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富人越富，穷人越穷”是怎么造成的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在今天宣誓就职，并公布了他的“政府班子布局”。名单中有五个人是来自华尔街的大亨、投资家等。
无论美国总统的人选如何变化，华尔街的精英们总能在政府占据一席之地。在历史上，极其强大的金融精英操纵国家的政治系统，这件事情不能说是新鲜。因此，我们也能明白美国贫富差距扩大背后的原因。
文/（加）琳达. 麦奎格（Linda McQuaig）
（加）尼尔.布鲁克斯（Neil Brooks）
尽管战后初期世界金融市场可能缺乏魅力和戏剧性，银行家们仍能作为连结资本和实体经济的中介机构履行其应有的作用。其结果是，美国的汽车、钢铁、铝、石油工业的利益占据了中心舞台，这为强劲而又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基础，劳动者也能分享到经济成长的结果。在这个战后初期的时代—银行活动受到限制，富人的收入减少，中产阶级崛起—是一个非凡的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时代。应该承认，在那快速增长几十年中，人们进行很少关注到的后来展现出的严重的环境问题。
总是有人想要废除战后的新政措施。在华尔街，对日的向往仍然存在。随着较少监管的欧洲金融市场（欧元市场）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崛起，身处纽约的人们越来越不满格拉斯- 斯蒂格尔法所规定的限制。通过在这些海外市场的投资，银行再一次尝到了自由交易的滋味，抛开了恼人的新政规则—这些规则要求他们保持法定存款准备金和支付存款保险费的。
这种对自由的向外与日俱增，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杠杆收购（LBOs）的创新之后。作为J·P·摩根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倡导的金字塔式控股公司的复归，杠杆收购使华尔街银行家成为公司收购的主要参与者。通常情况下，银行将为公司的管理团队和一批试图控制该公司的外部投资者提供资金，并以公司的自有资产作为贷款的抵押品。这些交易对于目标公司的健康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目标公司在收购后将负有高额债务，但对银行家及其收购伙伴则并不是很危险，他们只支付其中小部分的钱。当合并狂热传遍企业界，银行家们又回归到20世纪20年代的陶醉世界—他们用别人的钱玩着挣钱的自我富化的游戏，并把风险转嫁给他人。
同时，理论金融新学科的出现，似乎为回归到一个更随心所欲的时代提供了一个智力基础。优秀的大学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教授开始开发晦涩难懂的金融创新—利用高收益债券、资产证券化、套利交易、衍生产品—其基础是高度复杂的数学模型，这为古老的赌博披上了科学的外衣。这门新的学科中有一个称之为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该理论证明，市场永远是正确的，因此，对这一市场不用进行干预。那些不信任新理论和新产品的人被斥之为勒德分子（指捣毁机器的工人，译者注），他们无法或不愿抓住令人兴奋的新的财富机会。
这种对市场的盲目信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华尔街的高度自信。在20世纪，不管这些危险是否被妥善地识别，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都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许多细致的研究—最著名的是国会议员普若和前纽约检察官皮科拉领导的研究—已经让人确信，如果银行界可以随意地沉溺于危险和不受管制的活动，那么这些人都会干出些什么样的事。应该继续原有局面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那些对阻碍华尔街禁令的反击势力逐渐增强。事实上，华尔街的野心再度复苏，是更广泛的富裕阶层复苏的某种体现，这一阶层的影响力随着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当选而提高了。
虽然包装为平易近人的坦率的健谈者，里根以其工会破坏者的姿态将自己从二流的电影明星提升为政治明星。他的崛起，受到了商界和保守势力的支持，他们渴望废除战后时代的限制和平等政策。这些富有的利益集团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抵制新政的努力。在1964年他们沮丧地输掉将保守的极端主义者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送入白宫的战役后，他们变得更有针对性，并具有更好的组织，他们为一些华盛顿的智囊人士提供资金，以使他们积极地攻击自由主义，并推销减少对商业管制的意识形态。他们终于等到了里根这个人物，他脚踏实地的作风能很好地联系到选民。里根也兑现了对他们的承诺。从他最初击垮空中交通调度员的罢工，到他为富人提供的巨幅减税—使最高税率从50%降至28%—里根在“美国早安新一天”里传达的消息，对这个国家的金融和企业精英来说是再悦耳不过的声音了。
