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内外往往都把香港作为法治社会的典范。而且有很多人还认为，英国殖民统治者给香港留下了普通法的法治传统，给香港社会各界提供了安定、平稳的社会环境，和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事实上，即使在西方的视角下，根据世界银行所进行的“世界管治指标”方面的研究，香港法治方面的分值在回归前的1996年，世界排名不过也就是七十名左右。根据公开的评估研究表明，香港的法治水平直到香港回归后才开始全面擢升，短短不过二十多年的时间，法治水平提高了五十多个排名，达到了世界上的前十几名，很多方面甚至比美国还要高。相比之下，中国内地的法治水平，如根据全球正义项目（World Justice Project）法治指数（Rule of Law Index）的评估，最近几年也就是在世界七十多名；最多也就相当于香港回归之前的水平。吊诡的是，随着香港法治水平的大幅提升，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却相对缓慢。1997年香港的GDP占中国大陆17.23%，占比达到近五分之一。但是到了2018年，香港的GDP却只占中国内地的2.67%，甚至还不到三十六分之一。有人以为，香港本来就是发达地区，因此不可以和中国内地这样的发展中地区比经济发展速度。然而，就是把香港和其他相对经济发达的华人地区相比，其结果也是如此。以香港和澳门相比，1997年香港的年度人均GDP为27330美元，澳门的人均GDP为17967美元，香港的人均GDP是澳门的1.5倍还多。但是香港的人均GDP在2006年就被澳门赶上，其后再也没有超过澳门。到了2018年，香港的年度人均GDP为48717美元，澳门的人均GDP则为86355美元，澳门的人均GDP反倒是香港的近1.8倍之多。拿香港和新加坡相比，1997年新加坡的年度人均GDP是26375美元，比香港略低但不相上下。从2004年开始，新加坡的年度人均GDP就开始超过香港，到了2018年，新加坡的人均GDP为64582美元，也达到了香港人均GDP的1.3倍还多。实际上，新加坡的总人口才不过560多万，香港的人口则有近750万，而从2010年到2014年连续5年，新加坡每年的GDP总量都要超过香港。2019年，新加坡的GDP总量超过香港也是大概率事件。虽然我们承认一个地区的法治水平高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且，香港在回归后，大力提升法治水平，从全球七十名左右提高了五十多个排名，基本上达到亚洲最佳的程度，如此优异的成绩无疑值得肯定。但是正常而言，一个地区的法治水平的提升，对其社会的影响总体而言应当都是正面的。那么，香港在回归后，为什么会出现法治水平不断提升而社会经济发展却相对缓慢的悖论呢？本文试图通过一些分析，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主要是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对“一国”缺少主动理解和自觉维护 当然，法治本身就是有成本的，为了能够实现公平正义的目的，适当花一些成本应当也是物有所值。虽然香港的西式法治容易被滥用，因此造成不必要的额外成本的增加（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但是只要结果能够让内地和香港人民总体满意，哪怕拖累一些经济的发展，形成法治发展、经济停滞的悖论，也还不算是最大的问题。回归后，香港法治一路走来，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有些人对于香港宪制安排中的核心原则，也就是“一国两制”中的“一国”概念，缺少主动理解和自觉维护的意识。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首先，在立法会层面，香港的反对派中有很多人自甘堕落，完全缺乏普通法系下的最起码的法治精神。事实上，就算是按照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反对派也应当是“忠诚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意思是哪怕这些反对派政党虽然在政纲、政策、定位上与执政党不一样，甚至完全可以是以打击执政党为己任，但是作为反对派，前提必须是他们同样拥护王室及英国的宪法制度，忠诚于国家。忠诚反对派的概念广泛存在于英联邦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甚至美国这样的普通法国家，忠诚反对派的说法也深入人心。1940年在美国大选中败给罗斯福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在其著名的败选演说中，强调自己是“忠诚反对派”：“我向自己说，‘你在未来四年的责任，就是充当一个忠诚反对派。’……所以，就让我们不要陷入党派政争的错误中，只是为反对而反对。反对之目的，必须是为了成就一个更强大的美国，而不是为了削弱美国。”（“I say :‘Your function during the next four years is that of the loyal opposition.’…Let us not, therefore，fall into the partisan error of opposing things just for the sake of opposition. Ours must not be an opposition against——it must be an opposition for——an opposition for a strong America…”）然而，香港反对派里的很多人除了是为反对而反对，善于挑起党争的好手，很多人还是“叛逆“的反对派。