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员养生之道：Google 是如何鼓励员工多吃蔬菜的？
【编者按】在这个大部分程序员都会面临着熬夜加班、脱发等亚健康状态的环境下，Google 为员工提供的丰盛的免费餐饮一直都是引得程序员们向往的福利，既在硅谷闻名，在国内也颇让大家羡慕，而现在，Google 所做的，不仅要让员工吃得开心，亦要让员工更加健康。
Google 这家科技巨头正在设计一种方法来鼓励员工养成更健康的饮食习惯，而这不止对 Google 内部有益，也可能对美国的其他地区有所启发。
Tina Williams 每天早上都吃蔬菜当早餐，她以前并不是这样的。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她常吃的蔬菜只有罐头包装的玉米和土豆。但后来 Williams 在纽约市的 Google 工作了，公司免费提供餐饮，她最喜欢的甘蓝藜麦牛油果沙拉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 8 点开始提供。
从小到大，她永远不会相信自己有一天会把沙拉当早餐吃。她的中产阶级家庭以前住在波士顿外面，她记得自己很同情一个小伙伴，因为那个孩子的妈妈每次都买全麦面包。但是在 Google 工作的这九年，她每周有五天早餐和午餐都是在公司吃的，她喜欢上了大白菜，一种以前在超市里都认不出来的蔬菜，以及抱子甘蓝，她说：“我后来发现，如果蔬菜是已经做好的，我其实很喜欢。”
Williams 今年 35 岁，高挑健康，现在她对自己的饮食习惯感觉良好。但她知道很大程度上是 Google 帮助自己养成了这种更健康的饮食方式。几年前，在她休产假时，她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每天早晨都准备蔬菜——更何况尽管尝试了很多次，她自己做的甘蓝藜麦沙拉味道总是不对。Williams 告诉我：“这就是失业所让我担心的事情，对我饮食的影响会很大！我都不敢想。”
Google 提供的免费餐饮在硅谷内外都是众所周知的一项福利。公司的第一位主厨 Charlie Ayers 于 1999 年赢得了这份工作，为当时 40 多名 Google 员工做饭，食谱包括斯里兰卡咖喱鸡配烤南瓜等等（Sri Lankan chicken curry with roasted pumpkin）。不久之后，硅谷里每家志向远大的公司都被迫与 Google 的美食传说竞争。技术宅们的食物网站 Serious Eats 在 2014 年一篇文章的标题中总结了它在外的美誉：“Google 总部的午餐真的如您想象，超级棒。”
一段时间以来，Google 一直在悄悄地在其食物计划中添加新的一笔：仅仅让员工开心已经不够了，公司也在试着让员工更加健康。在过去的五年中，公司采用了典型的 Google 方法来对自家提供的食物进行有条不紊的，迭代式的研究，旨在创建最大规模的，目标最远大的在真实世界的测试，来知道如何推动人们在饭点的时候选择更健康的食物。这项活动不仅会改变食物本身，还会改变食物是如何展现给人们的。Google 的策略包括限制肉类和甜点的份量，并重新设计其位置，以使其“用户”更愿意选择清水和水果，而不是汽水和 M＆M 豆。Google 全球工作场所计划主管 Michiel Bakker 说，我们的目标是使健康的食物成为人们更容易选择的东西，就像 Tina Williams 那样，首选健康的食物。
该公司的这项实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美国人的健康饮食问题已经困惑了科学家们，公共卫生倡导者们，以及各个公司和学校很久了，所有这些人都在拼命地寻找改善美国人饮食结构的方法。
结果虽然有局限性，但能令人眼前一亮。仅 Google 纽约办公室的厨房，每天就要供应 10,000 多人吃饭。公司每天提供 2300 份早餐沙拉，而两年前这个数字为 0。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海鲜的消耗量跃升了 85％，从平均每人 13 磅增加到 24 磅，即使公司主要使用的是更可持续但不那么受欢迎的品类，例如鳟鱼，章鱼，鲽鱼和贝类。虽然汽水的消耗量保持稳定，依然是平均每人每年 20 罐，但水的消耗量却急剧上升。2018 年，纽约 Google 员工喝的瓶装水几乎比瓶装含糖饮料多五倍——这还不包括用杯子和免费的可重复使用的水瓶喝的水。（Google 为了减少塑料的使用，会向员工提供可重复使用的水瓶。）
