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孟凡浩：后疫情时代，何为未来建筑？
2020年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东西半球相继陷入混乱。一些旧有的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和可能性正在被孕育。各行各业因疫情有了喘息和思考的空间。以营造人类实体空间为基础的建筑界，同样如此。
早前，因疫情原因，202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官方宣布，将双年展开幕时间由5月23日推迟至8月29日。在全世界共同面对疫情考验的当下，在全球化面临质疑的同时，由黎巴嫩建筑师哈希姆·萨尔基斯（Hashim Sarkis）担任策展人并提出的双年展主题——“我们如何共同生活（How will we live together?），显得无比贴切而具现实意义 。作为今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主题展中国大陆唯一受邀参展建筑师，孟凡浩将携其团队近些年实践的三个建筑项目——富阳东梓关回迁农居、飞蔦集·松阳陈家铺和渔乡茶舍参展。它们分别从新型社区构建、存量建筑再利用、公共空间营造三个层面回应了一个共同的时代主题，即在中国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和建设中，中国建筑师如何为中国乡村的现代转型和未来发展探索出一条富有建设性和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孟凡浩及其创立的“gad · line+ studio”，一直致力于城市和乡村双线并行的创作实践，他主张消解二元对立的格局，实现城乡生活的融合与共生。面对此次疫情给建筑界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孟凡浩坦言，建筑在过去一直被狭义地理解为盖房子，盖好看的房子，盖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房子。搭乘中国迅猛腾飞的经济浪潮，中国建筑界走过了一段辉煌的日子。而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如何重新理解建筑的内涵？在全球化遭受考验的今天，不同地域、民族的人们该如何看待彼此，又如何共同生活？而作为人类新的空间契约的组织者和架构者，建筑师又将如何重新定义和看待自己的工作？
艺术中国以此为出发点，与他进行了对话。
Q:今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主题是“我们如何共同生活”,对比当下，再重新看这个主题，你有哪些新的理解？它为全球建筑界提出了哪些共同的挑战？
孟凡浩： 疫情前后，我对这个主题的理解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前我们谈“共同生活”不会产生特别强烈的共鸣，算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现在，“如何共同生活”可能是对当下的社会焦虑非常准确的一种描述。当每个人被隔离在单独的物理空间时，才会意识到，过往习以为常的共居生活是多么难能可贵。但同时，从个体、家庭到社区、国家，再到整个星球，波及全球的疫情让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特别感同身受。那么，我们该怎么去打破彼此的边界，怎么共同面对和度过这场危机，让这个主题在当下变得极有意义。
Q：疫情给建筑界带来哪些影响？业界对此有没有一些共识的声音，或者有没有一些过去被大家忽视，现在重新被关注的问题？
孟凡浩：我们在做空间营造时，有一些概念会被经常提及，比如共享、公共空间、公共性等。包括政府也曾尝试推广西方的开放街区的模式。疫情也触发了我们反过来思考公共性的问题，在信息共享的时代，共享性、公共性是否只能在物理空间的层面去回应？比如说，当我们被隔离在家时，就不存在公共性，就没有公共活动了吗？其实都有。通过电子屏幕，我们就可以实现虚拟空间的社交和信息的开放共享。技术革命后的时代巨变，建筑师应该如何去回应是当下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建筑学这门学科，过去一直以建造为核心，它建立在硬世界的基础上，强调物质性，强调永恒。但是现在，统领世界的法则从“硬世界”向“软世界”转变的背景下，传统建筑学在未来将面临很大的冲击和挑战。
Q：因为疫情，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已经被推迟，目前展览的筹备近况如何？
孟凡浩：上周，我刚刚收到总策展人团队发来的邮件，双年展将在推迟了三个月之后如期开幕。我们已经根据这个时间节点做了计划和安排，包括装置作品还在制作中，预计6月份会陆续运往威尼斯。
Q：此次你的团队共有3个建筑项目将赴威尼斯参展，作为主题展上唯一的“中国（大陆）方案”，它们将分别从哪些层面回应总主题？
孟凡浩：这次我挑选了三个实践项目参展。第一个项目是杭州富阳东梓关回迁农居。它其实是一个新型乡村社区。这个社区不再是过去传统的乡村聚落，里面有很多混居的城市人群和相应的建筑形态，包括民宿、茶室、艺术家工作室等。这个新型社区恰恰回应了双年展主题希望探讨的，也就是不同群体、不同背景的人如何在其中共同居住、生活的问题。
