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应鏐 | 魏晋南北朝史特点论述
秦汉帝国建立，以公元前二二一年算起，到一八九年汉献帝即位，大约四百年。献帝在位的时间相当长，但他不过是个傀儡；一九六年，迁都许昌，就完全在曹操的掌握之中。这时，吕布、袁绍、公孙瓒、刘璋、孙氏父子，各据一方。二〇〇年官渡之战，袁绍失败，过了几年，曹操就全有河北、山西、山东、河南。二〇八年，赤壁之战，曹操失败，刘备入川，孙权占有江东，就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十二年之后，即二二〇年曹丕代汉，蜀和吴也先后称帝。(二二一年，刘备称帝；二二九年，孙权称帝)
二六三年，魏灭蜀。过了两年，司马昭病死，他的儿子司马炎正式代魏，建立晋朝。二八〇年，晋灭吴，统一全国。但这个统一是短暂的。晋武帝死后，西晋王室内部互相残杀，汝南王亮、楚王璋、齐王冏、赵王伦、成都王颖、河间王顒、长沙王乂、东海王越，杀来杀去，杀了十年。三〇四年，匈奴刘渊兴兵于离石，李特、李雄割据于成都(十六国开始)。三一一年，怀帝被俘至平阳。三一七年，司马睿称晋王，即位于建康，第二年称帝。从二八〇年算起，至刘渊、李雄建立汉国和成国，统一局面的恢复，不过二十四年；算到三一八年司马睿称帝，也不过三十八年。
统一的局面分裂以后，北部建立了十六个国家。五个凉，五个燕，两个赵，三个秦，一个夏。实际上，不只十六个。段辽、翟辽、冉魏都是建立了国家的。这些国家存在的时间，一般都不长。成国自三〇三年李特称王，至三四三年李势被桓温所灭，不过四十四年。前凉割凉州，据今甘肃之地，从三一四年张寔之立，至三七六年张天锡亡于前秦，达六十六年之久，是最长的。至于那些曾经统一过北方的后赵和前秦，真是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石勒于三二九年攻入长安，三三〇年称帝，三四八年石虎死，内乱即起，赵国旋即灭亡。统一的时间不到二十年。前秦三七〇年灭前燕而统一北方，但淝水一败，即土崩瓦解，不过十三年。
东晋建立，皇帝的权力不大。历史纪载说“王与马，共天下”，事实上，庾亮、桓温，都把皇帝捏在手里，桓玄后来自立为帝，皇帝可怜得很，王家、谢家、庾家、桓家，都应当说是权门。权门和皇家，实际上是对立的。皇帝司马氏的家世，自东汉以来，早列于高门世族之林。在南方，高门世族的统治，从三一八年算起，也不过一百年。四二〇年，出身寒微的刘裕，以武力击败桓玄，又从司马氏手中取得天下，易如反掌。宋朝立国，不足六十年。六十年中，父子兄弟相互残杀。文帝刘义隆，统治了二十九年。他是在兄弟刘义符(少帝)和义真被杀后迎立为帝的。他当了皇帝，杀徐羡之、傅亮和谢晦。徐、傅是宋武帝的功臣，少帝刘义符就是他们决定加以废杀的。谢晦是高门巨族出身而又雄踞上游，也是眼中钉。文帝还废掉曾经掌过大权的亲兄弟刘义康；著名的诗人谢灵运因为谋反罪被杀；著名的史学家范晔因为要迎立刘义康被杀；著名的军事家檀道济也以威名为他所忌办了死罪。这不也和魏晋之际、八王之乱时的情况一样，华屋山丘之感，直迫人心吗!文帝在位二十九年，最后是死在自己亲生儿子的手中。刘劭当皇帝的好景不长，宋孝武帝刘骏在沈庆之协助之下，把他杀了。孝武帝这个人，从历史上看，很想做一点事，例如限制占山占泽。他不信任大臣，重视从寒门中挑选心腹，戴法兴、巢尚之一时被重用。他的这一手为齐梁所继承。寒人掌机要，成为南朝的一个特点。梁武帝看到了这样做的一些问题，但他相信的仍是朱异、陆验一流人物。四七九年，齐代宋，萧道成做了皇帝。五〇二年，梁又代齐称帝。萧道成有个侄子叫萧鸾，后来把萧道成和他的儿子武帝(萧赜)的子孙都杀光了。他什么人都不相信。东去说是西行，南行却宣称北去。当然，这决不仅仅是什么个人的特点。梁朝统治了五十五年(502—557)，实际上只有四十九年，侯景攻入台城，这个统一的南方就瓦解了。五五七年，寒人出身的陈霸先称帝。五八九年，后主被俘北去。陈朝立国不过三十二年。
从一八九年汉献帝立，至五八九年隋朝统一，分裂了约四百年，全国统一的时间很短暂，不过二十四年。北方四三九年复归统一，但五二三年，六镇起义爆发，五三四年魏分东西，至五七七年北周灭齐，北方复归统一。同学们邀请我介绍一下魏晋南北朝史。讲这一段分裂时期的历史，我只能重点讲一下这段历史中最具特色的两个问题：民族与门阀。
这四百年的历史，是我国历史上自秦汉以后一个最长的分裂时期。这种分裂，正是与民族与门阀有关的。在这四百年当中，王朝的建立与覆灭；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民族斗争的剧烈和国家兴亡的迅速；社会上没有统一的定于一尊的思想，玄学、经学、道教、佛教并存而不悖。