批评者们可能会不屑地说，Google 做得确实很棒，但这种模式可以复制吗？毕竟，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的市值接近 1 万亿美元，而且 Google 拥有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积极进取的，精英阶级的员工队伍。但是该公司的大规模实验很重要，因为美国人的健康饮食问题已经困惑了科学家们，公共卫生倡导者们，以及各个公司和学校很久了，所有这些人都在拼命地寻找改善美国人饮食结构的方法。在美国，几乎五分之一的儿童和三分之一的成年人都受到肥胖症的影响，肥胖使他们患糖尿病，心脏病和癌症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居高不下。迄今为止的任何努力都没能扭转这种局势。
传统的公共卫生运动的专长在于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但这种方法屡试屡败，无法改变人们的行为。自 1990 年代初以来，包括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在内的一些机构一直在推动“一天五顿”倡议，鼓励美国人每天食用五份水果和蔬菜，但直到今天，只有 13％的美国人日常食用的水果能达到建议的标准，而只有 9％的人吃的蔬菜够多。完美无缺的企业员工健康产业——为公司员工提供健康和健身计划以及激励措施的产业——已成长为一个价值 80 亿美元的庞大市场，但却对美国员工的健康没有起到太大作用，也没有降低公司为员工支出的医疗费用。而节食行业呢？这个行业最成功的业绩只有它自己 660 亿美元的年收入。
相比之下，Google 的策略简单，精妙且可复制。除了不能看到城市全景之外，纽约的 Google 咖啡馆看上去跟外面的咖啡馆很像，有墨西哥卷饼店，下单即做的沙拉餐吧，以及在其他地方都可以找到的自助餐吧。但是细微之处的变化会带来结果上的很大不同。自助餐线上的盘子只有 8 至 10 英寸宽，而不是标准的 12 英寸宽，这有效地限制了份量。在这条线上蔬菜总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等到你能够到肉类或巧克力曲奇和巧克力挞时，盘子上的空间已经不多了。泡满草莓，黄瓜或柠檬的“spa 水”随处可见——Google 故意让它们比含糖饮料甚至瓶装水更容易被拿到。Google 的卷饼（burrito）重约 10 盎司，比我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的 Chipotle 买的原料相似的重达 1 磅 9 盎司的大卷饼要小 60％。
换句话说，这是合理健康饮食对未来的一种愿景。通过细微的，有意的选择，Google 为员工创造了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 20 盎司的焦糖星冰乐不存在，三层皇堡也不存在，虾，意面，以及面包条也不能无限续碟。耶鲁大学预防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医学和公共卫生硕士，兼 True Health Initiative 主席，David Katz 表示：“ Google 正在尝试的事情是想改变文化，要终生改变人们的行为和健康状况必须深入文化层面。”
Google 于 1999 年启动食品计划时，并不是为了建立健康饮食的算法，尽管 Google 一向不把食品仅仅看作食品。当年共同创始人 Larry Page 发起了食品计划，是希望能够引起“偶然碰撞”，想让人们通过就餐过程中的对话而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和产品。然而，在接下来的 15 年中，Google 的员工人数激增，公司把自己的餐饮服务从雅典扩展到新加坡。Google 从那时候起就不仅需要有才华的厨师了，它需要一个专业的经营者。
2012 年，Michiel Bakker 还住在布鲁塞尔，他接到了 Google 招聘人员的一通电话，请他负责监督公司的“食堂”。他的第一反应是大笑。十五年来，Bakker 在世界各地的豪华酒店中开设和管理餐厅，包括位于旧金山，帕克城和波拉波拉岛的瑞吉酒店（St. Regis properties）。但是他继续听了下去，就像大多数人在接到 Google 的电话时一样，他说，他最后发现对方在电话里的演讲很吸引人。“您的角色是思考如何把食物提高到下一个层次，而下一个层次意味着什么将由您定义。”
Bakker 的第一步是让 Page 的“偶然碰撞”能更令人舒服地发生。这意味着要对无菌自助进行改造，让它们看起来更像餐馆，要打造良好的照明，舒适的宴会，以及诸如主厨的餐桌之类的新概念，可以让员工观看开放式厨房中食物是如何做出来的。然后，他的团队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来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意料之内的，他们下一步的重心反映了一场引起食品界动荡的重大辩论：如何使美国人的饮食习惯更健康。
