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新加坡晚晴园，曾是同盟会的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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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06周年纪念日。一谈中国的辛亥革命，人们习惯地认为，与东洋日本联系比较多，其实，南洋的新加坡与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息息相关。如果说新中国的成立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之路，那么可以说，辛亥革命的胜利，走的是在外国策划组织、在中国起义的道路。连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孙中山还一直在海外，后才返回中国。
当时中国民间对清廷怨气已经很深，这股怨气已经酝酿多年，太平天国失败后，许多起义之士逃到了东南亚一带，这些人是反清的中坚力量，也是孙中山在海外反清的社会基础，孙中山一度也自喻为洪秀全第二。由于清廷在国内追杀革命党，他只有在清廷影响力较弱的地方策划革命，以海外为基地，推翻清朝廷。
在辛亥革命前期，孙中山主要活动是在南洋一带，新加坡的晚晴园（又名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孙中山别墅、孙中山故居），就是孙中山当年活动的根据地。这段时间他共来新加坡9次（一说8次）。孙中山一共举行了11次武装起义，多次策划指挥地就在新加坡，在著名的黄花岗起义72名烈士，29名来自南洋，其中5名来自新加坡；起义的资金也大部分来自南洋华侨的捐赠；同盟会当时一共只有9个支部，海外就有4个支部。
孙中山曾经多次赞扬华侨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现在新加坡也随处可见辛亥革命留下的“历史”，如义顺、陈嘉庚地铁站的地名，就是纪念老同盟会会员林义顺、陈嘉庚命名的；余东旋街、金钟大厦也与辛亥革命有关系；现在担任新加坡副总理的张志贤，其祖辈也是老同盟会会员等等。
1901年，尤列（与孙中山一样被清廷列为四大寇之一）受孙中山先生指令前往新加坡，设立名为“中和堂”的革命机关，宣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联合政府”，召唤华侨转向中山先生的革命旗帜下。
在1900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前后共去新加坡九次，其中一度时间，将同盟会总部迁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待了一年多时间，主要是策划武装起义、集资筹款、与康有为等保皇派论战及著书立说唤醒民众等事务。
▲晚晴园内的孙中山雕像
据邓慕韩辑录的《总理所至南洋各地及年月考》一书记载，清楚记载了孙中山九至星洲的时间和行程如下（括号内为公历，“此”指新加坡）：
1、庚子六月（1900年7月），由日本经越南西贡（现为胡志明市）至此。住在莱佛士酒店4天，主要目的是为了救日本友人官崎，当时装扮日本人模样。
2、乙己六月（1905年7月），由英国经过此地去日本。在船认识了陈楚楠，后到小桃园午餐，初访晚晴园，在轮船上住一天。
3、乙己冬天（1905年11-12月），由西贡经过此地至欧洲。住晚晴园近两个星期，讨论设立星洲同盟会，并且推举陈楚楠为会长。
4、丙午春（1906年4月），由欧洲经过此地去日本。住晚晴园两个星期，召集星洲同盟会会员开会，并且选举张永福为会长、陈楚楠为副会长。
5、丙午夏（1906年7月），由日本至今此，后入芙蓉吉隆坡等处，复往日本。住晚晴园及马来西亚等地一个半月，制定星洲同盟会分会章程，并且走访马来6、丁末二月（1907年3月），由日本至此往西贡。住在东陵乌路111号数日，主要策划发动5月份的黄冈起义和6月份的惠州起义。并且视察了分会会务。
7、丁末冬至己酉（1908年1月-1909年5月，1908年为农历闰年，1月仍为丁末年），由日本至此。此次在新加坡待时间最长，前后有一年多时间，主要策划发动镇南关（现为友谊关）起义、河口起义等。并且成立同盟会南洋支部。三度北上马泰等地，为起义活动进行筹款。
8、庚戍六月（1910年7月），由美洲经过此地去槟城。住丝丝街77号旅店，时间为一个星期，策划黄花岗起义。并且将同盟会南洋支部从新加坡迁到马来西亚的槟城。
9、辛亥冬（1911年12月），辛亥革命胜利后由法国返回中国，经过此地去上海。住在金钟大厦一天。
1905年和1906年，新加坡同盟会有两次集会，因此，新加坡同盟会的成立时间上也有不同说法。
