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盘点｜2020留给农商行的七大悬念：不可回避的未解之题！

Original 刘小萃中华合作时报农村金融 2021-02-23

导读

农商行（含农信社、农合行）——这个体量大、网点密、员工多、根脉深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在2020年前所未有的变革与挑战面前，努力地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创新之路，他们在抗击疫情、股份制改革、大零售转型、数字化转型、助力脱贫攻坚等各个方面都卓有成效、可圈可点。然而，这一年的激荡与艰辛，还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临近岁末，仍然有很多关于农商行的未解之题，留给了即将到来的2021年。辛丑年的新年钟声还未敲响，庚子年留下的诸多悬念，却早早刻在了墙上：省联社改革何时破题？股份制改革能否顺利完成？农商行上市进程能否提速？中小农商行合并重组或成新常态？盈利能力是否会受到较大冲击？数字化转型能否取得重大突破？“差异化监管”能否有更多突破？

作者丨中华合作时报记者刘小萃

↑本文刊发于2020年12月25日中华合作时报B6版。

2020庚子年即将走过，这一年的特殊性毋庸置疑。回望它时，夹杂着困惑、期待、遗憾、憧憬的复杂心境总会涌上心头。

农商行（含农信社、农合行）——这个体量大、网点密、员工多、根脉深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在2020年前所未有的变革与挑战面前，努力地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创新之路，他们在抗击疫情、股份制改革、大零售转型、数字化转型、助力脱贫攻坚等各个方面都卓有成效、可圈可点。

然而，这一年的激荡与艰辛，还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临近岁末，仍然有很多关于农商行的未解之题，留给了即将到来的2021年。

辛丑年的新年钟声还未敲响，庚子年留下的诸多悬念，却早早刻在了墙上。

悬念一：省联社改革何时破题？

↑图为2003年12月30日，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揭牌，这是新一轮农信社改革启动后，成立的全国第一家省级农村信用联社。

省联社改革——牵扯到农信社体制机制的根本性变革，可谓全国农信社系统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没有“之一”。

2020年，本该是“省联社改革”的破题之年。然而，这场改革的复杂性与疫情影响的不确定性在这一年交织叠加、相互影响，直接后果就是让这场本就命运多舛的改革，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悬而未决。

改革再次被按下“暂停键”，答案继续“击鼓传花”，2021年能否见分晓？悬在半空中的另一只靴子是否落地？尚不得而知。

2020年4月，中国银保监会向各省政府发出一份名为《深化农村信用改革实施意见》的重要文件，在这份关于省联社改革的文件中，金融控股公司、联合银行、联盟、金融服务公司、现有省联社模式等被确定为此轮省联社改革的五大模式，供各省政府和省级联社自行选择、自报方案。据了解，文件发出后，有近20家省级联社先后递交了改革方案。但截至目前，这些方案并未得到批复。

自2003年新一轮农信社改革启动以来，经过17年改革发展，农信社取得了显著改革成效，但发展中仍存在诸多难以消除的现实问题，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加以解决。业内非常期待高层针对农信社改革，做出一个更科学完备的顶层设计。

因此，在即将到来的2021年，监管层应该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大的魄力去推动农信社改革。只有消除体制机制上的束缚，用科学有效的机制去真正释放他们的活力，引导合规发展，才能让农信社、农商行实现良性发展，进而真正有力地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

悬念二：股份制改革能否顺利完成？

↑图为2001年11月28日，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开业，成为全国首批成立的农村商业银行之一。

早在2011年，“用5年时间全面完成农信社股份制改革”就已经是监管层提出的重要工作目标。这期间，先后有十多个省份公开了“农信社改制时间表”，大部分省份将这项工作的完成时间定在了2018年—2020年之间，其中又以“2018年底”居多。

然而，时至今日，全国仅有安徽、湖北、江苏、山东、江西、湖南、广东、青海8个省份的农商行全部完成了股份制改革。在大部分省份，这项工作进展缓慢、推动困难，部分地区的改制效果不尽如人意。

在一些省份，农信社改制工作直接被命名为“农信社改制化险攻坚战”，或被称为“难啃的‘硬骨头’”，足以看出这项工作的艰巨性。特别是近两年，受经济下行、互联网金融竞争和疫情冲击等多重因素影响，原本就困难重重的农信社改制工作变得越发艰难。