“年轻的这一代人不懂食物，” Bakker 在 2014 年与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这样对我说。“由于父母双方都要工作，或者许多其他原因，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中没有家庭聚餐。有些人即使想要选择好的食物，也不知道该如何选。因此，问题就在于我们能如何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如果他们选择更好的食物的话？”
Bakker 的第一直觉是与研究人员一起探索如何使员工对更好的食物产生渴望，他甚至想要会见一位在研究“调味规则”的荷兰科学家，经验主义上来讲，他的研究可能会让健康食品味道变得更好。但 Bakker 最终发现这方面的努力是徒劳的。在健康的全谷物旁边放一个汉堡，我们的蜥蜴脑几乎每次都会选择汉堡。因此，Bakker 选择去改变整个饮食格局，而不是仅仅改变食物，这确保了 Google 里几乎所有可选择的食物都是健康的，或者至少是比较健康的，并且确保这些健康的选择不会被人们遗忘在角落里。
举个例子：零食。
在 Google 厨房中，机器大约需要 40 秒就能煮一杯新鲜的咖啡。对于那些不想再增肥几磅的人来说，这 40 秒钟非常危险。因为在等待咖啡的过程中，员工有机会用很多水果，曲奇以及各类糖果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Google 的休息室被这些零食塞得满满当当的，因此休息室在 Google 内部员工之间也被称为迷你厨房。根据一项研究，经历“高认知负荷”的人——很多 Google 员工都是这样的人——在饥饿时更偏向于选择不健康零食（蛋糕），而不是健康零食（水果）。
想到这里，Bakker 决定进行一个简单而直接的实验。他把零食从咖啡机旁边移开了。从前零食桌在 6.5 英尺外，但现在被放置到了 17 英尺外。这个距离仅仅远了四到五步，就可以把男性吃零食的概率降低 23％，女性 17％。对于一个每天喝三杯咖啡的男人（Google 的绝大多数员工都是男性）来说，这可能就意味着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重和渐渐变成大腹便便的中年油腻大叔之间的区别。
从那时起，Google 一共改造了 1,450 个迷你厨房。不健康的零食（目前大部分仅包括 M＆M 豆和小熊软糖）现在离咖啡机相当远，被藏在不透明的罐子或抽屉中。同时，一大碗新鲜诱人的水果被放置在离咖啡机最近的柜台中央。
Bakker 的小组也将同样的理论应用到了含糖饮料上。现在，厨房冰箱玻璃门的下半部分已做磨砂处理，让 Google 员工可以看到纯净水，调味水，胡萝卜条和酸奶，同时把加糖的茶和苏打水隐藏了起来。虽然员工其实知道这些东西都在哪里——“我们又不笨，”Tina Williams 笑着说——但看不见它们就能减少诱惑。纽约云部门的工程经理 David Carlsson 告诉我，在工作中看不到且吃不到加工后的零食，这对他工作之余的生活习惯也影响很大。他渐渐养成了去拿别的东西吃的习惯。
这并不是说，所有 Google 员工都对这种努力表示赞成。这个公司以开放的企业文化而闻名——即使这种文化最近正面临挑战——那就是鼓励员工畅所欲言，不论是关于 Google 颇有争议的人工智能合同 Project Maven，还是关于减少肉类供应的决策。而 Google 员工们确实对食物颇有微词。他们对果汁和冰沙吧台上的小小玻璃杯表示拒绝。（很显然，如果你想多喝点，要一次拿两个杯子回去是很麻烦的。）Google 最终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屈服，公司终于开始在纽约的办公室里提供红牛了。
Bakker 记得曾经有一位 Google 员工提交了“取消肉类”的请愿书，之后很快又有人提交“不要取消肉类”请愿书，然后又有人提出“取消甘蓝”的请愿书——可能是开玩笑的，也可能不是。就他自己而言，Bakker 为了不被当做食品警察而竭尽所能。“作为雇主，我们正在对该项目进行投资，并且正在打理您的医疗保障以及您的长期健康和福祉问题。但是，我们尊重您自由选择的权利。”他说。“因此，我们并没有把不健康的食品拿走。没有任何规定说：汝须食胡萝卜。”（Thou shalt eat carrots.）我们只是巧妙地对环境进行社工，让胡萝卜显得更具吸引力而已。
通过改变环境来改变人们的行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想法。众所周知，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ture）是行为科学领域的基础之一。法律学者 Cass Sunstein 和获得 2017 年诺贝尔奖的行为经济学家 Richard Thaler 在他们两人 2008 年的著作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中，展现了人们为什么有时会做出不明智的选择（例如，不签由员工赞助的 401（k）计划），以及像把“参加”作为默认选项这样的“nudges”（轻轻推你一把）是如何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的。