▲中国同盟会入会证书
第一次集会在1905年底，由孙中山和张永福等人，在晚晴园楼上集会，组织成立同盟会，写盟书、宣誓约，并且由孙中山授以暗号及秘密切口。再以推举形式，举陈楚楠为会长，初期为12人（或说14或19人）。林义顺和冯自由等人，都把这次集会，称之为星洲同盟会的“倡设”会议。
第二次集会在1906年4月6日，孙中山在晚晴园与多位新老会员见面，重组会务。胡汉民亲自写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章程。这时会员人数已经很多，选举张永福为会长。因为人数增加，为了选举就需要有正式的会籍册，出席者都填上当天的日期，故也有人认为，此日为星洲同盟会正式成立日。
1905年,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当时同盟会总部设在日本，并且在全世界共设立了9个支部，分别是：国内的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海外为：南洋的新加坡（星洲）支部；欧洲的比利时支部；美洲支部和檀香山支部4个支部。
由于清朝政府的反对，多次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1907年，日本政府在清政府的压力下，驱逐孙中山出境，同时给孙中山一笔资金作为补偿。孙中山收受日本政府资助后离开日本，孙中山与黄兴、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来到南洋，后将同盟会总部迁到新加坡。一段时间内，新加坡成为孙中山反清的策源地，晚晴园成为孙中山的枢密院。
▲因晚晴园，附近新建成中山公园
在《百年辛亥 南洋回眸》一书中，有一张1908年演出的海报，海报上写着：梨春园革命剧场，今晚大戏演至半场时，同盟会志士黄兴、胡汉民、汪精卫等，出场演讲。海报上有牛车水剧场的照片，同时印有黄兴他们三个人的头像。
1908年11月，香港粤剧团志士大班振天声社在新加坡牛车水梨春园演出《荆轲》，第一幕结束时，黄兴、胡汉民、汪精卫等上台演讲，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当时孙中山也在现场，他看过演出后，还与陈粹芬一起，在晚晴园接见了粤剧演员的代表。
很多读者，对陈粹芬都不熟悉，陈粹芬（1873-1960）出生在南洋槟城，1891年，经过陈少白介绍与孙中山认识，是孙中山的第二任妻子，19岁起跟随孙中山，他们一起生活了17年，一些老同盟会员又称之为“四姑”，其兄陈和当时是孙中山的保镖。辛亥革命胜利后，陈粹芬与孙中山分手，后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
▲孙中山和陈粹芬
同盟会总部曾经在新加坡的这段历史鲜为人知，国内外出版的许多报刊书籍都没有说过，很多人也不知道，但这一细节，可以作为旁证。
如果总部不在新加坡，孙中山来新加坡，其妻子陈粹芬不一定也要跟着来，即使妻子也跟来，黄兴、胡汉民、汪精卫等同盟会的要人，不可能同时都来新加坡。可见，合理的解释就是：当时同盟会的总部在新加坡。
▲这张一百多年前的演出海报，海报上黄兴、胡汉民、汪精卫等同盟会要人，旁证了同盟会总部当时也在新加坡。
同盟会总部在日本时，受到许多制约，如清政府的“抗议”，日本政府对同盟会的限制、华侨少、日本人支持孙中山的毕竟很少等等。
总部迁到新加坡后，工作中心由东洋转到了南洋，对同盟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由于南洋华侨多，反清的基础好，使这段时间成为同盟会的快速发展时期，晚晴园成为鼓吹革命活动的大本营，东南亚各地的同盟分会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一时成立了20多个同盟会分会 。
同盟会的组织据点从新加坡发展到马来亚、暹罗(今泰国)、印尼、越南、缅甸等国，南洋成为海外同盟会会员最多的地方。
同时，同盟会的会员成分也发生了变化，同盟会会员由富商延伸到中下阶层，尤其是东南亚的锡矿工人、橡胶工人特别多，他们的加入，使同盟会开始由资产阶级为主的政党渐渐向多阶级成分转变，不但扩大了同盟会员的来源，而且为今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打下了基础。
1933年，汪精卫在张永福著的《南洋与创立民国》书序言里题诗：遥从南斗望中原，壮志天池欲化鲲；百战故人今健在，白头重话晚晴园。回顾了当年在新加坡晚晴园这段历史。