第二个项目是为城市人来乡村度假服务的飞蔦集·松阳陈家铺。我们将当地两栋已经破烂濒危的传统民居，通过设计改造和更新升级为一个小型的民宿度假设施，包括将屋子里已经腐烂的木结构换成轻钢结构，将内部的居住空间与外部的山野风景建立联系。第一次去现场看地时，我们和当地村民说，要把这两栋危房改造成客房，以后每晚能卖1000多元，当时村民听了都觉得我们是在开玩笑。因为他们知道，县城最高级的五星级酒店，客房每晚也就300块，这酒店在村民心目中像宫殿般存在，所以他得知他家这个破房子可以卖1000元每晚的时候，觉得不可思议。现在事实证明，我们不仅做到了，还比原先预估的价格多了一倍，这是村民以前不可想象的，也是通过设计将乡村存量空间激活并产生了价值。
第三个项目是在建德九姓渔村的一个城乡共居的聚落，渔乡茶舍，一个全混凝土的房子，是其中的一个公共空间。我们希望它既可以承载未来在文旅发展层面上的功能，村民们闲暇时也能来这里喝茶交谈看风景，给这片聚落提供一个可供不同人群共同生活的共享空间。
这三个项目，一个是新型社区的构建，一个是存量建筑的改造再利用，一个是新型乡村公共空间营造，以三个不同的角度展现了我们在不同乡村环境中的策略和态度。我们希望通过空间设计，体现它的社会性和包容性，激发和强化社群关系，打破城乡“围城”，最终能真正影响和改善村民以及城市群体的生活状态。
Q：中国当代乡村发展的大规模和多形态在全球是前所未有的，尤其近些年，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艺术乡建、设计乡建类的项目非常多。对此，你有哪些观察？
孟凡浩：的确，乡村在近些年是全社会的一个热点领域。政府、开发商、建筑师、艺术家、各方力量和资本都在涌入，这给乡村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总体来说，我认为大家对乡村的建设和改造还处在一个摸索阶段，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可复制推广的乡村振兴模式。
就我的观察，目前围绕乡村的振兴模式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因为政府管理者的定期更迭，导致这种模式的延续性欠缺；第二类，是地产小镇模式。它本质上更像是一种城市化的蔓延，能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为资本实现经济利益的回报，但是跟真正的原住民之间并没有发生太多关系，根本上遏制不了乡村衰败的趋势；第三类，是文旅模式。这种模式其实是能够跟原住民，甚至跟村集体有一些合作，它能够让原住民迅速实现物质脱贫，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原有的文化根基，比如乡村传承已久的风俗、信仰，可能会遭到破坏；第四类，就是文化艺术介入乡村的模式。往往始于情怀也止于情怀，缺乏可持续性；第五类，是民宿模式。它更像是一群城市精英的田园梦，相对起步比较容易，但从整个乡村振兴的社会层面来说，它的意义还是有些狭窄。
当然现在也出现了多种模式的混合介入，我们最近在山东九女峰做了一个尝试，与投资方、运营方共同协作，完成了从策划、规划、建筑、室内、景观、运营、产业导入的全产业链乡村振兴实践。目前效果初现，项目已成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游客激增，贫困村成为游客慕名前来打卡的“网红村”，村民资产增值明显。
总之，乡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体，建筑师的空间营造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通过政策支持、体系营造，真正解决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文化这些系统性问题。
Q：政府有保护当地传统村落和文物遗产的需求，居民有现代性的空间要求，还有资本，以及作为建筑师的设计表达，你如何把握其中的平衡？
孟凡浩：这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现在，有的建筑师为了回避在城市盖房子的一些限制与束缚，而选择逃离到机制非健全的乡村做纯粹自我表达的实践。但其实相比城市，乡村是一个更复杂的生态系统，势必会对建筑师提出更严苛的要求。政府、原住民、投资方等，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需要建筑师从中综合协调各方的利益，经过整合，相互借力，促使大家共同朝一个目标前进。
Q：以杭州富阳东梓关回迁农居为例，从传统民居到具有地域性符号的建筑，在这一转化的过程中，你遭遇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孟凡浩：很大的难点，在于如何与村民们沟通，改变他们过去的观念。这个项目是政府委托我们建造的，最开始村民们是不理解的，认为给他们增加了额外的成本。
我作为一个城市建筑师，真正进入乡村之后，我自己的观念也受到很大冲击。建筑师对传统民居都有一种情怀，但是村民们不这么想，他们一心想逃离那些房子。在村民们看来，欧式罗马柱才是财富的象征，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向他们传达我们的设计理念是非常难的。
