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波现代文学的老师与您谈谈夏志清，谈谈文学史
◆夏志清的英文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于1961年，1979年第一个中文译本在香港出版，并逐渐在大陆产生重要影响。对“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的努力奠定了这部文学史的经典价值，并使作者获得崇高的学术地位，但围绕这部文学史的批评和质疑也一直不断。《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出版30多年来，对大陆现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观念的改变非常大，时至今日，我们是否已经具备条件，写出一部超越夏著影响力的现代文学史著作。
▍一笔有缺陷的文学遗产
夏志清的英文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于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一个中文译本在香港出版。现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馆研究员的吴福辉当时正在北大读研究生，1979年底就看到了夏著的中译繁体字本。“一本书6个研究生轮换着看，文字非常好读，两三天就看完了。”
当时中文系学生学的是以左翼文学为核心的“固定的文学史知识”，包括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3年）、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年）、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年）等。读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吴福辉觉得“非常震撼”。
左翼文学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产物，是共产党领导的文学，以1928年创造社作家提出“革命文学”口号和太阳社成立作为标志，1930年正式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1940年代又迎来了延安文学的发展。带着天生的“冲动”、“叛逆”，左翼文学以“社会价值高于审美价值”为价值取向，过于强调文学的工具属性和阶级属性，因此呈现出“过度政治化倾向”。王瑶的文学史虽然不赞同沈从文、周作人、林语堂、师陀等作家，但书中仍有所讨论，可见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相对小一些，当时还受到些批评；刘绶松、丁易的文学史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更大，几乎只写左翼作家，非左翼作家无论成就如何都无法进入。吴福辉形容：“夏志清的《小说史》像一颗猛地坠在一代学人中间的陨石，影响空前。”
“我写下了我自己的评断，不像大陆原先所能看到的正统文学史著作，对所有现代作家的评断差不多都是一致的。”夏志清这样解释《小说史》受欢迎的原因。他不客气地批评，在大陆文学史家那里，“文学价值的优劣，是与作家本身政治的正统性成正比的”。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孙晓忠指出，夏著《小说史》的“精彩”正是在与王瑶、唐弢、丁易等的文学史的对比中显现出来的，因其选择和分析作家的“不一样”的视角，因其注重“文学性”和新批评的分析方法，正迎合了1980年代大陆的审美趣味。
夏志清反复表达，“身为文学史家”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他在《小说史》结论一章引用了劳伦斯在《古典美国文学研究》的一句话：勿为理想消耗光阴，勿为人类但为圣灵写作。他认为这是有想象力的作家的“金科玉律”。《小说史》显著的个性化审美的确为人津津乐道。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姜涛所言：《小说史》作为经典的文学史作品好在，夏志清不仅以研究者的身份，更以一个很懂文学的读者的身份，在讨论文学。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说，夏志清会令他想起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老顽童似的夏先生，无意间就扮演了那个童言无忌的孩子。”我们且看他真如任性孩童般的口吻：“《猫城记》这部小说，老舍认为自己写得不好，当时评价也不高，我偏要加以重视。”这简直像是怕人一不小心忽视了他的文学趣味似的。
吴福辉说，夏志清强调文学对人性和道德价值的表现，重视文学的“普适性”价值——超越阶级和时代的、人类共同的、不受影响的对美的理解。“刘绍铭先生在中译本引言中就指出，同样是许地山的作品，夏的眼光就与别人很不同，别人看到《春桃》，夏却看重《玉官》。”