十六国时期的石勒，把佛视为胡神。冉魏政权建立，大杀胡人，《通鉴》卷98永和五年十二月己酉条云：“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亲帅赵人以诛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其屯戍四方者，闵皆以书命赵人为将帅者诛之，或高鼻多须滥死者半。”鲜卑拓跋部立国，对被征服的民族，采取迁其人民，迫使他们从事牧畜或农业的政策。放牧之人被称为牧子的就是奴隶，那被称为“新民”而“计口授田”的人，其地位和奴隶也相差不远。这是十分明显的压迫政策。这些人时时企图逃叛，北魏缘边设镇，以为军事控御。过了八九十年，这些人在鲜卑在边兵士和未南迁的“役同厮养”的国人的协助下，掀起了反抗的风暴。这是一次反对民族压迫的风暴，匈奴 (这时称为胡，始西河胡、离石胡等)、氐、羌(莫折大提、莫折念生)、敕勒、屠各、丁零和在边的汉人，也都在这个队伍中了。
我国北方的匈奴，西方的氐、羌，东面的鲜卑，东汉以来，即受到汉族的压迫。《后汉书·段颎传》说段颎“凡破西羌，斩首二万三千级，获生口数万人，马牛羊八百万头，降者万余落”，后来又破东羌，“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后汉书·西羌传》列举了邓騭、任尚、马贤、皇甫规、张焕对羌人的镇压，赞美段颎的功业，说他“被羽前登，身当百死之阵，蒙没冰雪，经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种，卒定东寇”。当然，如历史所表明的，羌人并没有也不可能被杀绝。十六国时期，后秦就是羌人建立的国家。对待少数民族，曹操和东汉的统治者，没有什么两样。《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略云：“公西征张鲁，至陈仓，将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张郃、朱灵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陈仓以出散关，至河池。氐王窦茂众万余人，恃险不服，五月，公攻屠之。”他征三郡乌桓，“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同上书)。当他放弃汉中的时候，“徙(武都)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正如《胡注》所说，诸氐便散居秦川。十六国时期建立的前秦，就是这个氏族。(《通鉴》卷68)
南匈奴自东汉之初，即入居塞内，曹操分其众为五部，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为监督，表面上是相安的。《三国志·魏志·张既传》 说凉州的卢水胡反叛，曹丕派那位和少数族打交道素有经验的张既去平定叛乱，“斩首获生以万数”。《通鉴》卷81说“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其后数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忿恨是有原因的，那些入居内地的少数族人民，常常被掠卖为奴婢。《三国志·魏志·陈群传》说他的儿子陈泰在并州做刺史，“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奴婢”，太原大概是有一个奴隶市场的。《世说新语·任诞》说阮孚的母亲是一个鲜卑婢。《晋书·石勒载记》 说石勒被人掠卖给荏平人懽为奴，在土地上劳作。同书《王恂传》还说太原诸郡用匈奴、胡人作田客，多的有几千。田客是和奴隶相去无几的。
历史上的这些记载，充分说明了少数族人民是受汉族统治者压迫的。根据充分的材料，江统在《徙戎论》中作了明确的论述：“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翫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
这些“怨恨之气毒于骨髓”的少数民族，如河西鲜卑秃发树机，在晋武泰始六年六月，就举起反抗的旗帜。而此前一年的二月，西晋始置秦州，安置这些为邓艾所纳降的几万鲜卑人。树机能和众胡结成一体，经过了十年，才被镇压下去。泰始七年，入居塞内的匈奴，在刘猛的率领下，也曾“寇并州”。(《通鉴》卷79咸宁五年十一月条)
太康全盛之时，自塞外入居辽东的慕容部，首在昌黎为寇。大约过了一年，才被晋人打
败，“斩获万计”。(《通鉴》卷81)但这个族的后人，在十六国时期，先后建立了五个国家。到了惠帝的时候，匈奴郝散，氐齐万年纷纷起兵，江统就发出徙戎的紧急呼号了。