在经历过这个项目后，我觉得，建筑师在介入乡建的过程中，一定要克制自己特别个人化的自我表达，不能将自己先验性的思维强加在他们身上，要说村民听得懂的话，将更多的话语权让给村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建筑师更多的是一个专业和职业的身份，去辅助真正的使用者，完成一种由下而上和由上至下的双向互动、协调和平衡。
Q：你将杭州富阳东梓关回迁农居看作是一种超越城乡的新型聚居状态。这种“新”体现在哪里？有哪些公共设施、公共空间层面的考量，可以包容和调和不同人群的生活差异？
孟凡浩：今年参加双年展，我提出的核心理念就是城乡的共生融合，尝试打破农村-城市二元对立的传统认识和思维定式。
而回迁农居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它是城市化进程中对乡村形态的重新定位。它本身并不是那种缓慢发展起来的传统有机村落，村民们的生活方式和居住形态都发生了变化。我们一面要满足他们基本的生活需求，同时为了乡村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更需要产业的更新植入。这种“新”是帮助原住民进行 “自我更新”，也为城市人在这里提供全新的生活体验。
公共设施和公共空间的创造是随着设计的推进产生的，我们在东梓关村建造了村民活动中心，相较于当代大多数村民活动中心因长期封闭而失去活力的使用状态，我们以小尺度空间单元、流动的空间体系、本土化的材料语言和自发性的建造手段，为村子里的不同群体创造了一个灵活多用的共享空间。集会、看戏、电影放映、棋牌娱乐乃至红白喜事都发生在这个小村落的大屋檐下。
在如今互联网的背景下，城市和乡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模糊之后的结果就是融合。中国有非常多回迁民居，最后未必全是原住民在使用，会出现一些新型的居住群体。比如，在浙江、上海，有些退休老人，他们会从城里面搬到乡村租住，一住就是半年；还有一些年轻人会跑到这里来开茶室、民宿或者做工作室。
我们在浙江丽水建了一处“松阳原舍”，在这个项目中，人群需求和建筑设计互为引导，经营性民宿、可出售的乡村度假屋、村民回迁安置房多种人居空间同时存在，不同的建筑表达使得多种功能在同一区域里得以共生，多元混居场所随之形成。这些混居群体，会对共享空间、文化空间产生新的需求。如何满足他们这些需求，并让他们和谐共处，这一切最后一定会映射到我们的空间生产中，也是一种城市乡村人群聚居新模式的探索。
Q：你提倡乡村的现代化，而不是一味追求风貌控制。我们怎么理解这种“现代化”？
孟凡浩：乡村和现代化肯定不是一个矛盾体。任何事物都是有时间性的，也就是我常说的与日俱新。欧洲的乡村，田园风光的自然中也有不少新建民居，也没有完全承袭旧的居住设施，会通过更新和改造，以便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去年我们在泰山旁造了一片“云”——九女峰书房，无论是空间形态还是建造手法，它都是一个符合现代观感的书房，在这样一个亟待激活的村落里，它承载着现代人对山间美景和品质生活的需求，建成后更是引起外界关注，产生社会流量，九女峰书房所表达的“乡村现代化”就是我们不去一味地追求复古，而是基于项目本身的诉求产生的回应策略。
所谓的“乡村的现代化”，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代化，而不是我们喊着口号要让它现代化。因为很显然，现在的农民不是以前穿着马褂踩着马车的农民了，乡村也不再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居住聚落了。它的产业变了，人也变了，人居住的房子肯定也会变，一定是同步更新的。
Q：中国整体的设计界在告别了过去对西方设计的参考和焦虑之后，开始转向对自我现实的观照。你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建筑设计经历了哪些蜕变？
孟凡浩：我们这代中国建筑师很幸运，正好赶上了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浪潮，我们用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近百年的城市化进程。库哈斯曾经说过，中国建筑师的数量是美国的1/10，用1/5的时间建成美国5倍的建筑量，算起来工作效率是美国的2500倍。中国建筑师这些年以这样一种单位时间的效能完成了超级规模化的建设。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面临种种机会，比如近年来大热的乡村振兴激活、地域建筑实践、历史街区更新等等。
正是在大量的实战中，中国建筑师取得了巨大进步。过去我们以西方和日本为模板，大量汲取信息和营养，近20年应该是一个补课的状态。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建筑师有了基本的文化自信。你看最近几年，中国建筑师屡屡站上国际舞台，斩获国际奖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思考中国本土建筑的未来。过去，我们为世界贡献的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经历了快速城市化，我们也逐步进入存量时代。市场的需求总量减少后，建筑界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的冷静期，让我们可以拓展思考的深度和广度。我们未来可能要做的是，输出文化，输出理念，建立根植于我们自己文化的体系。我相信，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建设中，一定会催生出不一样的建筑师，不一样的建筑设计机构，以及有中国特色的、差异化的空间生产模式。
