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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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将动员1000万青年下乡？有人又带节奏
近日，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部分媒体、自媒体择其一点或择其几点，拎出了诸如“干大事！国家计划3年内动员1000多万青年下乡”这样的夸张标题，引起人们的关注。
可是翻开文件原文，讲的不过是“到2022年，力争组织超过1000万人次大中专学生，参与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1000万人次，翻转成1000多万青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简写成“下乡”。一些人听风就是雨，搞出个“大新闻”。
笔者在学生时代自身参与过、作为指导教师也带队指导过大学生暑期“三下乡”活动，目前也在国家级贫困县挂职近一年，对于大学生下乡这一话题，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些误解。
“三下乡活动”不是
“上山下乡运动”
所谓“三下乡”，是指涉及文化、科技、卫生三方面的内容“下乡”，本质上是现代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相关知识的“下乡”。这个工作既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城乡一体化和国家内部区域间梯度发展趋势的自然产物，类似汽车下乡、家电下乡、资本下乡之类，我们不早就习以为常了吗？
“三下乡”最早的推动主体，就是共青团系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团中央首次号召全国大学生在暑期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到了1996年12月，中宣部、国家科委、农业部、文化部等十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从1997年起，“三下乡”活动开始成为多个部门协同推动的全国性活动，持续至今。
与此同时，大中专学生的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它充分利用高校学生暑假较长的闲暇时段，集中性地开展送技下乡、送教下乡、送法下乡、送医下乡、送艺下乡等。而其他部门如地方科技、卫生、教育主管部门，则多倾向于选择每年年初到春节之间，开展“三下乡”的集中示范活动，兼与“送温暖”活动相叠加，发挥更好的效果。
因此，无论是团中央在暑期组织的三下乡社会实践，还是其他部门在年初组织的三下乡送温暖，都既是一种常规性的活动（至少持续20余年），也是一种限时性的活动（最多不超过一个月）。这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特定历史背景和经济社会条件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完全是两码事，没有可比性。
那么，“力争1000万人次”的这个数字是否合理？我并没有查到最近几年的暑期三下乡具体人次，但如果从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2831万人（这还没统计中专学生）这个基本盘出发的话，三年时间动员1000万人次的大中专学生参与暑期的三下乡活动，并非一个遥不可及的miss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
应当指出，“送X下乡”的这个说法，诞生于城市对于农村存在绝对“势差”的年代，固然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现代化浪潮席卷“落后农村”产生的某种优越感。
事实上，今天的三下乡活动的组织策划和具体执行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高校管理者、教师、青年学生深刻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城市青年与农村农民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前者可以给后者“送去”现代科技、文化、卫生知识；后者也可以为前者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理解真实中国、历练完善自我提供一个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留下一段值得珍视的人生经验。
换言之，今天的农村依然需要青年的关注，但今天的青年也有更强的兴趣扎根中国大地做研究、做学问，到农村寻找俯拾即是的各种值得研究的问题、课题，把教室里和头脑中的设想在农村土地上开花结果。不再是农村农民单向度地有求于城市、青年，而是互相需要、互相教育、互相依赖。三下乡正是满足双方这种一拍即合需要的平台之一。
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以前随社会学家曹锦清先生到农村调研，他也转用这句话来告诉我们青年人到农村去应当持有的基本姿态。
我们不是拯救者、更不是教师爷，我们做种种调查研究，本身是有利于自身的见识提高和人格成长，耽误的是人家下田种地的宝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有所增益、有所感悟，首先要感谢人家的不吝分享和交流，谦虚老实地做好学生。
