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加坡人，借高考之机，谈对作弊的看法

本月1日，中国媒体报道，今年的高考将于本周末正式拉开大幕，洛阳市似乎感觉监控力度不够，于是动用了无人机。这种六旋翼无人机可飞近千米，能在500米的高度悬停，空中续航力半个小时，抗4至5级的大风。附近一旦出现可疑信号，无人机便可捕捉信号，并帮助工作人员迅速、准确定位。

看到这则新闻之后，就这个话题跟几个来自中国的朋友聊天。大家一个普遍的认识是：古已有之，于今更烈。

有个朋友说，她20岁时曾经受朋友之托，冒充中年女子考试。被监考老师发现了，监考老师说：“你走吧，我不要为难你。”就把她放走了。

去年12月，中国女子张丽娜为了赚钱治病，冒充他人来新加坡参加雅思英语鉴定考试，在考场上被揭穿，后来被判入狱五个月。张小姐在同意前来新加坡代考时，肯定没有想到败露的代价竟然是牢狱之灾。我朋友要是看到这则新闻，大概要庆幸自己不是在新加坡代考。

我十年前在江苏某县级市的一家新加坡制造业公司担任总经理。按照中国安全生产法的规定，总经理、车间主任、安全员一定得参加安全培训和安全考试，及格之后，安监局发予合格证件。总经理、车间主任、安全员必须持证上岗，否则，出了生产事故要承担很大责任。

参加了两个周末的安全课程之后，学了化学原理、各种安全措施和制度、应急方案等等，然后参加考试。我就像当年在国大参加考试一样，带了护照、两支笔和涂改液，把课本放在考场外的墙边就进考场。

进入考场后发现，所有其他同学都把课本带进来，还继续阅读。我心里偷笑，还差一两分钟就开考，抱佛脚有何用？这时，考试开始了。

刚开始时，还是那个很熟悉的场面，大家悉悉索索在考卷上写着。过了十来分钟，我猛然看到旁边的同学把抽屉里的课本取了出来，开始翻找答案。我一惊，四处张望，赫然发现翻书的原来大有人在。

再过十来分钟，考卷上我能答的全答得差不多了，答不了的也就不答了。这时抬头一看，有些同学已经索性把课本放到桌上，压在考卷下直接抄。监考老师走过来，他们也不紧张，继续抄。还有传递考卷互抄的。老师有时看考场秩序实在难看，便在桌上敲了几下，说：“注意！注意一点啊！”考场确实一下子守规矩很多。但是，过了几分钟，故态复萌。

我当时后悔极了。想抄也没课本可抄，想继续写也实在写无可写，傻坐着也没意思，于是把考卷交上，拎包回家。

当时，考试大概只过了一半时间，我还记得老师脸上惊诧的表情，大概他没见过这么早交考卷的，更没见过考卷上有些答案栏是空白的。

一周后，考试成绩揭晓。果然，我成绩最差。不过好歹也是及格了，领到了安全证，可以继续合法担任总经理了。

我后来似乎开了窍，心想，即便我实际成绩不及格，批卷老师说不准也会主动帮我填上几处答案，拉我过关，否则，历年都是全班高分及格，今年就忽然有个傻子考不及格，实在也有损老师教书育人之名声。

两年后，我到了北京工作，买了套房。2011年回新加坡时，准备把房卖了。当时有买家建议：“我们同意500万（人民币）成交，不过按300万出合同吧。我契税可以少交很多，你身为卖家所该交的各种税金也可以少很多。双赢嘛！”我不敢也不愿。对方带着不解且同情的目光离去。

我慢慢就想明白了，这是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人情社会。只要不是做得太离谱，谁也不会跟谁过不去。惟独忘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体现不了公平公正，而且鼓励人人钻空子。长远来说，每个人都是输家。每个人在占着自己的那一丁点儿小便宜时，同时在被更多的人占便宜，得不偿失。

造假也是一种作弊。各个地方都有造假，马来西亚有血燕造假、越南有饲料油造假、台湾有食用油造假。新加坡也有造假，我就看过在微博上“兜售”论文和作业代写的。不同的是，如今中国社会上的造假，实在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就在洛阳无人机监控高考新闻发出的同一天，《新京报》报道，5月中下旬以来，北京打掉六家桶装水“黑水厂”。

消费者花高价买来的桶装水，竟是被二次污染、细菌可能超标数百倍的井水。这些冒充名牌的“黑水”竟然也有“中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码”，而且还进了正规单位、学校、居民区。之所以能进得了正规单位，是因为假水价格低，有些公司采购员以正规桶装水进价，从中收取回扣。

两则新闻都指向同样的根源——造假成本太低，远远够不上社会代价。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上对一些作弊和造假现象的容忍度相当高，比如上述安全考试作弊，我一些中国朋友的反应是：这是在社会上的小考试，这样的作弊问题不大。

也就是这样的容忍，纵容了一再的作弊和造假。如果对付每一次作弊都处以张小姐一样的徒刑，大概很快就没人再敢作弊。过一两代人时间，就会从“不敢”到“不想”，到时，诚信大概就成为国民性格基因的一部分了。

（作者许振义是隆道研究院总裁。感谢作者授权新加坡眼分享，本文原载于《联合早报》2015年6月7日《义点义见》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