自1906年起， 同盟会联合地方会党，先后发动了萍浏醴起义（1906年12月，又称“丙午萍浏之役”）、黄冈起义（1907年5月，又称“丁未黄冈之役”）、七女湖起义（6月，又称“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钦廉防城起义（9月，又称“丁未防城之役”）、镇南关起义（12月，又称“丁未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起义（1908年3月，又称“戊申马笃山之役”）、云南河口起义（4月，又称“戊申河口之役”）、广州新军起义（1910年2月，又称“庚戌广州新军之役”）和黄花岗起义（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又称“辛亥广州起义”、“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孙中山在这段时间策划的几次起义，如钦廉之役、镇南关之役、河口之役、黄花岗之役等，很多是在晚晴园策划发动的，并且由新加坡华侨肩负重任。南洋华侨不仅出钱出力，还亲身参与历次战斗，甚至牺牲生命，可以说是全方位地参与国内的革命斗争。
其中1906年萍浏醴起义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是太平天国以后中国南方爆发的一次范围最大的反清革命斗争，牺牲义军将士及其亲属逾万人。
黄花岗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关键性的一枪。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城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次年（1911年）4月27日发动广州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1911年1月，黄兴等人在香港成立统筹部，筹集经费、组织敢死队，并且在广州设立38个秘密据点，为起义做准备。
黄花岗起义是最为壮烈的一次，参与及牺牲者多为同盟会骨干成员，起义时黄兴现场指挥，并且亲自率领敢死队冲在第一线，很多同盟会员壮烈牺牲。黄花岗72烈士的墓园中，其中有29位来自南洋，有5位来自新加坡，他们的名字是：余东雄、郭继枚、李文楷、劳培和杜玉兴。当时他们的年龄分别是：17岁、18岁、24岁、25岁和27岁，牺牲时大多数还没有成家。
年龄最小的余东雄，来自新加坡百年老字号余仁生家族，现在新加坡还有以他们家族的余东旋名字命名的大街。余东雄是余东旋的堂弟，当时余东旋得知余东雄要去中国参加起义时，曾经设法阻止他去，余东雄还是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起义。余东雄牺牲后，余东旋担负起了照顾余东雄家属的义务。
孙中山并不是中国第一个成立“党”的人，第一个是康有为和梁启超，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成立了保皇党。保皇党主张保留帝制度，留辫子，进行缓和的改革。当时中国人有没有留辫子成为保皇党和革命党的分水岭。一段时间内，保皇党的势力还有很大的影响，很多华人还留着长长的辫子。
康有为先逃到日本，后来在1900年2月，又跑到新加坡，组织保皇派，出版《天南日报》《槟城报》等报纸，为保皇派摇旗呐喊，深得民心，一时南洋华人几乎成为康氏精神占有的殖民地。康有为竟然对清廷夸口说：“你有其地，我有其民。”同盟会星洲分会首任会长陈楚楠，开始也是保皇党的信徒。
1908年，同盟会在和“清妖”作斗争的同时，也和保皇党在新马等地开展了大辩论，这是海外华人为政治而分裂的第一次，使海外华人形成了两个阵营和派别。当时新加坡对垒的报刊，一方是同盟会的《中兴日报》，另一方是保皇党的《南洋汇总报》。
1908年9月11日，《南洋汇总报》该报主笔以“平民”的笔名，发表了《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文章，提出革命不能行于今日，以及革命足以瓜分中国的看法。后又陆续发表了《革命党之真相》《论今日时局只可立宪救国万无革命之理》等11篇文章。“平民”真名为唐谬，尊梁启超为师。
在《革命党之真相》一文中，平实骂孙中山是“海盗”，说：“孙中山是妄自尊大，欲以盗贼而为帝王。孙某者，广州湾一海盗也。不学无术，见小贪利，慕外人文明之名，并不知文明之实。身无寸土，而妄以中华大统领自居，天下可笑之事，谁过于此。”
在《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一文中，平实认为：人类历史上，算上革命的只有3次，分别是“商汤革命”、“周武革命”、“华盛顿革命”，他们都顺应时势，革命才能取得成功。
孙中山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在《中兴日报》上，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对“平实”进行反击。骂平实为“汉奸”。当时对“汉奸”，主要是针对满清的来说。
