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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之名,高校导师就可以拒绝思想政治工作了?

2018-04-02 徐实 观察者网 观察者网

► 本文来自风闻社区网友 @徐实

最近,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坠楼身亡的消息,再次引发舆论对高校导师制的关注。根据陶崇园家人的爆料,陶的导师王攀粗暴干涉其个人生活,不让陶崇园正常毕业、强迫他报考自己的博士研究生,甚至占用陶崇园大量个人时间给他做私人家务。

无独有偶,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生蒋某于2016年坠楼自杀,生前曾透露其导师张代远对其学业有不合理的要求,导致他无法正常毕业、就业,对人生失去了希望。南京邮电大学经过调查之后,取消了张代远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并对其停职。还有年初的西安交大博士自杀事件,其和导师的聊天记录曝光后,外界对于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大为惊叹。

近年来,高校师生关系的丑闻早已不是个案。可以说,克扣研究生津贴、恶意拖延学生毕业等明目张胆的剥削行径,在当下屡见不鲜。哪怕在一些知名高校,也有某些导师的恶劣行径在学生群体中口口相传。高校的师生关系出现这么多问题,与高校教师的世界观有直接关系。坦率地说,当下某些高校教师的恶行,放在二三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二三十年前的校园氛围可比现在单纯得多——当年在高校里掌握话语权的,大多是有情怀的老科学家。庆幸的是,我在求学路上曾和这一代有情怀的老科学家有过交集,亲身体会了他们的高尚情操和思想境界。从年龄上说,这一代老科学家真是受党的教育成长起来的。他们认为自己成为科学家得益于国家的培养——既然平台是国家给的,那就该多做实事、多培养人才来报效国家。他们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学生,尽可能地把自己的真才实学传授给学生。我曾见过博士生导师去宿舍找本科生恳谈,鼓励他们将来到自己的实验室读研究生,而且真诚地为学生们未来的发展做出考虑和规划。当年我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的时候,也曾经幸运地遇到这样一位恩师:博导刘兢教授对我这个本科生的研究工作多有指点,使我在她实验室里受益颇多,日后得以比较顺利地开展科学事业。因此,我对这一代老科学家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们以身作则,用崇高的理想和行动诠释了“为人师表”。

一代人的时光匆匆而过。现如今,高校里掌握话语权的多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这批大学生。其中有一部分人在青年时代受到西方思潮很大影响,世界观中充斥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成分。这部分人抱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自己拥有的东西完全来源于所谓“个人奋斗”,完全不考虑国家对他们的培养与政策扶持——这当然是很不客观的。这部分人进而认为,既然他们凭借“个人奋斗”获得了一切,那就不需要承担对他人、集体、国家的责任,个人的利益高于一切。高校师生关系中不正常的状况,其实就是这部分人身上的个人主义被进一步放大、登峰造极的产物。

这些盘踞在高校中的个人主义者,毫无大局意识,一心只想着如何牟取更多的私利。他们热衷于在高校里争夺资源,一旦得势便沦为垄断资源、尸位素餐的学霸、学阀,让成长中的青年教师苦不堪言。他们对于学生则没有怜爱之心,把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榨取学生的剩余价值。我在此讲讲中国科技大学的几个真实案例,供各位参考:

博导Y教授是十几年前从美国引进的人才。此人为了多发表论文,招收了大量研究生,远远超过实验室空间的正常承载能力。于是,此人给实验室的研究生排班,一天几班倒,以致某些研究生不得不深夜前往实验室通宵工作,对身体伤害极大。更加令人发指的是,此人要求自己的博士生一律不许结婚、在校期间必须玩命干活,否则就拖着不给毕业证书。

博导G教授没什么诚信的观念,给研究员、博士后许诺的解决编制最后都成了“画大饼”,导致为他卖命多年的青年人才一无所有。而且此人热衷官场、喜好社交,竟然声称要专门招几个能喝酒的研究生,用于社交场合的各种应酬……

博导S教授江郎才尽,近年来缺乏像样的学术成果。此人不从主观上找原因,却将学术上的无能归咎于“研究生不够努力”。于是,他在实验室装了好几个摄像头,严密监控研究生每时每刻的活动;他甚至还给实验室安装了一部指纹打卡机,强制研究生每天留下出勤记录。

即使在国内知名高校里,某些病态导师把研究生当作劳工乃至私人仆役的事例也屡见不鲜。与从前相比,师生关系的佳话少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演化成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种种恶行,显然不能用“事出偶然”来解释。深刻的根源在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长期软弱、涣散,并未在道德层面上形成对高校教师的有效制约。这类问题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