里根时代给美国带来了巨变—特别是不平等程度的剧增，以及支持这种不平等的思潮的出现。确实，很难认定这两者谁先谁后—到底是不平等现象在先还是迎合公众口味的这种思潮在先。它们无疑并肩工作，像一个恶性循环一样彼此加强。税率减少得越多，富人就变得越富裕；更多的钱涌入智囊团以推销新的思想保守观念，公司拥有的媒体在向公众推销这些想法的时候就会感觉更舒服。由于新保守主义在人们心中扎下根来，这一理念创造了一种回馈“成功者”的文化，支持美国企业的势力就日益抬头。
其结果是工人的影响力和收入的显著下降。企业领导者有权在新的环境中对工会组织采取敌对态度，他们成功地迫使政府让劳动保护失效和最低工资标准凋萎。因此，工会不再能够确保其成员分享生产力提高带来的收益，广大中产阶级曾经感受到的工会组织的积极的连锁反应被大幅削弱了。这反过来又导致工会组织的衰弱，以及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的停滞，还有他们收入保障的下降。1980年以后，中产阶层设法维持了原有的大部分购买力，这主要得益于美联储的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能够维持较低的实际利率，并使借款更为便利。但是，更易获得的信用，只是简单地鼓励中产阶层越来越深地陷入债务之中，许多人有赖信用卡生存或用自己房屋的权益来借款。这一切都让普通的美国人在遭遇严重的经济衰退时特别缺乏抵抗力。这也意味着，公司缺乏较少的激励，投资于出售给中产阶层的消费者的产品，因为他们的收入大多停滞不前。
在一篇花旗银行2005年发送给富有的客户的通讯稿中，清晰地阐述了中产阶层的黯淡前景。通讯稿指出，美国、英国加拿大已成为的“富人的经济”—经济增长成果主要是由富人占有。该通讯稿的作者，花旗银行分析师，对他们的研究结果表示惊讶。他们说，他们对他们发现的顶层人士的收入集中水平感到吃惊地—他们指出的，只有历史上的其他少数时代才能与之匹敌（其中之一是美国兴旺的二十年代）。
但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批评或引起人们的争议，也肯定不是建议任何形式的收入再分配。相反，它只是告知其富裕客户，将他们的投资策略集中在服务于富人的产品中—这是市场分析师预计的唯一大幅增长的市场（写作这篇报道的其中一位分析师，阿贾伊·卡普尔，后来离开花旗银行，开创了自己的对冲基金。）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富人非常重视消费，他们能够消费的产品也不会太多。如果每一个富裕的家庭购买10或20辆汽车—加上类似数量的高端烧烤机，大容量的冰箱，或装点他们多套住房的巨大的纯平电视—那也没有那么多数量的富裕家庭，可以赶上消费需求的提高。因为大众消费的前景有限，其结果是，美国企业开始停止自身扩张投资的步伐。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历史学家詹姆斯·利文斯通（James Livingston）指出，在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企业的投资不超过其留存收益的时期长达六年—这是自二战以来最长的一段时期。11相反，如20世纪20年代一样，形式又开始有利于华尔街。在战后初期金融业只占经济的2%，而到2006年这一数字已增长到8%。同样地，在20世纪60年代只有5%的哈佛大学的学生从事金融行业，而到2005年前后，这个行业吸引了超过20%的来自哈佛的学生。
华尔街是新保守主义的受益者，也是新保守主义活动的积极推动者。因为被一股支持力量推动，华尔街更积极地行动起来，旨在废除新政的监管控制。直到里根时期，银行才试图破坏管制的规定，他们主要是希望管理层忽略这些规定，这些规定禁止银行在业务上的活动，而他们希望监管机构和国会对银行的这些活动视而不见。但是，现在的银行家感到底气很足，他们希望这些控制真正被废除。
毫不奇怪的是，摩根财团处于攻击的最前沿，他们在1984年提交了一项言辞尖刻的被称为 “重新思考格拉斯 - 斯蒂格尔法案”的议案。13这场运动中一个关键的参与者是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他当时是摩根的董事，也是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前主席（当然，后来他成为了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
大规模的、有充裕资金支持的放松金融管制活动因此拉开了序幕，这些活动有利于富人且不断取胜，而且这也是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富人变得更富，他们都在变得更大胆且对自己的要求更有信心，他们也把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活动中去。因为他们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税收减免，他们就有更多的钱来游说和竞选。1998年至2008年，金融公司为联邦的政治活动捐赠了17亿美元，并为游说活动花费了34亿美元。这样就有超过5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废除延绵数十年的规定的战役之中，而这些金融管制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使大众免受金融行业的操纵和投机之苦。