然而，对食物的选择比一次性选择（例如是否参加 401k）的情况更复杂。你在吃上做的选择是私密的，复杂的，文化上的，并且大多是无意识的。这种选择取决于你的个人品味，预算，上班途中所经历的事情，你的孩子或配偶是否是挑食的人，以及你周围人的眼光。从本质上讲，它是由习惯驱动的，而习惯又是很难改变的。
似乎是嫌改变习惯的挑战还不够艰巨，食品选择架构领域在 2018 年还受到了一次重击：领域内的领先研究人员 Brian Wansink 被撤回了十几篇论文，并因学术不端而被迫从康奈尔大学辞职。Wansink 是代表这些想法的公众人物——他的著作《无意识饮食》（Mindless Eating）是常年畅销书——而他的此次失败使批评者们能无视这种策略，就比如说给自助餐厅里队列上的一碗水果打上一束光来增加销量，他们觉得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花哨。
但是对于 Bakker 而言，Wansink 个人的过错行为并不能说明背后的科学是无效的。他说：“在像 Google 这样一个由数据驱动的环境中，我们仍然认为这种思维是对的。有趣的是，您可以看到并感受到这一点。”因此，Google 不断进取，与研究人员合作完善行为科学理论，以应对更复杂的情境。
与 Google 合作的耶鲁大学教授兼客户洞察中心（Center for Customer Insights）的负责人 Ravi Dhar 说：“早期的选择架构主要专注于过程。你要做的不是去改变选择范围，而是进行重新排列。”因此，如果目标是让人们吃更多的蔬菜，则可以让沙拉吧台变成人们一进自助餐厅首先看到的东西——饥饿的人们通常会去拿第一个映入眼帘的食物来吃——然后吃到饱。但是事实证明仅仅这样的策略还不够，还必须使蔬菜更加丰富和引人注目，而对肉类的策略则正相反。
“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通过尝试不同的策略得到的结果总比什么也不做要好。”
在今年夏天的某个繁忙的午餐时段里，我目睹了 Google 员工们在公司纽约办事处的一家名叫 Hemispheres 的自助餐中排队。餐厅里到处都是印度菜，咖喱的味道笼罩着整个房间。超过一半的 Google 员工都会在位于入口的沙拉吧台停下。自助餐的队列里充斥着素食：秋葵椰子咖喱，烤花椰菜配腰果，番茄辣椒配芝士，以及辛辣的咖喱豆腐。唯一的荤菜是咖喱羊肉。丰盛吗？的确很丰盛了。
在走到羊肉那边之前，大部分员工仿佛自动一般地就已经把盘子装满了。只有极少数人故意留出盘子来等到羊肉前面多装点。诚然，这种取样并不科学。但是正如 Bakker 的口头禅那样：“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通过尝试不同的策略得到的结果总比什么也不做要好。”
但是，Google 最晚明白的一个道理却也是最最直白简单的一个：蔬菜必须真的好吃才行。因为能让人们参与并坚持某种有益行为的动机与所有逻辑原因关系都不大，而更多地取决于人们是否享受做这件有益的事情，无论这件有益的事情是去健身房还是多吃蔬菜。
正是出于这个既显然又深刻的原因，Bakker 才走上了一条把蔬菜变得更好吃的新征程——这条路并不始于神经科学家和行为专家，而始于厨子。
经典餐厅的厨房是根据 brigade 系统组织的。顶部是 chef de cuisine 或者说是行政总厨，然后是 sous chef 以及各种 chefs de partie，每个人负责餐一个特定部分——酱汁，鱼，烤肉，炸物等等。这套体系是由 Georges-Auguste Escoffier 于 19 世纪创立的，它基于军事等级制度，目的是建立明确的责任分工和提供 Escoffier 的精美菜单所需的效率。
在 Escoffier 厨房中排名最低的是蔬菜厨师 legumier。
在当年，这是能说得通的。那时候肉类很贵，所以只能由最熟练的厨师烹制。新手们从萝卜开始接手，慢慢进步直到可以处理里脊肉。Escoffier 的系统在许多高端餐厅中都以某种形式延续下来了，而蔬菜厨师低下的地位也是如此。美国烹饪学院（Culinary Institute of America ，CIA）的教务长 Mark Erickson 说，他在格林布里尔精英酒店（elite Greenbrier Hotel）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蔬菜站。他说：“你就算把蔬菜做得一塌糊涂，也没人会管你，可能是因为做得太烂了所以根本没人吃，而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也变化不大。”