1908年9月11日，“南洋小学生”发表了《平实开口便错》一文，反驳平实“以天命来反对革命”的说法。文章指出：“人事补天工，人事夺天工。人事与天工不能混为一谈。革命者，大圣人、大英雄可为，常人亦能为。知吾汉族只四万万人，为尽归心于满清者？以吾所见，楚尔一二汉奸外，断无归心满清者。”
12日，发表了《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15日，又发表《平实尚不肯认错》。三篇文章均收入《孙中山全集》。
当时，由于同盟会总部也在新加坡，汪精卫、胡汉民、尤列等人也都参加了论战，发表了许多文章。
辛亥革命的最大特点是得到海外华侨最大的支持。革命爆发期间，单在新加坡支持的华人就有1--1.5万人。当时的南洋的华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以提高他们在海外的地位。
而在新加坡，受传统的反清复明思想影响深远，曾经在有一座供奉73名反清复明义士的社公庙。当孙中山来宣传革命时，反清的火焰就被很快点燃。支持孙中山的华人以福建人最多，现在可以查到的就有69人，他们当中不少都是华社及商界领袖人物，如陈嘉庚、李光前 、李春荣等等。
▲毛泽东题字
李春荣祖籍福建海澄县，当年只有17岁时，从印度尼西亚来到新加坡，三次到晚晴园向孙中山表明志向，孙中山都以他年纪尚轻加以婉拒。他并不气馁，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星同盟会中最年轻的华侨，孙中山赐名他“义侠”以壮起志。后来还赐于他“旌义状”，表扬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
陈嘉庚（现新加坡有陈嘉庚地铁站）在1910年加入同盟会后，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他担任福建“保安会”会长，筹款支援福建，稳定了当地局势；
祖籍福建的李光前（陈嘉庚女婿，著名实业家、儒商，曾经担任新加坡大学校长），在辛亥革命时，毅然剪掉辫子，加入同盟会，以实际行动支持孙中山；
陈笃生（现新加坡有著名的陈笃生医院）的曾孙陈武烈，加入同盟会后，与孙中山成为挚友，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回国途中，途径新加坡，就住在他家“金钟别墅”。
在新加坡支持孙中山的福建人数不胜数，如洪门会义兴帮助掌门人林推迁；商人侯西反、沈飞龙、林镜秋；银行家王丙丁、陈先进、邱国瓦、薛武院；华社会领袖庄希泉；经营巴士公司的郑古悦；报人黄乃裳、傅无闷；教育工作者许济侯；牙医盛九昌等等。
新加坡华人为辛亥革命捐款的人也很多，如祖籍广东大埔县的徐统治雄，为了支持孙中山，把7间店铺全部变卖资助革命；林受之为了支持革命，用尽了自己的家产，多次捐款，每次捐款都是1000元到万元不等，当时1000元相当于现在的十万元左右。到头来自己一贫如洗，自己的子女只好到人家去打工来维持生活。广东潮安人沈联芳，为支持广州起义，一次就捐款3500元，另外对其他起义，也多次捐款等等。
在新加坡支持孙中山的众多华侨中，有三个人功劳最大，他们是：张永福、林义顺和陈楚楠，又称之为“星洲三杰”。他们三人模仿刘关张，在新加坡组成“小桃源俱乐部”，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1906年 ，孙中山（前排左4）与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同志合影。前排左2为张永福、左3为陈楚楠；右1为林义顺、右3为尤列；后排右1为张禀庚（张永福之子）、右3为邓慕韩、右4为陈和，左2为张华丹（张永福弟弟、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曾祖父）。
张永福（1872-1957）字祝华，广东饶平县樟溪镇青岚村杨梅坑人，生于新加坡。是孙中山辛亥革命在海外的主要助手，他追随孙中山左右，几乎成为孙中山的私人秘书。
1905年5月，孙中山乘船从英国赴新加坡、日本宣传革命，因签证关系未能登岸，张永福和警方疏通，使孙中山得以登岸。
“晚晴园” 是张永福家的私产，原来张永福准备给母亲养老用的，张提供给孙中山居住使用,其母亲也非常赞成。在1905年到1915年期间，孙中山以“晚晴园”为革命的“据点”，早期的许多工作得以在此进行。
1905年，孙中山曾经亲自设计了一面中国的原始国旗，还叫张永福的妻子张陈淑字女士绣了出来，国旗上有四面旗帜和国民万岁等字样。这面国旗后来虽然没有采用，但是可以看出当时孙中山和张家之间的亲密关系。孙中山还给张永福的侄子张明远（张志贤副总理祖父），亲手写了一幅“博爱”的条幅，现保存在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中。
