、应用的赋能有何异同，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安筱鹏：互联网主要是人和人的连接，其核心价值在于提高消费端的交易效率。新基建是人和物、物和物等多种要素的连接，其核心价值在于提高从交易端到生产端完整过程的效率，强调的是交易效率与生产效率的协同，是一个从局部走向全局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三点。第一，从认知的角度来看，互联网是人和人连接的一张网；而物联网是机器和机器连接、机器和人连接，连接中涉及的多种工业协议都很复杂，其挑战程度是几百倍、上千倍于互联网的。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对消费互联网的认知和理念、运用方法和规律套用到物联网领域。第二，互联网领域中一个产品、一个解决方案就可以适用所有人，而物联网领域中会形成很多垂直性、行业性的解决方案和平台，因此，在解决方案、商业模式、运行规律等方面，两者都有本质性的区别，To B领域不能套用To C领域的做法。第三，因为互联网提高的是交易效率，新基建提高的是生产效率，因此后者带来的是一个产业分工的深化、产业价值链的重构，这是两者之间本质性的区别。

闫强：从体系上分析，互联网平台及应用与新基建处于不同的层面。相较于互联网平台及应用，新基建处于更底层，其向上层提供通用能力、开放接口，从而可以发挥更大的赋能作用。而互联网平台及应用，更多的是在To B、To G、To C等不同领域，作为垂直生态的入口，激发各领域应用的活跃度。

传统产业如要得到新基建的赋能，那么一方面须突破产业发展中的一些痼疾、束缚，以创新思维拓展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和研判转型升级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早提升人员技能，以促进传统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协调中把握新机遇

记者

新基建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协调发展？

安筱鹏：搞新基建不能陷入“五官争功”的误区，对数字基础设施的认知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整体观。新基建要依靠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各种新的数字技术的集成，其核聚变发挥的巨大势能单独依赖某一种技术是不可能实现的。例如，5G作为一项先进通信技术，只有与物联网等技术、应用结合起来，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

协调发展是由两个因素驱动的，一个是应用的需要，另一个是技术成熟度。围绕商业场景存在的问题、社会各方面的需要，技术与应用相互影响，将通过持续迭代的协同发展方式创造价值。

闫强：大数据提供了数字时代的基本生产要素，人工智能从算法层面提供了数据分析的能力，数据中心等提供了数据分析的基本算力，5G移动通信提供了数据传输的基本通道；当数据要素、算力、算法及传输能力均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新基建也就水到渠成了。因此说新基建不是人为创造的一个概念，而是其各个组成部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历史产物。

记者

新基建会率先在哪些领域、区域发挥作用，带来哪些新的机遇？

闫强：新基建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伴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日趋成熟的，其已经在交通、物流、教育等领域显现出巨大的影响。新基建对传统工业领域的影响，虽然不是最先显现的，但一定是影响最深远的。当大数据、人工智能、5G与工业互联网结合在一起时，这些技术将推动传统工业的生产流程、内部组织架构等一系列变革，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被重塑，与此同时，一些细分领域的初创企业也将快速涌现和发展起来。

安筱鹏：我认为新基建发挥作用不分领域和区域的先后顺序。在过去半年多时间中，我们看到由于疫情的发生，它对医疗、教育、零售及政府等多个领域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对这些领域的转型带来的机遇主要取决于业务的需求和技术的供给度。新基建发挥作用的区域，主要取决于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普惠数字金融，可能在相对落后的地区创造的价值更大；云计算在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数字化转型方面，可能会发挥更多作用。

新基建是基于云数据中台、业务中台、IoT移动化的一套新的基础设施，与我们传统的IT架构基础设施有本质的区别。过去我们的基础架构，首先实现的是内部资源的优化、效率的提高，进而演进到一个组织跟外部的联系、合作，例如企业与客户之间构建一套解决方案。今年疫情给我们提出的一大问题就是，要从内部的IT架构走到基于云的解决方案。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这个进程可能需要5年或10年，时间尺度上是很难判断的，但是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合作中促进新发展

记者

新基建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及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安筱鹏：挑战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认识的误区。我们习惯于过分强调某一个技术的价值，当大数据出来的时候，过分强调大数据的价值；当5G来的时候，又去强调5G的价值。新基建最本质的技术逻辑是数据﹢软件﹢算法所带来的精准服务，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其中数据与物联网、传感器等技术相关，算法与人工智能、软件、5G等技术相关。第二个是认知变化带来的政策体系的变革。劳动力、土地、资本、知识产权等新要素进入市场体系，总是伴随着新的产权关系的创新。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也需要不断突破传统的产权观。第三个是在此基础上新的理念、管理、法律等整套体系要跟上。数据生产力的变革带来的是生产关系、组织、管理、文化等一个体系化而非某一点和局部的变革。

闫强：当新基建将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时候，人类社会的运转越来越依赖底层的数字化平台，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将变得至关重要；大数据带来的数据安全问题、网络智能化带来的社会风险将更为突出，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新业态带来的安全问题也将更为复杂多变。

记者

在促进新基建的健康发展中，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相关方如何发挥作用？

闫强：新基建的健康发展需要政产学研多方通力合作。对于高校而言，今后将进一步加强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紧盯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前沿，在学术研究中更加注重前瞻性，更加注重学科交叉融合。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成立了“北邮-华为学院”，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不断促进北邮人才培养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

安筱鹏：第一，从时间尺度看，从传统的基于IT的基础设施切换到新基建解决方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第二，这是一场技术的核聚变，需要政府、企业及研究院、大学等机构协同推动完成，而不能仅靠某一方面的力量。第三，从新基建应用角度讲，政府、企业等各方面要给予更多的支持。我们话语体系中的新基建，在国外就叫做技术架构的迁移，从IT时代迁移到DT时代。在这场大迁移的过程中，全球所有的公司无论是英特尔、IBM、微软，还是中国移动、华为、阿里等所有中美企业都在围绕这个大转型布局。中国的消费互联网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但是在基于云的应用方面，我们的传统企业从全球角度来看是比较滞后的，需要创造环境和条件，使得大家能够积极拥抱这场技术变革。

编辑：柳红 梁晨

监制：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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