对“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使夏志清获得了崇高的学术地位。但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江弱水提醒读者别忽视了此种“功绩”的历史背景。“这是受益于两岸30年暌违的特殊历史环境。作者当时是在美国，占了大便宜。他要是在北京，在台北，以当时的政治禁忌，也不可能写出这本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陆建德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夏志清对张爱玲评价那么高，但为什么《金锁记》在美国少有人愿意出版呢？“其实，很多西方人觉得那是一部肮脏的小说。”陆建德说，张爱玲的笔触很冷，写出那样一个“心理阴暗”、“变态”的女性。“但牺牲者也可能是压迫者啊。所有的悲剧都是艰苦的挣扎，都应该有几种声音，不是纯粹的恶，但我们在《金锁记》里看不到其他的维度。这也能看出，夏志清对作品‘优美’与否的评判，带着很浓重的偏见。”
《小说史》另一个受重视的特点是融贯中西的眼光和将中国文学放诸世界文学的比较视野。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金理在通读《小说史》后，对夏志清强调西方经典文学为衡量坐标的强悍的比较文学视野印象深刻：“他把《围城》比作一篇‘浪荡汉的喜剧旅程录’，把沈从文的小说世界‘分成两边’：‘一边是露西（Lucy）形态的少女（如三三、翠翠），那么另外一边该是华兹华斯的第二种人物：饱经风霜、超然物外，已不为喜怒哀乐所动的老头子’。”
夏志清觉得现代中国文学整体肤浅，受到流行的意识形态影响，体现不了道德问题的微妙，比不过“继承基督教文化余绪”的现代西方文学。“在《小说史》中数次穿插比较西方文学作品，他不再是孤立地讨论中国文学。”这一点，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反复强调。
这种比较并非不生硬，陈子善直言：“我们的文言文已经很成熟了，当时白话文毕竟在摸索中，白话文小说有问题很正常啊。”吴福辉则认为这是夏志清显而易见的缺陷——忽视中国当时的环境，他指出：“如果能对‘时势’给予必要的同情和理解，他就能挖出中国小说很多长处。”
江弱水则认为，夏志清其实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江弱水认为文学史的典范应该是像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那样，几十年来在英美的大学里一直作为最标准的俄国文学史用书。“写文学史的人好比乙方。”他说，“夏志清和米尔斯基比，吃亏在甲方很弱，新文学30年，小说整体成就不高，幼稚作品比比皆是，他面对西方辉煌文化难免心虚。”夏志清在2007年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讲：“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也没有关系，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在江弱水看来，“可以原谅他对中国文化的自轻自贱”，因为这是吃了我们国家20世纪事事不如人的亏，吃了我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整体上不济的亏。
陈子善强调，《小说史》毕竟是西方第一本用英文写作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向西方介绍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状况，它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路径。我们可以认同，可以质疑，但不能否定其开创性。“这实际上是一笔文学遗产，这是部无论如何绕不过的小说史啊。”
▍一种丰富现代文学史传统的参照
去年年末夏志清在美国逝世，陈思和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谈过与其人其书的最初“接触”。夏志清在1983年应钱锺书邀请回大陆，也是晚年唯一一次回来。尽管陈思和用“振聋发聩”来形容他1980年代初读《小说史》的感觉，但彼时大陆学术界许多左派正在抵制夏志清，官方也“很难善意接待”这位“反共”学者。
在大陆，夏志清和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样，一直相当有影响，相当有争议。