▲张陈淑字女士绣的由孙中山亲自设计的原始国旗
更值得让后人钦佩的是，张永福一方面为孙中山在新加坡开展民主革命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条件。另一方面，每次国内起义失败后，大批志士都逃往新加坡避难，张永福都不遗余力地给予安置、照料、帮助、寻找工作。单黄冈一役有百余人，河口一役有600余人。河口一役失败后，张永福将一块约千亩的红石矿地捐出，成立了“中兴石山公司”安置逃难志士。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晚晴园一度时间为国民党在南洋的办公室，1951年由台湾当局交给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1994年，新加坡政府将“晚晴园”评定为国家级古迹，永久纪念。
张永福在新加坡的亲属多有成就，现担任新加坡副总理兼新中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新方）主席的张志贤（在总理出访时或者总理病假休息时代总理），就是张永福弟弟张华丹的后代。
▲孙中山送给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祖父张明远“博爱”的题词，现保存在晚晴园。
林义顺（1879-1936），是张永福外甥，为新加坡著名的侨领，曾任该国中华总商会会长，潮州八邑会馆首届总理。一次，林义顺看到《苏报》上刊载的清朝禁止汉族子弟留学日本成城军官学校的消息，愤然而起说：“中国革命再迟．我们都没有活路了!”
1903年，林义顺在黄乃裳、尤列两人的影响下，从谈论革命到开始走上革命的实践道路。从此，他便下定了进行民族革命的决心。新加坡同盟分会成立后，孙中山经常邀集林义顺等人到“晚晴园”，详细地讲解国内外形势，解释三民主义的意义。
当时孙中山经常在新加坡同盟分会总部“晚晴园”召集各地同志开会，密谋举义的各项计划。林义顺常随侍于他的身旁，出谋献策。他还遵照孙中山的指示，为筹集革命经费四处奔波。
1909年，林义顺介绍于陈嘉庚认识孙中山，陈嘉庚于翌年加入同盟会，后来林义顺与陈嘉庚还结成了儿女亲家。
林义顺等人几乎负担了丁未黄冈起义的全部经费。林义顺当时并不富裕，也倾囊相助。他为黄冈起义所做的另一件事便是营救和安置失败后流亡海外的义军将士。 有100余名黄冈义军战士自香港避往新加坡。林义顺积极帮助安置他们，其中不少人就安排在他所经营的农场中。
1911年10月，武昌举义成功，消息传到新加坡，林义顺雀跃而起说：“我们汉族革命，终于有了今日。他再度奋起，踊跃赞助孙中山的共和事业。11月，孙中山回国担负革命领导工作时路过新加坡，林义顺遵照他的嘱咐，与陈嘉庚等人募筹巨款汇寄南京革命政府。1912年3月，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给林义顺、张永福等人以旌义状，表彰他们为开国所作出的贡献。
20世纪初，新加坡三巴旺地区还是一片荒山野岭，经过林义顺、陈嘉庚、林文庆等人的努力开发，现在这里已成为新加坡的卫星市镇。为纪念他开辟三巴旺的功绩，这片地区的许多乡村、道路都以林义顺及其家族的名字来命名，如义顺村、忠邦村，义顺路、蔚华路、峇顺芭、忠国路、忠邦路……就是80年代新建的义顺镇也是得名于他。日前报道的新加坡总统仍然住在义顺的组屋里，义顺的地名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陈楚楠（1884—1971），男，祖籍福建厦门，生于新加坡。原名连才或连材，别号思明洲之少年。年轻时与兄合营树胶种植业。
戊戌政变失败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新加坡设立“保皇会”，青年陈楚楠出于朴素的爱国心理，成了支持保皇活动的一员。听贯了保皇议论的陈楚楠，对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感有些道理又有几分疑惑，于是专门拜访了尤列，尤列深入浅出讲解了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使陈楚楠茅塞顿开，转而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反清革命。
“欲成大事，非先唤醒民众不可”，陈楚楠从《苏报案》的发生，省悟到报纸的威力——唤起民众之有力武器，遂与张永福着手创办《图南日报》。1906年任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长。1907年创办《中兴日报》，与保皇派论战。
陈楚楠还积极筹款支援中国同盟会发动两广及云南起义。辛亥革命后一度回上海，主持华侨联合会，1917年回国。后在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1928年后任福建省政府委员。1933年“福建事变”时任实业厅厅长。后重返新加坡。著有《晚晴园与革命史略》。
