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A]我们不研究，我们“召集”——Sandra Terdjman采访

From 广东时代美术馆广东时代美术馆 2019-05-03

时代美术馆将于2015年9-10月间举办泛策展系列第四届研讨会。本届研讨会关注由艺术实践者发起的，有一定时间跨度的，以研究为核心的各类作品及项目。作为一个持续性的话语平台，研讨会前期将针对来自不同区域的艺术家、策展人及研究者进行采访，探讨当今多样化的研究性艺术实践与其它学科的相关性及差异性，推进不同的实践主体在主题和方法、展示策略、行动有效性、实践合法性等方面的相关讨论。

时代美术馆“泛策展”系列

The Para-Curatorial Series of Times Museum

由时代美术馆发起的“泛策展系列”以一年一度的研讨会及出版物为主要载体，它将美术馆转化为一个临时的社区中心、实验室和学院。“泛策展（the Para-Curatorial）”将策展定义为一种批评性的话语和实践，它包括但不限于作品展示及展览制作，是一种跨学科的思考、研究、空间生产和知识交换方式。

我们不研究，我们“召集”

——Sandra Terdjman采访

关键词：召集（composition）、重组、具体情境、非知识、重新阐释

Sandra Terdjman（以下为ST）是策展人和“议会”的联合发起人，2006-2012年间为卡蒂斯特艺术基金会的创会总监及艺术项目总监，现为该基金会的顾问委员会成员。

“议会”（http://www.houseofcouncil.org）由格雷戈里·卡斯特拉和桑德拉·特吉曼在2013年创办，以艺术、科学和社会参与所交织的网络为动力，从探讨艺术的团体成长为艺术机构。如今，“议会”将艺术研究实验室、艺术成果项目和艺术基金三者融为一体。把艺术引入某些并不承认其合理性的领域，将艺术和科学、文明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新的艺术研讨形式：通过上述努力，“议会”尝试证明政治表现形式的进化在美学时间上的影响。“议会”致力于开展长期性的国际化项目，并根据活动需求来调整自身结构。相应地，“议会”意图观察重新检视人性的情形，并对根本的另一性进行实验——我对他者的不理解与他者对我的不理解全然不同。

“议会”作为一种代理政治形式，旨在召集人群为他们自身及其所代表的群体行事。这一形式存在于全球多种文化及社会各个阶层中——包括家庭、工会、国家、军队、商界和宗教团体等。因其广泛应用性，“议会”可能会带来新的政治表现形式。

蔡影茜：作为一个基于研究的艺术平台，“议会（Council）”所做的项目对我有很大的启发。请介绍一下“议会”的结构和工作内容。

ST：“议会”主要有三个“项目”，分别是“探究”、“生产”以及“研究基金”，三者相辅相成。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策展工作都投入都放在探究（或研究）部分。更准确地说，我们工作的核心是“召集”。我们本身并不做研究，我们所做的是召集不同领域的研究者来和我们一起进行探究。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艺术家、科学家、市民、活动分子等等）聚集起来之后，会共享他们的知识、信息和作品，并找到他们自己的协作方式。所以，我们工作的核心在于围绕一个共同的议题，甄别和召集这些研究者和实践者。除此之外，为这些研究成果找到合适的发表形式也是我们工作的核心部分之一。这些形式通常有文本、展览、演讲和行为等等。最后，鉴于我们机构的自发性，我们还需要聚合资源和资金，用以推动这些研究的进行。我们重视长期计划的发展，但这些都需要资金支持。

蔡影茜：激发您研究的好奇心从何而来？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ST：正如我刚才所说，“议会”本身并不进行研究，而是集结当代的研究者来进行研究。我们认为，这个世界需要进行“重组”，正如布鲁诺·拉图尔所说的，需要创造新的视角、新的理解，进而推动不同文化、不同学科之间的互相学习。这些调查研究是由第三方或一个具体的情境构成的。“议会”所做的，是重新阐释某个由第三方或者具体情境引发的最初议题。举例来说，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项研究，是基于今年年底在巴黎举行的世界气候变化大会这个情境之下而进行的，目前处于项目的第一阶段。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很难全面理解的问题；其中产生的误解会导致质疑、怀疑主义、否认甚至末日论断。我们从人类世这个角度开始这项调查，主要关注一个运动：人类的收缩与扩张。我们通过提倡从不同的高度看问题，以及在微观与宏观、无穷小与无穷大、理论物理与儿童书、人类与非人类之间权衡思考，来重新阐释这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协同柏林流动学院（Mobile Academy Berlin)，在巴黎人类博物馆进行了“实用知识与非知识黑市（Blackmarket for Useful Knowledge and Non-knowledge）”这一项目。该项目有75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包括科学、人文学科、修复学、垃圾学、昆虫学、农学和反主流文化、宗教和修行等），和观众进行一对一的对话。