不少批评认为《小说史》对左翼作家有偏见，评价过低。江弱水举例，夏氏在写到郁达夫被日本警察杀害于印尼苏门答腊时这样表述：“他身为作家，既非共产党，也不很爱国，遭到这个下场也可以说是万想不到的了。”“说郁达夫‘不很爱国’已经大可訾议，用‘下场’形容其死，也太不合适了吧？”江弱水说，“可蔡思果先生的译文已经做了淡化处理，看回英文版，才大吃一惊，原来他用的是ironicend（讽刺性的结局）。如果一个汉奸文人被日本人杀掉，那可以说是讽刺性的结局，可一个中国作家，即使生活上颓荡沉沦，也不能用这样一个幸灾乐祸的词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袁良俊也曾更激烈地批判过夏氏的政治、学术偏见，比如，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症结》一文中认为，《小说史》充满“反共”喧嚣、“冷战”色彩，“把张爱玲捧上天，把鲁迅贬入地”，否定“左翼文学”，贬低左翼作家和革命作家，存心与“左派文学史”唱反调。
陈子善认为，批评《小说史》“反共”，可能存在误解。夏志清在中译本序中已经写清楚，当时耶鲁政治系饶大卫请他一起编一本供美国军官参阅的《中国手册》，他在写其中《文学》一章时发现西方竟无一本像样的介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便打算自己写。“并没有什么大不妥，要说他迎合冷战背景，好像牵强。”
孙晓忠愿意将夏志清的写作方式作历史化理解：“冷战背景决定他获得写作材料的范围，他重视了同样在海外、依靠反共基金资助写作的张爱玲，却没有写萧红等作家，这与他身在国外，无法接触到更多资料有关。他后来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
夏志清在《小说史》中译本序中表达过在美国搜集资料的困难。陈子善说：“张爱玲的书都是宋淇从香港寄给夏的，夏看了作品，觉得这个作家需要着重论述。没有人给他寄萧红的书，如果当时有，也许会给萧红相当多的篇幅，他的文学史可能呈现的面貌也就难说了。”夏志清后来看到《呼兰河传》和《生死场》，感到未能在《小说史》中加以评论，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
这样的偏失，不仅夏志清无法避免，任何一本文学史都可能出现。1985年，唐弢在郁达夫逝世40周年研讨会上作学术报告，明确反思了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郁达夫评价不足。他说：“我是主编，要承担主要责任，重编的话要修正这个错误。”
陈子善说：“唐弢是看过郁达夫作品的，和郁达夫还很熟呢，对他评价也不恰当。夏志清没有看到萧红的作品，没办法评价太多。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看待夏志清的文学史观，不能以意识形态为由随意断定他有偏见。他是不断自我批评的，因为端木蕻良没写，萧红没写，后来都专门写文章讨论。”
金理将《小说史》的“偏见”理解为，其实根本不必去乞求一部充满“正见”的文学史。“如果我们把文学史理解为四平八稳的教科书，那我确实希望它赶紧消失。如果‘偏见’意味着勇于表达学术个性，勇于探索新鲜的文学史理论，那我希望越来越多有‘偏见’的文学史著作诞生。”他认为，夏著出版后未久就遭到普实克的质疑，这就是很健康的生态。“大家都亮出自身的立场和观点，学术传统就是在一次次的相互驳难中推进的。”
夏志清在《小说史》序言中提到过，写作时受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李维斯的理论和新批评学派的影响。陈子善认为这是他可爱之处，“不否认自己所受的影响，直截了当提出来”。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在《小说史》英文本第三版导言中也进一步强调，夏志清重视文学性，认为政治先行或过于滥情的作者“失去了对文学真谛的鉴别力”，许多左派作家是在这个尺度下不被重视的。
传统的文学史往往是肯定的姿态，夏志清下笔时恰恰不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将《小说史》视为一部重要作家的批评史：“大陆以前的文学史不这样写嘛，所以夏志清在安排作家作品的轻重上有个人的主张。”
拿“文学性”的尺子丈量，夏志清对左翼文学有批评，亦有肯定。
“他对鲁迅的短篇小说评价是很高的，只是对后期作品有保留，并且觉得鲁迅去世后被‘神话’了，1936年以后确实如此，愈演愈烈。何况，总体上他是承认鲁迅的，只是与我们传统对鲁迅的评价有距离。”陈子善反问，“如果夏他是意识形态的标准，他会去肯定张天翼、吴组缃么？这些可都是公认的左翼或接近左翼的作家。反过来，我们传统的文学史对非左翼是一概排斥的。这恰恰说明夏相当出色的文学眼光——文学史家都可能有偏见，偏见往往是洞见。”如陈思和所言：我们从这部小说史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夏先生固然有“反共”立场，但是他一旦接触到文学作品，审美意识马上就占了上风。
夏志清重视文学本身的价值。“这就是立足文本的‘新批评’的方法。”吴福辉说，“而当时的学人受苏俄文学影响，重视从文学内部，从审美、修辞来衡量作品，两者其实是一致的。说他对左翼有偏见，说他捧张贬鲁，都过了。”
拿“文学性”的尺子丈量，夏志清很得意地把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张天翼列为了佼佼者。