农信社改制中存在诸多难题。比较突出的问题有：资本金缺口大、优质投资者少、核心监管指标难以达标、资产质量差、风险化解难度大和贷款结构不合格等。这还只是“硬”指标上的一系列问题。“软”实力方面，农信社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差距同样不可回避，比如法人治理不完善、内部人控制、员工结构老龄化、经营思想固化、合规意识较弱等。

到2020年，历经3年艰苦努力的“广东农信”完成了农信社改制工作，广东也成为这一年中完成农信社改制的两个新增省份中的一个（另一个是青海省）。3年间“广东农信”清收压降不良贷款超600亿元，化解风险包袱超900亿元、补充资本超过150亿元，探索形成农信社改革中独具特色的“广东模式”。

股份制改革，并不是农信社改革的唯一出路，然而要想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改制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却是农信社亟须解决的现实难题。我们期待，2021年能有更多省份可以完成农信社股份制改革工作，能有更多农信社可以摆脱困境、轻装上阵，向着现代银行稳步迈进。

悬念三：农商行上市进程能否提速？

↑图为2016年9月2日，江阴银行在深交所上市，成为首家登陆A股的农商银行。

2020年11月26日，上海农商银行A股IPO顺利通过发审会。标志着上海农商银行将成为我国第11家上市农商行，以及第9家A股上市农商行。

这也是今年唯一一家过会的农商行。近几年，农商行上市节奏加快，稳步前行，但在2020年，农商行持续加速的上市步调突然慢了下来。

据证监会最新披露的A股首发申请企业情况显示，除已通过发审会的上海农商银行和重庆银行外，尚有16家银行仍在“排队候场”，其中农商行数量多达10家。这10家排队上市的农商行分别为：瑞丰农商银行、厦门农商银行、亳州药都农商银行、海安农商银行、昆山农商银行、大丰农商银行、马鞍山农商银行、广州农商银行、南海农商银行和顺德农商银行，未来上市农商行大军仍有望持续扩军。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8家农商行于A股成功上市，分别为重庆农商银行、青岛农商银行、紫金农商银行、常熟农商银行、无锡农商银行、苏州农商银行、江阴农商银行和张家港农商银行。另有广州农商银行及九台农商银行已于H股上市，而重庆农商银行更是实现了A＋H股上市。

农商行上市主要是为了补充资本金，同时还可以有效提升品牌形象，引入外部约束机制，促进公司治理更加完善。上市，一直被视为农商行快速补充资本金、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2021年，农商行上市进程能否恢复到之前的速度？迈向现代银行的步伐能否加快？业内拭目以待。

悬念四：中小农商行合并重组或成新常态？

↑图为2020年9月28日，由徐州铜山农商银行、淮海农商银行、彭城农商银行三家农商银行合并组建的徐州农商银行开业。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骆新超报告改革工作情况。

2020年，中小农商行合并重组的消息不断传来。

由徐州铜山农商银行、淮海农商银行、彭城农商银行三家农商银行合并组建的徐州农商银行，于2020年9月28日挂牌开业。

无独有偶，2020年2月27日，由广东高要农商银行、肇庆端州农商银行和肇庆市鼎湖区农信联社3家银行合并组建的肇庆农商银行挂牌开业。除肇庆农商银行外，2019年8月佛山农商银行吸收合并广东高明农商银行、佛山市三水区农信联社成立“新佛山农商银行”。

此外有消息称，在四川，绵阳市培城区农村信用联社、绵阳市游仙区农村信用联社和安州农商银行拟合并组建绵阳农商银行；三江农商银行、五通农村信用联社、沙湾农村信用联社和金口河农村信用联社拟合并组建乐山农商银行。

在陕西，榆阳农商银行和横山农商银行拟合并组建榆林农商银行。

在河南，三门峡湖滨农商银行、三门峡陕州农商银行拟合并组建三门峡农商银行。2019年10月，在原郑州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郑州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基础上合并组建的郑州农商银行挂牌开业。

2020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署名文章中提出“深化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必然进行许多兼并重组”。

《2020年度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也指出，未来，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力度会进一步加大，将通过直接注资重组、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等多种方式加快改革重组。