民族矛盾，治史者都认为是西晋灭亡的原因；旧史还把自三〇四年刘渊建立汉以后的十六国，称为“五胡乱华”，这当然是不错的。但西晋统治者内部的互相残杀，使这个国家镇压“五胡”反抗的力量大大削弱了，不能说没有给这“乱华”一个重要的条件。
把这个条件的提供归结为司马炎的“失慎于前，所以贻患于后”，是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的。把这种“祸乱”之来，说是“元海当除而不除，卒令扰乱区夏；恵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均见 《晋书·武帝纪》的传论)，也不过是指出了晋武帝的个人过失，而不能说明“八王之乱”之所以在这个时期历史舞台上表演得淋漓尽致的缘由。
还是司马光说得较为正确。《保业》云：“晋得天下才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构难，群胡乘釁，浊乱中原。散为六七，聚为二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 卷18)《谨习疏》 又云：“自魏晋以降，人主始贵通才而贱守节，人臣始尚浮华而薄儒术，以先王之礼为糟粕而不行，以纯固之士为鄙朴而不用。”(《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22)温公的这两段话指出，西晋崩溃既跟“群胡”即民族问题有关，也因为政治浮华，这就与下面所说的门阀关联密切。
葛洪在 《抱朴子·吴失篇》中说东吴大族，“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这种情况，当然不仅是吴国如此。曹操反对董卓的时候，“散家财，合义兵”；追随他的李典，当曹操和袁绍相持于官渡之时，能“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住在乘氏；吕虔、许褚，或“将家兵守湖陆”，或“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都不是像东吴大族那样有力量的么？地方势力的壮大，已经有了几百年。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说东汉功臣多近于儒，从刘秀开始，一个一个数下去，邓禹、冯异、耿弇、祭遵、李忠、朱祐、郭凉、窦融……都是能够通晓儒学经典的人物。在那个时候，儒业一般和经济力量与政治地位分不开的。与曹操一时称雄的二袁，家门是四世五公，袁绍的力量在一个时期是无敌的，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当董卓打算废汉献帝的时候，他表示不同意。董卓以武力胁迫他，他毫无顾虑地说：“天下健者，岂唯董公？”(《三国志》卷6引《献帝春秋》)刘表为“八顾”之一，是个名士。名士当时代表的是和宦官相对抗的力量。这位名士一到荆州，便和这里的地方势力蒯良、蒯越、蔡瑁相结合，割据了这个地方。刘备入蜀，追隋他的麋竺，是个“祖世货殖，僮客万人”的人物；《三国志·蜀志·董和传》 说他在四川做官时，“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四川的地方经济当然也是很发达的。没有一点经济力量，要割据以争天下，是不能想象的。历史记载上还说到地方豪强的情况，在青州，“万户者，著籍不盈数百，收赋纳税，参分不入一”(《三国志》卷6引《九州春秋》)。大族力量的雄厚可以想见。汉末分崩，曹操创屯田，足食足兵，用人唯才，对北方大族是一个有力的打击。一个统一的帝国分裂了，其真正的原因，是地方经济势力足以作为在政治上和中央立异的支撑。西晋统一，一些在政治上有势力的高门，又纷纷占有官稻田，损官以肥私。《资治通鉴》卷79武帝泰始三年春正月丁卯条云：“司隶校尉上党李憙劾故立进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睦、尚书仆射武陔各占官稻田，请免涛、睦等官，陔已亡，请贬其谥。诏曰：‘友侵剥百姓以缪惑朝士，其考竟以惩邪佞。涛等不贰其过，皆勿有所问。’”(《晋书》卷41《李憙传》“官稻田”作“官三更稻田”)这样的事，大概是不少的，所以平吴之后，便颁行了一个以官品大小占田的制度，第一品可占五十顷，第九品十顷。土地之外，作了占客的规定，一品、二品不得超过五十户。