当然不是人人对此深以为然。比如知名批评家李陀今年9月接受《深圳商报》采访时表示：钱锺书的《围城》其实是一部二流小说，可是自从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一捧之后，众声喧哗，都说《围城》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作品，这就很不正常。
孙晓忠觉得，夏著倡导文学性，在分析作品时更多却是非文学的阅读，其批评方法停留在道德批评，或将文学的好坏归因为宗教的有无。“他受新批评的‘张力’说启发，抓住讽刺的修辞来判定经典，但过于绝对化。有无讽刺成了作家有无人道主义、关不关心现实的依据，将形式批评和道德批评杂糅到一起，不免对接过快。按照这个标准，最好的作家就只能是油腔滑调的钱锺书了。将文学好坏归因为基督教的有无或宗教的好坏，更是无稽之谈。”孙晓忠认为，夏著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文学的感时忧国也缺乏同情理解，而今天批评这些意义已经不大，需要反思的恰恰是他文学理想与写作实践的差距。
陈子善从今天的眼光回顾，认为夏志清对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的评价至少是经得起考验的，他重视的这几位目前也普遍被认为有价值。虽然直到今天，大陆对张天翼的评价也不高。“我们比较认可他抗战时写的《华威先生》，对前面作品的评价不高，而夏对其评价倒很高。但至少没有这样的作家——我们认为不值一提，而他却捧到天上去。”
能有哪一部文学史是全知全能的呢？在陈思和看来，夏志清的《小说史》提供的是一种参照，在当时文学史只有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从“左翼文学”到“延安文学”这样一个视角时，《小说史》丰富了现代文学史的传统。陈思和认为，《小说史》梳理出四大传统：鲁迅、茅盾、张天翼等为代表的左翼文艺，沈从文、师陀等为代表的乡土民间文艺，张爱玲为代表的现代都市文艺以及钱锺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讽刺文艺。“这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格局，比起以往狭隘的文学史观，更加全面和符合历史真相。”
▍一部影响力已经被吸收的经典
198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史》逐渐在大陆产生影响，当时通行的教材还是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孙晓忠分析：改革开放后，大陆和台港交流加速，一些大学开设台港文学研究和台港文学专题书库，大陆读者慢慢接触了《小说史》；1980年代末大陆又风行重写文学史运动，主流文学史普遍受到批判，夏著逐渐树立了经典地位。“《小说史》对文学作品文学性的注重，强调细读，注重和世界文学对话，这些观点在今天仍不无启发。”
王德威称《中国现代小说史》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看法“有了典范性的改变”，因而后来者要推陈出新，是无法绕过夏氏的。《小说史》首个中译本出版30多年来，仍然是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和学生不可忽视的参考书之一。香港教育学院中国文学讲座教授陈国球说，现在他在香港的高校讲现代文学史，夏志清的《小说史》仍然是必用的参考书。“我讲课时当然会指出其中的问题，但不可能不提此书，因为这本著作的文学史书写方法别有一格，而又造成影响。”2003年左右，金理读硕士期间，托朋友从香港带回来刘绍铭等翻译的版本，还没读完，就被一位室友拿去复印，回到他手里，差不多已是一本旧书，中间很多朋友抢去复印，可见魅力之大。
孙晓忠认为，在文学史料学意义上，《小说史》钩沉了当时的二线甚至三线作家，丰富了文学史研究，这是其独特之处，但在文学史写作的理论框架上，夏著并没有重大突破。“比如在文学史分期上，在现代文学起源上，在作家论模式上，都是和1970年代大陆的文学史一样的。大陆文学史常为人诟病的‘鲁郭茅巴老曹’，夏也无法绕过，也必须重点介绍这几位作家，只有曹禺的戏剧不属于小说史论述范围而舍弃。”
于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也不可避免地老了。
像金理这样的年轻学者，读夏著，认为自己“可能不会如前人那样震惊了”。“夏著指引的方向，和1980年代陈思和教授、王晓明教授所倡导的‘重写文学史’所指引的方向，在我接受文学史教育的时候基本已经成为‘常识’。在我们这一辈的文学史阅读中，不可或缺地就存在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这也反映了夏著的影响力。”这与江弱水的观点不谋而合：《小说史》对1980年代以来大陆文学研究者观念的改变非常重要，但是，它的影响已经被我们吸收了，回头再看，既可以看到它的贡献，也应能发现它的缺陷。