蔬菜在古典烹饪中的地位低下问题本来不关 Bakker 的事。但是在 2016 年，出于员工健康和环保方面的原因，Google 决定将其食品供应向着更加植物性的方向推进。他说：“我们告诉公司管食品的经营者们，'去多做蔬菜吧！' 但得到的响应并不多。”厨师们要么无视了该指令，要么做出了 Bakker 所说的“豆腐派对”一样的东西，像 70 年代那样的唯一素食选择，没人愿意吃。
一年过去了，又一年过去了。正如 Bakker 所认识到的那样，这个问题是两方面的的。首先，相比于肉类，要把蔬菜做得好吃是一件更消耗体力的事情。你必须通过剥皮，切碎，炖煮，以及打成糊等等方式才能激发出食材的风味。其次，在餐厅供应素菜——特别是厨师们会做的那种比较乏味的蔬菜——并不会给厨师带来像提供肉类时那样的称赞。Bakker 说，像我们许多人一样，厨师们都爱听赞美的话。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用蔬菜招待员工们简直就是“双输”。
到 2018 年，Bakker 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只好向美国烹饪学院（CIA）的 Erickson 寻求帮助。Google 是美国烹饪学院较大的企业出资方之一；总体而言，公司已经花费了超过 100 万美元来支持 CIA 的蔬菜推进计划。同心协力之下，他们创建了一套以素食为基础的烹饪课程，Erickson 认为这套课程很可能会成为在未来我们思考和教授食物烹饪的标杆。厨师们不再专注于学习如何炖，烤，炸和炒制肉类，而是将被教授如何烹饪菜花，西兰花，抱子甘蓝和胡萝卜。课程将指导他们如何制作出完美的鹰嘴豆泥，酿葡萄叶，以及烤大蕉（一种能当蔬菜吃的绿色大香蕉，富含淀粉，含糖量低）。这套 75 小时的在线课程将于本月推出，所有 Google 餐厅的厨师都将被要求学习。
这是一个绕圈子的计划：一家高科技公司资助一套烹饪课程，然后成千上万名厨师必须学习这套课程，不可避免的是，这些厨师中有些人会辞职并由新的厨师顶替，然后新的厨师也必须接受蔬菜烹饪方面的知识教育。这很可能是专业化烹饪的未来，但是要明确 Google 具体得到了什么收益是非常困难的。通常，这种情况会使 Erickson 担心，毕竟大多数公司希望看到投资的具体回报。但是，Erickson 说，Google 不同，Google 一开始并没有设定明确的目标，因为他们愿意看看放手去做的话会发生什么。他们很清楚自己的知识盲区在哪。
如果你在研究饮食健康问题时感到迷茫，最好记住上面这个启示。
坦白地说，食物研究通常都很糟糕。原因就是：大部分食品研究规模都很小，为了将某种食品与特定健康问题联系在一起，常常会得出误导别人以及自相矛盾的结论。营养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参与者们如何上报所吃的食物，而他们的报告的不可信性简直臭名昭著，因为人们要么记得不准确，要么撒谎。毕竟，你还能记得两个星期前晚餐吃的什么吗？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营养学研究人员会将他们的实验对象们安置在实验室中，精确控制他们的饮食。但是正规的营养学研究需要花费数年，因此能找到愿意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待在一个泡泡房里生活和进食的研究对象是希望渺茫的。结果就是，许多食品数据被扭曲到基本作废的地步。一份针对大型的政府主导的饮食数据库——国家健康与营养检查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四个十年期间的结果的调查显示，受调查的大部分人如果真的吃得像自己上报的那么少的话，那他们都在长期挨饿。9 月发表的一项颇具争议的研究得出结论，已存在了数十年的那条关于红肉和加工肉类对人体健康有害的警告是无法被证实的，因为数据是不可靠的。
Google 建立了一项活的实验，通过每天多餐，每周五天，为 195,000 多人创造了新常态。
所有食品研究都试图减轻那种伤脑筋的生物本能上的，文化的以及个人的对得出一条简明扼要的结论或建议的渴望。少吃脂肪。多吃蛋白质。削减钠和糖的摄入。对于某种 silver bullet 的过度迷信是美国人的饮食方式一直无法有实质性改变的核心。
Bakker 在 Google 采取的方法的可取之处在于，他首先就假设了一个简单的，一刀切的能应对我们饮食挑战的解决方案并不存在。Google 建立了一项活的实验，通过每天多餐，每周五天，为 195,000 多人创造了新常态——在那个世界里，到处都是 spa 水，曲奇没有手掌那么大，人们常吃的是甘蓝沙拉，而不是汉堡薯条。我们可以将它视为美国版的蓝色乐活区（blue zone），即世界上像撒丁岛，日本冲绳，以及希腊的伊卡里亚岛（Icaria）那样的地区——那里的食物和文化使人们能健康长寿地生活。