这种侵占官田的事实，在魏末已经开始。《三国志》卷9说何晏“专政，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有司望风，莫敢忤旨。”文化士族和武力豪家就这样在统一力量之下，逐渐变成了分裂的潜在势力。“八王之乱”就是在这种潜在势力下，因帝位可以窥窬，遂逾十年而不息，匈奴、巴氐遂亦因之而起。但十六国时期，这种力量在五胡云扰之中，维持生产，保全汉族文化于不坠，这就是四世纪初开始，星罗棋布于中国北方的坞壁势力。(参见作者《四世纪初至五世纪末中国北方的坞壁》，上海师院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十六国时期统一北方的国家，一无例外依凭的都是军事力量的控御。武力一旦被削弱，这个统一国家就立刻瓦解。淝水之战，苻坚兵败于淮南，鲜卑便纷纷复国，氐族也失去了共主，各自以其武装力量实行割据，羌人旋亦隨之而起。拓跋部三八六年建立国家，用了五十多年时间，使北方复归于一统。无论是前赵或后赵，前燕或前秦，对于汉族的坞壁势力，只要政治上表示服从，便承认其独立地位。魏自道武帝至太武帝，征服中原，所碰到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力量，也是坞壁。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学者，早就注意到了汉族和鲜卑族在文化上的差异和政治上的离合，但很少注意到坞壁势力是两汉以来逐渐形成的以占有土地为主的经济实体，三十年代被称为坞壁的力量。拓跋部在中国北方的统治确立以后，进行了一些改革，用三长法代替宗主督护制，颁布均田令，承认那些奴婢和土地的占有者，亦即坞壁势力，使那个以拓跋贵族为主的政权成为拓跋族和汉族高门相结合的政权。孝文帝定都洛阳，标志着鲜卑族汉化的一个高峰，但秦汉统一帝国规模的恢复，还是姗姗来迟，竟超过了百年。
在南方，“王与马，共天下”，世族力量在我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高峰。伴随着这种力量而兴起的豪家，隨着地方经济的发展，也要求取得政治和社会地位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早在东汉末，东吴这个地方，就有能“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为保障”的孙静。孙静是孙坚的季弟，孙坚“少为县吏”，在地方上也是很有势力的。(《三国志》卷51《宗室传》及46《孙破虏讨逆传》)《三国志》卷52《步骘传》说，有个会稽人叫焦征羌的，是“郡之豪族，人客纵横”，像朱桓那样“部曲万口”的豪强，看来并不仅见。被贺齐所杀的剡县吏斯从，也是个能纠合族党千余和县长对抗的大族。(《三国志》卷60《贺齐传》) 东晋统治江东一百年，一开始，王导就采取和江东大族合作的政策。《晋书》卷65《王导传》说王导屡次向元帝进言，说顾荣、贺循、纪瞻、周玘都是“南土之秀”，应当加以接纳。他治理江东，开只眼闭只眼，不以察察为政。(参见《通鉴》90太兴元年条)《世说新语·政事篇》云：“丞相末年，略不复有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王氏和司马氏“共天下”，实际上，在王氏势力鼎盛的时候，北来世家也是和江东大族共存共荣的。
刘裕起自寒微，“以卖履为业，好樗蒲，为乡闾所贱”。和他一道参加镇压孙恩起义，后来“配食文帝庙庭”的到彦之，是“初以担糞自给”的。(《南史》卷25)那个广开田园之业，产业累万金，奴僮千计的沈庆之，在孙恩起兵的时候，也还不过是“躬耕垄亩，勤苦自立”的乡巴佬。东晋在南方建国的一百年中，社会的变化是很大而且很迅速的。除去东吴以来的大族继续发展之外，又出现了一个起自卑微的力量。这个力量依靠的，不再是王谢世家，而是掌机要的寒人了。赵翼《廿二史劄记》卷8略云：“宋孝武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能无所寄，于是戴法兴、巢尚之等皆委任隆密”；“齐武帝亦曰：‘学士辈但读书耳，不堪经国，经国一刘系宗足矣’”；“如法兴威行内外，江夏王义恭虽录尚书事，而积相畏服，犹不能与之抗”；“阮佃夫、王道隆等，权侔人主”；“茹法亮当权，太尉王俭尝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朱异权震内外，归饮私第，虑日晚台门闭，令卤簿仪从、警卫自家列至城门，门者遂不敢闭”；“法亮在中书，尝语人曰：‘何须觅外禄？此户内岁可办百万。’佃夫宅舍园池，胜于诸王邸第”；“陈末，施文庆、沈客卿用事，自取身荣，不存国计”。赵翼在综合史料时发了一通议论，说人主不信任大臣，转以“群小为心臂”，是南朝一大弊端。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正是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这种必然在南朝作了色彩浓重的反映。