受到新的政治环境的鼓舞，华尔街变得更加肆意妄为，他们敢于明目张胆地违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1998年，金融服务巨头旅行者集团（Travelers Group）收购了花旗银行，这次收购形成了一个包括银行和保险的庞大的企业集团，这公然违反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次年，在德克萨斯州参议员菲尔·格拉姆（Phil Gramm）的倡议之下，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关键部分，使花旗银行的合并合法（通过追溯的方式）。随后不久也是在格雷姆的倡议下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the Commodity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该法案使得监管机构无法监管爆炸和高度投机市场的处于狂热的市场—信用违约掉期（CDS）市场—现在，由于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普通银行正在热切地引入这些信用违约掉期产品。洪水的闸门被打开了。事情兜了一圈，又回到1911年的起点，那一年，在一次与总统秘密的会面中，摩根和洛克菲勒这两家利益集团，推翻了长期存在的阻止银行参与高风险活动的禁令。
放松管制的狂热在其后一直持续了十年，它解放了美国金融业的每一个角落使之免受管制； 而这些管制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众免受不计后果的银行、投机者和商贩的影响，也保护他们不会仅仅因为盲目、愚蠢的从众的贪婪行为而受到影响。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归咎为的全球化的需要，也不能归咎于自由的国外金融市场的存在。确实存在控制金融混乱的国际努力，但是，美国政府并未加入其中—更不要说起领导作用了—美国政府积极抵制为市场带来秩序和谨慎的努力。在2004年，当欧盟试图将美国5大投资银行的国外业务部置于更严格的欧盟法规的监管时，布什政府帮助阻止了这样的干扰，布什政府支持银行的需求，让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危险行为的最好的监管方式。
事实上，在华尔街每天数十亿美元的交易中，监管基本上消失了。因此，美国国际集团，一家全球性的保险业的庞然大物、为数以百万计的个人和企业提供保单的企业，最终被美国储蓄管理局这个规模很小的机构监管。（在放松管制狂热中，美国国会通过立法，使某些公司可以到选择存在明显不足的储蓄管理局作为他们的监管者。）报道轻描淡写地指出，储蓄管理局人手不足；该局的保险专家，C·K·李后来承认，他原以为AIG的500亿美元的信用违约互换（CDS），这些没有真正的价值支撑的产品，是“相当不错的产品”。在2009年3月考察损失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指出，这一行业严重缺乏“成年人的监督”。
盖特纳没有指出的是极端的不平等所扮演的角色。与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相同，1980年以后的收入和财富的高度集中，使国家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一小群的金融家的手中，他们利用这个权力，塑造金融业的面貌，以满足他们自身的利益。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富人变得更富，他们实际上控制了对他们最重要的一个部门：金融部门。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指出，在过去的25年间，美国的富人的财富增长，这使他们可以巩固政权，其结果是，美国不仅在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是世界上最领先的国家，美国也拥有“最领先的寡头政治”—这与上个世纪的早期的情况类似，当时极其强大的金融精英操纵了国家的政治系统。
这种非同寻常的政治影响力，使少数富人能有效地禁止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因此，当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人，布鲁克斯利 博恩（Brooksley Born），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试图将疯狂旋转的衍生产品市场置于更高程度的监管时，她被迫停止了监管的脚步。她的努力几乎不可避免会遭遇到挫败，因为她受到金融领域最有权势的三位政府高官的反对，他们是：财政部长罗伯特 E 鲁宾（Robert E. Rubin），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小亚瑟 雷维特（Arthur Levitt Jr.），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 格林斯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都曾通过华尔街赢得巨额财富，并且都为华尔街放松管制的信仰做出过贡献。的确，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格林斯潘，当时是J·P·摩根的董事，在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运动中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摘自《顶层社会：被超级富豪操控的世界》，东方出版社。
购买请点击“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