• 许多高校无论是从外部引进人才,还是从内部培养教学骨干,都存在“重才不重德”、“一白遮百丑”的价值取向。只要高校教师能拿到经费、发表论文,学校并不在乎他们是否“德不配位”。也正因为如此,某些高校教师才会有恃无恐,肆意压榨研究生。

•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主义仍然非常严重,对为人师表的高校教师缺乏必要的道德教育。许多高校教师实质上游离于思想政治工作之外。

很多院系党委的权威不足,无法有效约束高校教师的言行。个别高校教师甚至动辄以“普世价值”、“自由思想”为借口,拒绝院系党委正常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只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软弱涣散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观,高校师生关系的异化就难以杜绝。知识分子并不必然高尚,衣冠禽兽大有人在。院系领导、教授博导之类的头衔并不代表什么特权,更不是什么丹书铁券;拥有这些头衔,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受道德约束和党纪国法的惩治。

某些高校高校教师自己的世界观就很混乱,以为自由就是不受约束、想干啥就干啥。这天底下就没有这样的自由——哪怕是号称“自由”的美国知名大学,普遍为教学道德设立严格规范,校方对此拥有解释权。高校教师入职时需要接受必要的道德教育,这叫做“有言在先”;此后任何违背道德规范的行径都将被视为“明知故犯”,招致校方的严肃处理。

例如,美国南加州大学校方制订的教学道德规范中,就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条款:

严禁老师和自己的学生谈恋爱。任何形式的“表白”都会被视为对学生的性骚扰,必须追究老师的责任。

号称“自由”的美国大学为何禁止师生恋?其实这项规定很有道理——师生关系本来就不是完全平等的。老师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给学生所学课程打的分数,对学生研究项目的安排,都有可能对学生的发展造成深刻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大学必须为处于相对弱势的学生提供保护机制。否则,老师很可能以手中的资源作为筹码逼迫学生就范,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2008年轰动一时的“中国政法大学弑师案”其实就源于这种关系:该校法学院教授程春明以保送研究生的资格为诱饵,与女学生发生了性关系。女学生的男朋友得知此事后,情感上难以接受,一怒之下将程春明砍死。这个事件当中没有赢家,假如校方能够通过有效的道德约束防止师生之间出现不伦关系,那么压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血案。

痛定思痛,要想从根本上消灭高校师生关系的不正常之处,必须切实抓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而高校党委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伟大的思想家韩非早在2200多年前就曾指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高校党委要想树立权威,就必须将赏罚之权切实把握好——用好了赏罚之权,才有可能在道德层面对教职人员进行必要的严格要求,绝不能搞当代版的“刑不上大夫”。

具体说来,切实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道德规范,有以下可行的途径:

• 破除人才引进和培养过程中“重才不重德”的错误倾向。如果研究生受到导师的不公正待遇或性骚扰,一经查实必须严肃处理。取消研究生招生资格等于断绝导师的命根子,可以起到杀鸡儆猴、惩前毖后的作用。职称评定、科研经费分配等工作中,采取“师德一票否决制”。

• 为保护处于相对弱势的学生,高校应普遍建立专门的投诉机制和独立调查机制。历史经验证明,“自查自纠”往往是低效的乃至无用的。所以师德问题的调查权不能放在院系内部,而必须有校级监察委、纪委的参与。这样才能保证研究生在有理的前提下,一告一个准。

• 不能局限于事后监督,而要通过预防机制避免师生关系异化,对高校教师形成必要的道德约束。高校应当普遍建立教学道德规范,并将定期学习教学道德规范作为对高校教师的强制性要求。

对于严重的师德事件,比如对学生进行性骚扰、恶意延迟学生毕业、把学生逼出抑郁症等等,不仅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还要追究院系的领导责任。唯有如此,才能客观上促使院系党委切实承担起维护正常教学秩序的责任,平时防微杜渐,是不是出事之后试图捂盖子、补窟窿。

高校师生关系的异化,使得本应与社会化大生产匹配的人才培养,堕落为封建行会的学徒制;使得本应美好的师生关系,堕落为人身依附的关系。不仅学生个人的前途受到负面影响,科教经费的投入产出比也相应降低了,所以国家才是最大的输家。知识分子并不必然高尚,必须以坚决的手段将无耻之徒从高校清洗出去。当代中国真的不缺人才,没几个臭鸡蛋就做不出好蛋糕了?谁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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