他们效忠的对象不是中国香港，而是外国反华势力；三天两头跑到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地“告洋状”，出卖国家利益、香港利益以换取个人的政治利益。对他们来说，公然效忠他国，勾连外力来干涉中国内政，几乎已经是家常便饭。其次，在司法层面，尤其是香港部分的法官和律师，对“一国两制”中的“一国”概念基本无感。如前几年“占中”系列判决中，法院以“公民抗命”的道德动机轻判暴乱分子，却故意用侵犯抗争者人权来重判镇暴的警察；这种只重维护抗争者权利的做法无疑为今年的反修例暴乱埋下伏笔。之前的港独分子“黄之锋案”等也是在改判加刑与终审回判之间摇摆，法院最终用所谓技术性的“量刑新指南不溯及”规则，把打黄之锋之流的板子高高举起却最终轻轻放下。最近一名内地来港游客在美国领事馆门前涂字，被判即时入狱4星期，而对比之下，侮辱中国国旗的香港人则被轻判200小时社区服务，香港法院法官的这一系列争议性案件的判决也引起了舆论哗然。最后，香港法治中还存在司法判决经常被香港舆论和政治影响的问题。很多政治上争议的观点，往往会影响判决的结果，庄丰源案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香港的新闻界和教育界本来和香港反对派的关系历来就非常密切，他们对于包括“一国两制”、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等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一直就有极大的误解。最近一张只有他的“镜头”对准暴徒的新闻照片就可以很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在信息化社会里，因信息茧房效应（information cocoon effect）和回音室效应，相似的观点通过“信息茧房”和“回音”发酵不断强化，更是使得部分群体的声音被不断放大，从而进一步加重了偏见者的偏见。总而言之，笔者认为，香港法治中目前轻“一国”而重“两制“的做法，实际上才是目前香港法治的最大问题。香港法治易被滥用的特性其实最坏不过是增加点成本，虽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本文所提的法治悖论，但在现时情况下，相关问题其实还不算特别严重，最多只是伤及皮毛。但是，如果香港法治一直迟迟无法妥善处理好“一国”问题，那么无疑在将来就会伤及香港社会的根本。从前面谈到的很多问题来看，香港有很多人自认为香港是世界的香港，而不是中国的香港；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法治圣地，香港的法治是“香港特区可以从宏观视野规划未来的本钱”。在他们看来，他们就是要保持和中国的距离，甚至刻意切割和中国的关系。按照张维为教授的说法，“香港紧挨着内地这个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投资市场，紧挨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前沿，但迄今还没有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中国模式的视角来看，一定是制度出了大问题，否则怎么可能是这样。”在这里，2019年10月8日香港交易所无奈撤回收购伦敦证交所要约的做法，就非常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因为，伦敦证交所几乎是赤裸裸地挑明，香港的未来就在中国。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觉得香港交易所说的两家交易所共享普通法传统、香港有良好的法治环境之类对其投资者来说有什么吸引力。尤其是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伦敦证交所认为香港交易所的要约就没什么价值。他们甚至还直接打脸，认为如果要和中国合作，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对他们来说更有吸引力，所以根本不会选择港交所。所以，香港反对派的最大害处，就是他们挑起了中国内地人民和香港人民之间的相互反感，从而绑架了一众无辜的香港老百姓，让他们随着香港的反对派一起倒霉。如果继续任由这些反对派胡来，本文所指的法治进步、经济蹒跚的“悖论”，就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香港的发展其实根本离不开庞大的内地。对于香港的经济来说，就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旅游、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这四大支柱产业，来自中国内地的客户和资本一直都是香港经济繁荣的核心驱动力。更不要说类似像“沪港通”、CEPA之类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保证了香港能够顺利成为接受国际资本投资中国的平台。而且，随着中国正在尝试人民币国际化，伦敦、上海、新加坡都对跨境结算等等业务虎视眈眈，香港人要知道，中央也没有必要一定把相关的关键核心业务和服务放在风险似乎越来越大的香港。所以，如果香港法治继续无视“一国”问题，影响到自身在大湾区中的发展定位，那么香港未来必定堪忧，法治悖论的问题就会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