Q：今年威尼斯双年展将关注建筑师作为“空间契约的诚挚组织者与监护者”的身份，你如何看待这样一种身份描述？
孟凡浩：建筑师身份的边界在变化。过去，人们看建筑师就是一个工程师，是解决问题或盖房子的人。而当下，建筑师的角色更像一个组织者的角色。比如一些乡村项目，光靠建筑师是不行的，需要很多学科的人共同介入，建筑师就必须具备综合性的知识背景，才能整合一个综合性的团队，从多维度展开工作。所以，策展人对建筑师的这组身份描述是与当下的社会结构、政治环境和我们身处的这个多元化的世界有关，建筑的身份边界更偏社会化了。
Q：近来，一个比较热的社会话题是“附近的消失”。各种技术手段的出现，直播、外卖、快递……人们对“即时性”的需求越来越强，对“附近”的空间感受日渐丧失，包括虚拟空间对现实空间的挤压。在这种趋势下，你认为未来，在构建现实社群、社区和建筑个体上，建筑或有怎样的改变和未来？你如何看待这种趋势？
孟凡浩：对，现在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互联网的力量在日益增强，物理空间好像没有过去那么重要了。每个人通过一个屏幕就可以社交。线上商城、快递外卖等等，都在冲击现代城市的空间价值格局。大数据、物联网的迅猛发展，人的需求被信息化为数据，这使得未来城市的空间资源分配格局可能会依据人的数据而重组迭代。
但在这种趋势下，我依然相信实体空间有它自己的一些优势，比如线下社交体验的乐趣，餐饮、娱乐业的即时体验。无论是实体空间还是虚拟空间，归根结底，不能忽视 “人”本身的真正价值，技术终归还是一把双刃剑，关键是看我们怎么去运用。
Q：近些年，你所实践的这些乡村项目，对你个人的建筑理念有哪些影响和反哺？
孟凡浩：过去，我可能是一个传统建筑师的思维，觉得学了建筑，就要把房子盖漂亮。最近几年做的这些乡村实践，在保证了我一直坚持的空间品质的同时，我开始尝试通过自己的设计，去回应具体、现实的问题，并提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就像19年我们受邀对一个山东的省级贫困村进行规划设计，我们称这个项目为“故乡的云”，是离家在外游子的回乡之路。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从项目前期策划定位就参与一起制定任务书，与后期运维团队密切交流，将建筑设计主动和上下游产业链融合。各方力量的积极投入，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得以修复，流失的原住民返乡创业，落魄的小村庄成功脱贫……这些看起来都是建筑师职责之外的事，但又恰恰因为建筑师的介入而发生，投资方、政府、村民都获得了收益，政府部门也将这里设置为 “乡村振兴”典范，省级、市级的领导班子带队参观，给予肯定和政策扶持，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期间接待游客达上万人次。这是通过设计为乡村带来的价值溢出，这个价值不是眼前的物质价值，更多的是一种社会价值、生态价值，是一种对未知的探索和尝试，也是建筑师在当下的社会性和责任所在。
像在这次疫情中，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方舱医院”快速实现了建造装配，我相信那些建筑师，他们一定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因为在这种危机之下，凭借你的努力和力量，最后得以拯救更多人的生命。所以，建筑师不能永远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技术人员或工程师的角色范畴里，应该多介入一些社会问题，同时要勇于批判，敢于回应，在社会、经济等顶层领域释放建筑本该有的力量。
202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主题“我们如何共同生活（How will we live together?）”由策展人、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筑与规划学院院长Hashim Sarkis提出。Hashim Sarkis进一步说明：“在政治分歧与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空间契约。我们希望建筑师们想象一个大家一起好好生活的空间：即使每个人之间越来越不一样，我们仍希望与他人、其他物种之间有所连结，不管是在实体空间或是网路世界皆然。”
Hashim Sarkis认为可以从许多不同层面来讨论“一起生活”：“一起生活的家庭需要更多元、更有尊严的居住空间；一起生活的新兴社群需要的是平等、包容与对空间的认同；跨越政治边界一起生活，则需要对地域关系的全新想象；在面临环境危机的地球一起生活，需要全世界一起付诸行动努力。”（致谢孟凡浩建筑师及“gad · line+ studio”，采访人、编辑/台馨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