“夏志清的《小说史》当然是一本经典的文学史作品和了解文学史的基础性材料，但它的观点、看法是深受时代的影响，现在看来也比较老了。”姜涛说，“不必要简单作二元对立的判断，认为大陆是一个传统，夏志清是北美的传统，两者互不相干。夏的传统和大陆的传统都很重要，大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夏志清也是非常关注的，不同的文学史脉络都要回到文学传统本身当中去理解。”姜涛指出，1980年代整个现代文学史在转向，到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变化，北大钱理群等老师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严家炎老师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等不少作品也是值得关注的成果。
孙晓忠指出，1980年代后，大陆和美国学界分享了相同的历史观，在此背景下，大陆比较重要的成果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1980年代修订）、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等，更为前沿的是王晓明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后者虽不是纯粹文学史，但是收录了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最前沿成果。
除《小说史》外，陈国球一般会建议学生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并且“一定要提及在香港完成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司马长风三卷本《中国新文学史》”，这是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他认为香港的读者有必要参考不同立场的著作。陈国球曾在其著作《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中谈到司马长风的意义：在香港这样一个游离无根的华人地区，这位1949年南移的知识分子写成的《中国新文学史》，是香港罕见的有规模的“文学史”，也是一份文化回忆记录，“在这本多面向的书写当中，既有学术目标的追求，却又像回忆录般疏漏满篇；既有青春恋歌的怀想，也有民族主义的承担；既有文学至上的‘非政治’论述，也有取舍分明的政治取向”。
金理说：文学史著作没有必要“比拼”，而应该是不同的著作“并置”一起参考，根本不应该去乞求、实际上也没有一本“终极”的版本著作。
作家是自由的，作品是自由的，它们是否应该陈列在文学史整饬的匣子里，其实也是个正在被重新思考的问题。
北大中文系当然还是有文学史的教学，但是文学史的上课方式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姜涛说：“文学史在现代文学领域中的作用究竟如何，现在也是可以重新思考的，了解一个时代文学的状况、发展，直接接触作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文学史的课，一方面在淡化文学史的线索，淡化思潮、理论等内容；另一方面，提供小班教学、分组讨论等辅助课程，引导学生通过仔细研读具体作品来了解文学史。
张新颖一直不大认可把文学史看得那么重要。“中国人讲究排次序，我们原来的文学史都得在一个系统内给作家作品摆摆位置、分分轻重，谁要占一章，谁只能占一节。可为什么要由一本文学史来告诉我如何安排作家作品呢？我们了解现代文学的方式，为什么是找一本文学史，而不是直接找作品呢？”所以，近十年来复旦中文系的文学史教学比重也在下降，挤出的时间开设了很多读文本的课程，他觉得这个趋势好。“我们习惯于在评价作家作品时，向‘专家’要个说法，文学史就是给一个说法，但这就不是读者自己的理解了。”
“从教学角度讲，我确实更重视作品本身。”几年前张新颖在芝加哥大学东亚系开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课程，上课的方式就是每堂课看一个作家的作品，然后相互讨论。“国外学生对中国文学是一点都不懂的，不像中国学生，即便没读过作品，但是巴金茅盾这些作家，也可以通过文学史教材的叙述了解大概；而外国学生理解作家的唯一渠道只有我给的文本，所以对作品的研读更为充分。”欧美学生读文本的感受也给了他很多惊喜。
所以，文学史与作家作品“绑定”的说法，不少学者是不以为然的。
陈思和不赞同是夏志清的《小说史》捧红了张爱玲、钱锺书和沈从文。“在我看来，张、钱、沈诸位作家本来就担当得起文学史上的大家地位，他们不肯随波逐流，敢于自立门户和流派，尤其是张爱玲和沈从文，开拓了五四传统以外的城乡民间写作传统，自有千秋功业显赫于世，不是靠谁能够随意捧红的。”
“1944年傅雷化名迅雨写了万字长文，说《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对技巧的分析也高出夏氏一头。”江弱水说，“所以张爱玲文学地位的确立，也难讲是夏氏首功。”
一直研究沈从文的张新颖认为，夏志清在沈从文的研究上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不能说没有他就没人再读沈从文了，事实也的确并非如此。“表面上看，这些作家不入过去大陆的文学史传统，但在我们想不到的角落，对他们的阅读并没有中断。”他注意到，上世纪50、60、70年代，大陆当然不出沈从文的书，但那段时期香港有大量翻印本。“这就说明有阅读需求，香港的翻印本很少流到大陆，但发行范围不仅在香港，还包括南洋、欧美。我很好奇夏志清写沈从文那一章时用的是什么书，可能就包括一些翻印本。”