Google 并未给这项食品计划打上“企业健康” （corporate wellness）标签，但其整体方法可能成为此类企业健康计划的新模式。健康行业主要专注于特定的干预措施上（比如打折的健身房会员或体重管理课程），其基本目标是减少雇主的给员工支付的医疗费用，而不是使员工更健康。其结果充其量也就是表现平平。去年发表在《美国医学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ine）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一家美国大型仓库型零售公司的 32,000 多名员工，发现该公司的健康计划几乎一项目标都没有达成：不管是削减成本，减少旷工，还是改善工人健康。健康供应商 WellSteps 的 CEO Steven Aldana 坚持认为，Google 能为员工提供如此广泛的福利，这种能力在企业中是独一无二的，但他也同意“要真正改善健康，就必须长期改变人们的行为，要长期改变人们的行为，就必须采取整体的，文化上的方法。”
好消息是，有很多机构可以把 Google 作为榜样来学习。这种风气从硅谷开始，因为在湾区免费食物本身就屡见不鲜。但是，也有一些方法可以让这种风气渗透到更广阔的世界里。一方面，Google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也不是孤军奋战的。Compass 是全球最大的餐饮业服务公司,从事食品采购，食谱撰写，以及 Google 的厨师招聘。它负责各种公司，博物馆，医院，体育场，音乐厅，大学，甚至公立中学里的食品业务，而它现在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整个网络中应用 Google 的策略了。Compass 子公司 Bon Appétit Management 为位于加利福尼亚山景城的 Google 母公司提供食品管理服务，它的首席策略和品牌官 Maisie Ganzler 表示：“ Google 对基于素食的菜单项进行命名的行为经济学研究直接影响了我们如何指导厨师。”
同时，美国烹饪学院还计划将其为 Google 开发的基于素食的课程用作一个专业继续教育证书系列中的第一项，Erickson 认为，这将有助于个人和公司“有技巧性地回应消费者们对美味的，健康的，可持续的食物选择的需求。”
在学校食堂和美国的军队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行为改变策略。由于受一个“到 2030 年将有 64％的预备新兵会由于超重而无法服兵役”的预测影响，军方在 14 个试点区域建立了为期一年的示范计划。该计划被称为“健康基地计划”，该计划对厨师进行了再培训，落实了菜单标签，并尝试变换健康和不健康食品的位置。该计划的最终评估展示了健康饮食方面的显着改善，但由于采购和指挥系统的复杂性，广泛实施将面临重重挑战。
要把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 Google 自助餐厅并非易事，因为这将是一个大工程，需要重塑美国饮食文化的未来，以保证在这个未来中，更大份的食物并不一定总是更好的，而甘蓝确实很酷。但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在许多国家文化的价值观里，不管是富裕还是贫穷，不管是否受过教育，所有人都认为健康和新鲜食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话，奋斗的过程可能要历经一代人都不止。这将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尤其是在学校和大学中，要教会年轻人享受健康食品，并让他们将来到了更广阔的就业市场上也能要求雇主提供这种健康的饮食。
令 Tina Williams 担心的正是时间表的问题。的确，如果必要的话，她也可以找到另一份技术工作。但是她不想像堕天使路西法那样，被从 Google 的美食天堂中扔出去。她说：“我记得在 Google 工作之前是什么样子，每天在午餐时都要做出决定：是要 1 美元的热狗，3 美元的披萨，10 美元的三明治，还是 14 美元的沙拉呢？如果不想花时间自己准备食物，那就只能从这个范围里选。”或者，换句话说，她不想被美国饮食方式支配。而又有谁能怪她呢？
原文：How Google Got Its Employees to Eat Their Vegetables
链接：https://onezero.medium.com/how-google-got-its-employees-to-eat-their-vegetables-a2206820d90d
作者：Jane Black
译者：王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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