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取名用字的时代性与地域特色，你了解吗？
中国人取名字的时代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名用字，往往随着历次重大政治运动或社会变革而变易，有着强烈的时代特色。各个时代用的比较多的名字有：
建国初期(1949～1950年)：郑解放、秦建国、叶南下、高正明。
抗美援朝时期(1951～1953年)：宋卫国、方卫平、邓援朝、姚抗美。
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4～1957年)：高建设、申互助、童和平、张建强。
大跃进年代(1958～1959年)：孟跃进、潘胜天、戴红花、王超英、方卫星。
三年困难时期(1960～1962年)：任自力、林更生、沈抗洪、宋图强。
20世纪60年代中期(1963～1965年)：钱志农、董加耕、高学雷、艾学锋。
文革时期(1966～1976年)：董文革、张要武、郑红卫、于立新、徐卫红、陈兴无、李造反、齐忠红、何向东、陈卫东。
文革后：韩振兴、李跃华、朱富旺、姜文明、申学文、黄从礼、高四化。
文革中，有许多包含“红”、“东”、“卫”、“兵”等字的名字。1984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取名用“红”字的频度越来越高，新中国成立前仅占0.136%，而到文革期间，则猛增至2.151%，跃居人名用字的首位。这是人名用字随时代而变化的典型例证。
改革开放后，父母更喜欢好发音、听起来顺耳的名字。如果名字中有“勇”、“伟”、“娜”、“丽”等字的话，很可能就是80年代初出生的。在90年代，名字更是千姿百态，名字中多有“雨”、“晨”、“宇”、“飞”等字登场。
中国人取名字的地域特点
笔者在重庆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某日去医院就诊，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医生问了姓名、年龄后，不禁高兴地说：“可把你找到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老医生解释说，他是浙江绍兴人，已有数十年没回故乡了，计划退休后回去看一看，很想找一个同乡人了解一下去绍兴的交通情况。他见我的名字中有一个“根”字，于是断定我是绍兴人。一问果真如此，我是在绍兴市上虞县出生的。
原来，绍兴人取名用字喜欢选用“根”字，笔者小学同学的名字中，就有许多“根”，如龙根、寿根、苗根、志根、学根、连根等。鲁迅先生一岁时曾被大人领到长庆寺拜一个和尚为师，师父给他取了一个法名，就叫“长根”。鲁迅的笔名“长庚”就是由“长根”来的。
绍兴人还喜欢选用“阿”字取名，如阿贵、阿兔、阿三、阿芳、阿娟、阿林。此种风习在浙东乃至上海都较流行。“阿”字在绍兴、上海话中结构能力十分强，它经常作为词的前缀出现，用途甚广。如用来表示叠字，伯伯、叔叔、哥哥、姐姐，可叫为阿伯、阿叔、阿哥、阿姐;用于子女排行，可叫为阿大、阿二、阿三……其他还有各种用途，如“我们”叫阿拉，反应迟钝叫阿木林，对小孩子昵称阿囡。“阿”字真是趣味无穷，充满着浓郁的地方色彩。
由此看来，取名用字深受地域环境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住在海滨的人取名爱选“海”字，如方四海、俞在洋、张东海;住在山区的人，则喜欢与“山”相连，如陈乐山、范雪山、潘仁山、张越岭、姜晓岚;江南水乡的人名用字多机巧、婉丽;塞北大漠的人名往往旷达、豪放。
取名用字最能体现地域性特征的是山西人，山西人取名有两大特点：
一是爱用反义词。为人父母者，总是盼子成龙，望子女长得俊俏，而山西人给孩子取名却偏偏喜欢选用丑、赖、傻、憨等贬义字，如丑丑、二丑、丑蛋、丑女。其实小孩并不丑，而是父母爱至极点，故意反说。孩子聪明伶俐、活泼可爱，取的名字却是赖小、小赖、赖狗、傻宝、傻傻、憨子。孩子瘦弱胆小，父母就给他取以凶猛强悍的动物名字，如虎娃、龙龙、虎子等。
第二个特点是具有强烈的祈寿意味。孩子生下来比较娇嫩，难免有小病小痛，父母就选用某类坚硬、结实的东西用作孩子的名字，希望孩子长得强壮有力，如石头、石柱、铁蛋、铁柱等。为了防止孩子夭亡，取名往往选用富于力度色彩的动词，如锁柱(住)、拉柱、扣柱、栓柱、留柱等。如果已有孩子夭亡的先例，那么就在以后出生的孩子名字中，加上“补”“还”“来”等字，如补金、补贵、还中、来宝等。
从前，广东人取名爱用“帝”字，如孙中山先生的幼名就叫“帝象”。孙中山的幼时塾师叫郑帝根，邻居有叫杨帝卓的;最初参加兴中会的檀香山粤籍华侨中有陈帝裳、许帝有等。据史料记载，孙中山少年时代还用过“孙帝朱”的名字。
广东海陆丰一带，到处都有佛祖庙、妈祖庙等，男孩子的名字使用“佛、娘、妈”的很多，大约每三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名叫“佛生”“娘包”“妈禄”之类。不过这是以前的情况，现代人名已有很大不同。
取名用字的地域性特点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而在城市区域，人名用字的地域性特征就趋于淡化。这一方面是由于城市居民来自各地，流动频繁，甚少“封闭性”的地域观念;另一方面，高层次文化水准决定了取名用字的高雅性、理想性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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