业内专家认为，为提升农信机构规模效应和抗风险能力，对东北和中西部地区规模较小的农信机构，应鼓励在市场化的基础上进行合并重组，并适当组建地市级农商行。因为，中小农商行通过市场化的兼并重组，有助于理顺其股权混乱等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加快不良资产处置，同时，也有助于盘活银行内部资产，增厚银行资本金，提高中小农商行的竞争能力。

由引可见，2021年必将会有更多中小农商行以合并重组的方式探路改革，同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悬念五：盈利能力是否会受到较大冲击？

2020年的农商行，遭遇盈利能力的重大挑战，特别是那些拨备覆盖率低、财务积累少、底子薄的农商行，受到的盈利冲击更大。

疫情下，银行资产质量不确定性较大，风险逐渐暴露，实体经济发展受冲击，随之而来的就是各项违约风险上升。农商行地域特性明显，贷款等业务单一集中，客户主体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因此也容易受当地产业结构的影响。

疫情来袭，农商行利差逐步收窄、中间业务收入减少、拨备压力加大，再加上为中小企业降息减费的政策要求，这些因素都对农商行的盈利能力提出挑战。

在2020年这个特殊年份，业内普遍认为要着眼长远“让利不让市场”，保持战略定力，同时花大力气培育未来的盈利客户。坚持“大零售”战略方向，用耐心和恒心发展个人小贷业务，做实零售客户基础。

今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在《中国金融》发表署名文章指出，随着实体经济困难向金融领域传导的滞后效应逐渐显现，以及一些政策因素的影响，银行后期不良贷款处置和资本消耗压力明显加大，银行利润增速可能下滑，不排除年内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可能。

鉴于疫情影响在短期内不会完全结束，相较于2020年的措手不及，2021年的农商行要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练好内功、加强风控、做实基础性工作、布局数字化转型，积极应对新的变化与挑战。

悬念六：数字化转型能否取得重大突破？

金融科技是金融业转型发展的关键变量。

在2020年的疫情防控中，不少农信机构在其手机银行APP最显眼的位置开设“抗击疫情服务专区”，推出医疗咨询、口罩预约以及线上捐款等服务，同时利用金融科技为客户提供“非接触金融服务”，突出金融服务的便捷与高效，充分彰显了科技的作用。

“银行不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行为”的理念被业内广泛认可。在过去的一年中，农商行积极尝试把服务融入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随时、随地满足用户的金融服务与非金融服务需求。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场景无缝融合，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触达能力，充分满足了客户对高频次场景金融的需求。比如，在创新支付领域，不少农商行探索应用指纹、声波、虹膜、人脸等生物识别技术，让客户享受到了更为智能化、无感化的支付服务，让银行服务触手可及。

虽然科技创新亮点颇多，但大部分农信机构仍然存在过度依赖线下、线上业务能力弱、核心客户老龄化等问题，经此一“疫”，农商行在金融科技方面的短板暴露出来，潜在的危机也充分显现。

对于理念、资金、人才都相对匮乏的农商行而言，“科技强行”之路究竟该如何走？数字化转型如何取长补短、因地制宜？省级联社又该如何发挥好“科技平台”的支撑作用？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农商行在2021年做出更多的探索、给出更好的答案。

悬念七：“差异化监管”能否有更多突破？

“差异化监管”一直是农商行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这个话题之所以会引发农商行热议，主要由于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在“强监管”态势下，农商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频繁“吃”罚单让农商行感到强烈不适。

另一方面，农商行与监管层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存在一定偏差。监管层强调的是针对不同金融机构形成分层、分业和分类监管，包括优质农商行与偏弱农商行、县域农商行与城区农商行的监管差异化。农商行则对监管的松紧度、容忍度更为敏感，特别是会与大中银行监管程度相对比。

两者的出发点不同，感受自然大相径庭。

东部一家农商行董事长表示，监管层担心小银行抗风险能力弱，因此，无论业务准入，还是不良反应，对小银行都是慎之又慎，会有更多“近距离”监管，深度和频率上都高于大中银行。他举例说，比如，整治高息不规范存款，当地小银行2020年7月就被要求停办整改，大行2021年元旦才开始执行，但这个问题并非只是小银行才有。

“对农商行的差异化监管”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如果要在2021年实现更多新的突破，恐怕还需要有更多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深入一线的调查研究和更加畅通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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