姜涛也谈到，《小说史》推崇的作家作品，在夏志清之外，也有他人挖掘的努力，作品如果本身有足够的生命力，总是会被挖掘出来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会和过去不一样，文学史的研究是呼应社会发展的。”
▍今天怎样写新的现代文学史
那么，呼应社会发展的新的文学史该如何写？
在孙晓忠看来，今天不论是大陆的文学史，还是国外学者的文学史，在写作范式上都大同小异，亟待突破；在理论上，随着新历史主义和新文化史和生活史的新观点不断引入史学界，文学史写作框架已经严重滞后，应当将文学史写作嵌入到社会生活中去，比如如何突破历史分期，作家论模式等。“以李维斯为代表的漫长的19世纪的历史观和文学观已经跟不上时代，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史，文学史应当回应时代命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终结漫长的19世纪，从现代文学中淘洗出当代性。”
吴福辉认为，现在还处在过渡时期的矛盾中——主流的左翼文学文学史消解后，新的文学史还未形成。“20世纪文学”在1980年代中期提出，从提出到写成，经过了30多年，严家炎主编的三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2011年才出版。“即便这样，我们也很难准确提炼出‘20世纪文学性’，即表明与‘19世纪文学’‘21世纪文学’的根本区别。文学史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要经过时间积累才能慢慢凝固起来。”他认为现代文学不能着急整合，因为沉淀还未充分。现代离我们太近，又与政治相互纠缠：“沈从文的全集出来后，有人提出，遗漏了他1940年代在香港的一些文章，这会影响我们对他后期的看法。”所以吴福辉提出：短期内最好形成一个多元共生的“大文学史观”，除作品以外，要将作品的产生、传播等都看成文学内部的东西；文学史也要留一些空白，不能把结论说死，要把基本资料呈现给读者，引导读者参与思考。
至于能不能达到夏志清当年的影响，吴福辉表示悲观：“知道了苦乐，知道了鞋子松紧，愿意冒风险写文学史的人不多。”
陈子善还介绍了一些特别的文学史写作。曹聚仁的《文坛五十年》是以参与新文学进程的当事人身份写的，完全从曹个人的角度来谈文学史，读来很是亲切。近一点的，李洁非的《文学史微观察》也很有趣，抓住几个关键词串起来写，比如“会议”，追溯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等，还有“稿费”，切入作家收入情况，细细地写，也是一种尝试。“今天的文学研究前进很多步了，新材料不断出现，理论上今天的人应该写得更好。过去的文学史难免是教科书式的，总论下面分小说、诗歌、散文，小说里面给作家排排座次。教科书式的文学史不会断绝，但文学史写法可以不千篇一律，应该有不同形态，在多元的尝试中此消彼长，慢慢会产生比较理想的文学史。”
甚至，张新颖想象中“好看”的文学史是这样的：讲现代，先别急着评价，不妨先讲清楚，这个过程里有些什么乱糟糟的事情，它们形成了怎样的力量，这种力量如何作用于文学？“如果能把这个过程讲清楚了，这样的文学史会很好看。”他提到他大学时代流行的《伊甸园之门》。这本书描述了1960年代美国“反文化”运动的具体情形，包括文学上的实验、摇滚乐、鲍勃·迪伦、艾伦·金斯堡等。“读过之后，那种鲜活的历史现场、历史声音就自然呈现出来了。如果有这样的文学史，就能从那个年代的文学生活里过了一遍。而我们原来的文学史恰恰把这些鲜活的元素都去掉了，却在着力表现编写者自己的观念、评价和思想，就是不肯放下架子。”
金理认为，文学史编写主要就是史料的发现和史论的创新，今天来看，后者可能更急迫一些，否则，如钱穆先生在《新亚学报》发刊词所言——人人从事于造零件，作螺丝钉，整个机器，乃不知其构造装置与运用。“现在已经不简单是‘攻城略地’、‘捡到篮里都是菜’的时候，更需要强调的是疏理各个地方版块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地方之上统治的‘合法性’。”
金理特别谈到了近年来的一些理论视角，比如范伯群的“多元共生体系”、陈思和的“先锋—常态”、李怡的“民国机制”、郜元宝的“现代汉语反思”等。“章太炎尝谓‘清朝一代能够考史，而不能撰史’，‘考史’满足于材料的征集、考掘与‘专门问题’的深入研究，而‘撰史’则需要史家‘通古今之变’的识断，移诸文学史研究领域，需要的正是‘整体性’的视野和理论的有效整合能力。”他说，“借用陈思和教授的话，这就是‘文学史理论的创新’——需要凭借有创造力的文学史理论，来整合各种文学现象。通过上述理论视角来重新烛照现代文学史，定会产生重要成果。”
专题（2014.11.28）| 拿什么跟夏志清“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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