而当我们经常性地深入基层、了解农村、交往农民之后，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到另一个地方再跟人交谈时，逐渐也能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议，也许让对方也能有所启发、有所受益。这时的交流就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即便此时，作为青年学生，也要懂得向实践学习、向人民学习且学无止境的道理，才能走得更长远。
志愿服务，助人自助
为了更好说明问题，我举几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上海财经大学的千村调查。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我所在的上海财经大学开启了“走千村，访万户，读中国”的“千村调查”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十一年来，累计18489人次调查走访大陆地区32个省区市的10184个村庄、近13万农户。
这是一门开设在田间地头的社会实践课。农村生源的学生返回自己的家乡，打开对他们而言习以为常也因此习焉不察的乡土中国“黑匣子”；从小生活在大都市的青年人则第一次深入农村，认识真实的基层社会结构。这是任何课堂学习都无法替代的。
需要指出的是，“千村调查”还仅只是学校在“三下乡”活动之外的自选动作。深入农村绝不仅仅是青年学生的需要，学校里每年都有很多海归教师踊跃报名，争抢30个固定观察点的定点带队指导教师名额，这既是海归教师国情教育的重要场所，也是他们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平台，千村调查成为一条融国情教育、科研训练、创新实践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路径。
另一个例子是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在我的挂职所在地云南省元阳县推进的一个项目。元阳是国家级贫困县，但这里也有闻名于世的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阿者科村地处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内，海拔1880米，全村共64户，479人，是典型的哈尼族传统村落。阿者科同时也是第三批国家级传统村落，村落景观独特，尤其是蘑菇房较成规模。但随着现代性进入，人口外出务工，村落空心化严重，传统生产生活方式难以为继。
阿者科村内经济发展缓慢，人均年总收入仅3000元，是元阳县典型的贫困村，脱贫任务艰巨。另一方面游客自由进出村庄，旅游接待散漫无序，村内脏乱差。2018年1月，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团队应到元阳梯田区实地调研，专门为阿者科村单独编制《阿者科计划》。每年派一名硕士研究生常年驻村，并与当地团委干部一道，以项目制方式推动计划的执行。他们完全以一种科学研究的态度介入村庄社会治理，激活本土资源的内在活力，让农民组织起来，改善人居环境、保护传统村落、拓展旅游增收途径。
2019年3月8日的哈尼族昂玛突节，阿者科村举行了第一次旅游分红大会。已经硕博连读的驻村研究生小杨，每天在朋友圈分享他拍摄的日出日落，村里的大人孩子早就跟他打成一片，他正在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往返中勾勒自己博士论文的宏大框架。是谁帮助了谁，又是谁教育了谁？这个问题还重要吗？
元阳梯田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而且，除了“三下乡”这种短期社会实践之外，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等部门也开展有西部计划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等一到两年不等的长期志愿服务计划。研究生支教团是每年在大四学生中根据自愿报名和各方面成绩、面试情况综合确定，入选者具有研究生资格，但需先到学校对口支援的贫困地区中小学作为教师支教一年。
西部计划起始于2003年，想必大家对当年春季突发的“非典”还记忆犹新，当时人们并不清楚这个局面什么时候能够得到控制，是否会影响到当年毕业季的大学生就业。要知道那一年正是1999年扩招政策之后的首批学生毕业的年份，作为未雨绸缪的应对举措，当年出台了西部计划政策，相当于以国家购买服务的方式，出资鼓励大学生到西部贫困地区基层志愿服务，服务期满后在求学、就业等方面再给予一定的政策鼓励。
话虽如此，但从我近些年作为评委参与本校研支团和西部计划面试的感觉来看，绝大部分学生都不是为了一个保研的名额或一个过渡性的就业岗位来申报的，很多具备很好条件的学生非常踊跃地来竞争这一到基层志愿服务或支教的机会，志愿服务已经成为当代青年的一种生活方式。
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曾用三句话很经典地概括政协的定位：尽职不越位、帮忙不添乱、切实不表面。我借用一下，再加上一句，来描述青年志愿者的目的：尽职不越位、帮忙不添乱、切实不表面、助人亦自助。帮助别人并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地收获快乐，除了这个，没有别的特殊目的。在助人的同时，净化了自己的心灵，获得一种满足感，这是在单纯满足自己需要的时候很难体会到的满足感。把有意思的事情变得有意义，把有意义的事情办得有意思，这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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