“议会”协同柏林流动学院在巴黎人类博物馆进行了“实用知识与非知识黑市”对话现场

再比如，我们在黎巴嫩开展了一项名为“权利制造（The Manufacturing of Rights）”的研究。这项计划缘于一个关注社会公正的非政府组织Legal Agenda。当时，该组织正致力于改善刑法中的一项条款，即判定“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有罪，这项条款常用于性和性别规范的管理。该组织的律师和发起人制定了一个有意思的战略。因为法律里面没有定义“自然”的概念，所以他们就让法官们各自作出对于“自然”一词的解读。我们2013年见面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赢得了一整套法律的支持。在这些先例的基础上，“议会”的研究主要通过引入不同领域的实践者（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神学家和艺术家），在对于自然、自然事物和非自然事物的解读中，继续扩展和加强这一战略。

蔡影茜：您在研究中使用的具体方法是什么（如：采访、阅读文献/档案、田野观察）？

ST：我们策展实践的方法论是从社会科学借鉴而来的。我们试验了许多不同的收集数据的方式。不仅有采访（几乎每天都有）和问答，还组织了工作坊与表演，并借用艺术实践作为研究的模式。第一项调查是在2013年进行的，名为“静默，或耳蜗眩晕（Tacet, or the Cochlear Vertigo）”，缘于我们与沙迦（阿联酋）一所聋哑学校的相遇。这项计划旨在通过探究深度耳聋群体的声音感知，来为他们提供新的聆听维度。在沙迦，我们组织了为时一周的集体研究，这个超学科的研究群体包括八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艺术家、心理学家、哲学家、音乐家、建筑师和设计师），他们为这些聋哑学生设计了具体的采访、问答和工作坊。我想简单提几篇我们曾经发表过的文章：“自制问答，以及与艺术家温蒂·雅各布（Wendy Jacob）共同进行的田野录音行动”，以理解聋哑学生是如何“聆听”/“感知”他们的城市；与艺术家塔里克·阿图依（Tarek Atoui）为聋哑学校组织的音乐表演，以理解学生是如何描述声音的；与建筑师杰弗里·曼斯菲尔德（Jeffrey Mansfield）合作的短片，以呈现从聋哑视角描述声音的固定符号。

蔡影茜：在研究的过程中，您最初的想法是否改变过？如果有，是哪种改变？导致改变的原因是什么？您能举例说明吗？

ST：在研究过程中，想法和“重新阐释”的内容可能一直都在改变。如果我们发现研究人员中还缺乏一些必要的元素，我们可能就会做出比较大的改变。以“静默”这项研究为例，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肢体在聋哑文化中的重要性。我们觉得这项研究需要舞蹈指导的加入，这样能让我们学会更多使用身体的方法。于是我们邀请了法国舞蹈指导诺亚·苏利耶（Noé Soulier）加入，这为研究带来了一些新的方向。

蔡影茜：您认为您的研究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

ST：我花时间观察过艺术与科学之间的不同，尝试找到所谓科学客观性和艺术主观性之间区别的“证据”。事实上，科学家常常利用直觉和运气来进行研究。而演绎法、归纳法和溯因法也是科学和艺术研究都会使用的方法。艺术语境需要遵从的，是要包容非学术学科的在场。比如在“黑市”项目中，“非知识”的概念就是指一些非学术性的、但同样重要的知识和技能。

蔡影茜：您是否曾和其他与艺术并非紧密相连的领域专家或实践者合作过？他们在您的研究或方法论上有何影响？

ST：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和其他与艺术并非紧密相连的领域专家/实践者一起合作进行的。有些甚至协同创作出一些作品。我们刚刚在黎巴嫩发起“权利制造（The Manufacturing of Rights）”项目的时候，艺术家卡洛斯·莫塔（Carlos Motta）和人类学家玛雅·米科达西（Maya Mikdashi）在项目中相识并进行合作。他们共同创作了一则录像作品，由卡洛斯·莫塔执导，剧本则由两人共同撰写。他们通过共同合作，创作出非常具体的艺术作品，这对项目本身来说至关重要。除此之外，他们的合作也对他们各自的职业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些合作帮助他们跳脱日常的工作框架。

卡洛斯·莫塔和人类学家玛雅·米科达西合作的“权利制造”，2015年

蔡影茜：您是如何呈现您的研究过程，并展现给大众的？您如何展示研究的产物（如通过网络、出版物、艺术品、展览、工作坊等等）？

ST：让整个研究过程可视化,在项目的不同阶段和更广大的受众群体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我们每项调查发表的“报告”，主要发布在我们的网站上。这些报告包含不同形式的成果：大部分是委托文本，同时也有其他文本、工作坊成果、采访、档案的重新发布。现在我们正在筹备“静默”项目的第一个展览。展览将于2016年九月在挪威卑尔根市举办，届时距离研究伊始已有三年。

蔡影茜：对您来说，一个基于研究的计划什么时候是终点？您如何作出决定？可以举例说明吗？

ST：三年的循环足以清晰连贯地囊括一项研究的各个阶段。每一项研究都会找到自己最终的呈现形式——无论是“静默”的巡回展览还是“权利制造”的数据平台。在这两个案例中，当最初的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重新诠释，研究结果也分享给更广大的受众群体并渗透入不同领域，同时影响了其他的研究者、活动分子、决策人等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项研究就算完成。

地点：邮件采访

访谈对象：桑德拉·特吉曼（Sandra Terdjman）

访谈人：蔡影茜

翻译：陈诗炜

校对：蔡影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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