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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潮水退去后,才知道谁在裸泳

熊超然 观察者网 2021-05-15

► 文 观察者网 熊超然


4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了来访的日本首相菅义伟,两人大谈特谈中国议题,引发关注。而事实上,菅义伟访美时还有一个动作,那就是与辉瑞公司CEO阿尔伯特·布尔拉(Albert Bourla)通电话,寻求获得更多新冠疫苗。

5月10日,《日经亚洲》(Nikkei Asia)的一篇报道分析指出,上世纪80年代,日本原本在疫苗领域位居前列,但如今在新冠疫苗研发方面不仅远远落后于中美英俄等国,甚至还逊于越南和印度,这与30多年来民众对副作用的不信任以及政府的不作为有着直接关系。

当前全球各国争相开发新冠疫苗。日本作为全球第三大医药市场,有武田药品工业、安斯泰来制药和第一三共等行业巨头,但国产疫苗却无一款获得批准。对此,日本厚生劳动省一名主管药品业务的官员却依然振振有词:“我们还没有出现像美国和欧洲那样病例激增的情况,在引入日本之前,我们可以在国外观察和确认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日经亚洲》报道截图

报道称,作为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其实是该国疫苗接种计划的核心领导人物,但在辉瑞CEO布尔拉看来,对于有关提供日方新冠疫苗的事宜,他只想与日本首相菅义伟直接交谈。正因如此,菅义伟别无选择,只能在上月访美期间与布尔拉通话。

通话中,菅义伟请求辉瑞公司追加供应疫苗。而布尔拉则回应称,将迅速推进磋商,与日本政府紧密合作。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NHK)的统计,截至5月13日23时59分,日本国内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666851例,死亡11302例。而据日本共同通讯社的报道,日本疫情加重的原因在于传染力强的变异毒株的影响,目前国家已全面进入“第四波疫情”

当地时间3月16日,日本首相菅义伟接种新冠疫苗。图自澎湃影像

如果把时间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日本在针对水痘、流行性乙型脑炎和百日咳等疾病方面,疫苗技术水平很高,甚至还向美国等其他国家提供技术。

《日经亚洲》称,但随着1992年东京高等法院在预防疫苗接种副作用的相关诉讼中,作出要求国家赔偿的判决后,日本的疫苗技术开发实际上开始陷入停滞,甚至是衰退的境地。

当时,外界及公众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为范围更广的受害人获得赔偿提供了道路,而日本政府也放弃了上诉。到1994年,日本修订了一项法律,疫苗接种不再是强制性的,而由于许多家庭的父母担心副作用等原因,日本的疫苗接种率开始下降。

此外,同样是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发生了“药害艾滋事件”,当时有多达约1800名血友病患者因使用一种血液凝固因子制剂而感染艾滋病,疫苗也同样属于“生物制剂”的血液制剂问题,该领域受此影响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1996年,“药害艾滋事件”发生时的厚生劳动省生物制剂课长被捕,并被判处业务过失致死罪。而在厚生劳动省内部,这更是被当作了在疫苗开发方面不作为的借口。

目前,日本国内批准欧美开发的疫苗,在时间上形成推迟数年至10年以上的“疫苗差距”已成为一种常态。而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日本老年人接种辉瑞疫苗则得到了来自厚生劳动省的特别批准,但这一程序也只适用于海外疫苗。

另一方面,在日本疫苗发展停滞的时间里,美国则以2001年发生炭疽袭击事件为契机,加快了疫苗领域的发展。报道称,在发生公共卫生危机时,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会与研究机构以及制药公司合作,为筹集疫苗开发资金、临床试验以及紧急使用授权提供支持。

《日经亚洲》指出,全球疫苗市场正以每年近7%的速度增长,每当出现如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和埃博拉病毒等新的致死率较高疾病时,都会开发出新疫苗。例如因新冠病毒而受到关注的“mRNA”技术,已经研究了20年,目前正被用于抗疫中。

资料图:医务人员在日本东京武藏村山的一家医院搬运辉瑞新冠疫苗。图自澎湃影像

日本作为全球第三大医药市场,有武田药品工业(Takeda Pharmaceutical)、安斯泰来制药(Astellas Pharma)和第一三共(Daiichi Sankyo)等行业巨头,为什么没有开发出有效的国产新冠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称,截至4月20日,全球已有91款新冠疫苗开始进行人体试验。其中有四款是日本疫苗,但日本企业都没有完成三期临床试验,而三期临床试验是获得监管审批之前的最后一步。

日本仙台白百合女子大学(Shirayuri College)的日本政治专家塞巴斯蒂安·马斯洛就指出,由于缺乏政府支持,日本的疫苗开发系统不能与美国等国家的同行一样帮助推动创新。“多年来,日本始终没有为科研和疫苗开发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

美国智库伍德罗·威尔逊中心东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后藤志保子则表示,日本的应对方式并不是开发疫苗,而是宁可小心谨慎,也不愿意冒风险。相反,她表示:“日本政府把所有鸡蛋都放到了‘治疗药物’这个篮子里,但事情的发展却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

在日本,仅仅靠私营企业无法开发疫苗,国内也几乎没有支持开发、收购或储备疫苗的氛围。日本北里大学(Kitasato University)特任教授中山哲夫(Tetsuo Nakayama)直言,“存在疫苗差距是因为存在政策差距”。

日本生物制药企业“UMN Pharma”的沉沦就是一个例证,该公司曾利用新技术开发一款流感疫苗,还斥资超100亿日元(近1亿美元)建设工厂,但其许可申请在2017年被驳回,理由是该公司疫苗与现有疫苗相比,“缺乏临床意义”。此后,“UMN Pharma”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困境,后被并入日本同行盐野义制药公司(Shionogi)。

《日经亚洲》称,目前日本的研究人员和技术正流向海外,有病毒学家指出:“日本有许多法规限制,支援体系也很薄弱。”在日本,仅有2处能够处理危险病毒的研究机构,但其中一个由于当地居民的反对,直到近期才开始运行。

另外,在日本想要绕过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省和文部科学省等部门的限制非常困难,转基因试验也受到《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限制。而在欧洲,药品并不属于该措施适用对象,美国也没有批准加入该协定。

因此,许多日本厂商开始绕过本土市场来运作,武田药品工业正在开发登革热疫苗,田边三菱制药(Mitsubishi Tanabe Pharma)正开发一种源自烟叶植物的疫苗,但它们都未寻求在日本获得批准。

如今,为应对新冠疫情,日本政府紧急设置了疫苗担当大臣一职,但其国内开发的新冠疫苗想要获批,至少也要等到2022年以后。

正如《日经亚洲》报道标题所写的那样:“由于30年的不作为,日本只能依赖海外疫苗,官僚主义的胆怯导致了一个曾经至关重要的行业就此衰落。”

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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