南朝诸君，不可能再假权于王俭这一辈人，即使像萧衍这样的人，“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廿二史劄记》卷12)，未即位之前，为南齐八友之一(《南史》卷6谓“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帝与沈约、谢眺、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也是表面上优礼士大夫，所信任的仍是朱异、徐麟、陆验、周石珍一流人物。当他还没有做皇帝的时候，便以为“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不能“弘奖风流”，是一件坏事。(《南史》卷6《梁本纪上》)世风的变化到了这一地步，以至台城被围之日，外援都以保存一己的力量为得计，不论是皇上的儿子萧伦 (邵陵王)，还是大臣的儿子柳仲礼，都不以君、父为念。《通鉴》卷162武帝太清三年三月条云：“上问策于(柳)津，对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礼，不忠不孝贼何由平!”统治阶级中世族和寒门在政治上的分裂，必然导致观念形态的变化，特别是道德的沦亡，这是可以作为例证的。
伴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江东以外的地方，现在的江西和福建也有了发展。《陈书》卷35熊昙朗诸人传，史臣《论》中说：“梁末之灾沴，群凶竞起，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资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为大。高祖应期拨乱，戡定安辑，熊昙朗、周迪、留异、陈宝应虽身逢兴运，犹志在乱常。……背恩负义，各立异图，地匪淮南，有为帝之志，势非庸、蜀，启自王之心。”熊昙朗是豫章的著姓，周迪的宗人周续在侯景乱时，和郡中豪族共同割据地方。周续和这些豪族相处得不好，被杀后，周迪代周续为领袖，依然割据地方。周迪是临川南城人，他割据的地方就是他的本乡临川。留异是东阳的著姓，在他的本乡也是雄豪之辈。东阳就是现在浙江的金华，它的西边，就接近现在的江西了。陈宝应的父亲陈羽本来是晋安郡的雄豪，宝应和留异结亲，娶异女为妻，和周迪亦同气相求。这些人，莫不是乘梁末之乱割据地方，陈王朝建立之后，都先后和这个统一的政权为敌，在他们看来，陈王朝于他们是无恩可背，无义可负的。当他们感到利益被侵患的时候，他们就起而“乱常”了。(均见同上书卷35)
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在东汉确立之后，中央和地方势力的矛盾日益加剧。这种力量在北方，曾经一度受到挫折，但不久仍复旧观。西晋的短暂统一，南方王朝的迅速更迭，莫不和这个力量有关。隋灭陈，中国复归于一统。但江南地方势力，与这个统一政权，持敌对态度。《北史》卷63《苏威传》云：“自晋已来，刑法疏缓，代族贵贱，不相陵越。平陈之后，牧人者尽改变之，无长幼悉使诵五教。威加以烦鄙之辞，百姓嗟怨。”《通鉴》一七七综述江南起兵的情况，说：“于是婺州汪文进、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懀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乐安蔡道人、蒋山李、饶州吴世华、温州沈孝彻、泉州王国庆、杭州杨宝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隋朝很快地平定了这一次江南地方势力的反抗，但攻破溪洞，“前后七百余战，转战千余里”；沈孝彻被击败之后，“逐捕遗逸，前后百余战”，反抗之剧烈，是不言而喻的。
从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确立与发展，联系地方势力和中央力量的对抗，不仅可以窥知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统一国家分裂的深层原因，还能洞察统治阶级内部世族、寒人的盛衰及其为争夺权力为后世史家深深谴责的不顾君父的深层原因。
十月三十日
专题（2016.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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