在海外广泛流传一句话，那就是：华侨为革命之母，这句话最早出现在1929年。当年国民党元老、曾经是《槟城日报》的主笔的戴季陶，主持槟城一次华侨教育大会，戴季陶他在会上说，国家要为华侨教育提供援助，因为国父说过“华侨为革命之母”。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台湾当局为了拉拢华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也多次宣称，国父说过，“华侨为革命之母”之类的话。美国媒体曾经报道过，发现了孙中山的“华侨为革命之母”的亲笔题词，虽未能证实，但孙中山多次以不同的方式，阐述对华侨的感谢，现在能查到的至少有五次。
第一次是1916年9月30日，孙中山在上海欢迎华侨从军的大会上说：“前时帝制之破坏，华侨实为一最大之力。”
第二次是也是在1916年，孙中山在发给海外会员的一份通告中，规劝大家不可遗忘华侨的功绩，他说：“此次推翻帝制，各埠华侨，即捐巨资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
第三次是在1917年，孙中山为同盟会出的一本书中的序言里写道：“同盟会之战，多赖海外华侨之力。惟吾深知，同盟会中无华侨一部分者，清室无由以覆，民国无由而建也。”
第四次是在1923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次同盟会支部大会上，孙中山说：“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相共，或输财以充军实、或奋起而杀国贼。其对革命之奋斗，历十余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以长留于国人之脑海。”
第五次是在1923年10月15日，在广州一次国民党大会上，孙中山说：“本党最发达的地方，是海外各埠，海外华侨很多的地方，都有中国国民党。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明白本党的主义在先，所以他们的革命也在先，每次起革命，都是海外同志的力量。”
▲晚晴园墙上老照片诉说历史
辛亥革命是一次划时代的伟大革命，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的封建统治，开创了中国的新纪元。李光耀说：孙中山是一个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人。
一百多年前，新加坡的华人没有把孙中山当“外人”，也没有把中国当“外国”，更没有把中国的事当“外事”。他们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倾家荡产、全力以赴支持中国革命，有的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人们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民国的“国父”，竟然在新加坡有“故居”；辛亥革命期间的多次的武装起义，指挥部竟然设在新加坡；中国的革命党与保皇党的的大辩论，也竟然在新加坡开展，并且得到新加坡人的热烈反响！这正说明了新中关系血浓于水亲密无间。
现在新加坡的华人，不少都是参加辛亥革命前辈的后代，他们不仅在辛亥革命时支持中国革命，在抗日战争期间，也大力支持中国的抗战。
1965年，新加坡建国后，新加坡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访问最多的国家是中国；他花费心血最多的是“两岸统一”。新加坡成为“汪辜会谈”和“习马会见”的所在地。
新加坡投资最多的国家是中国，对外贸易额最大的国家也是中国；培训中国官员最多的还是新加坡。新加坡不仅在中国兴建的许多开发区，还投资参股了很多大型企业。特别是一些新加坡的领导人，还兼任中国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的顾问，直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因为新加坡的华人深深地懂得，天下的华人是一家，一个强大的祖国，才是他们的根。中新传统友谊源远流长，牢记辛亥革命的历史，缅怀辛亥革命的英烈，发扬中新传统友谊，正是新加坡几代华人不懈的追求。
（田柏强，原中国安徽工人日报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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