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益昉 | 中国医生是怎样团结起来的

伍连德、颜福庆、刁信德、俞凤宾、许世芳、古恩康、丁福保、陈天宠、高恩养、肖智吉、唐乃安、康成、成颂文、李永和、刘湛燊、梁重良、钟拱辰、黄琼仙、石美玉、陶漱石、曹丽云等21位医生，1915年在上海筹备成立中华医学会，本土西医有实力，有需求，开始主动把握学术话语权。

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进程的医学联盟

文 | 方益昉

离2020新年还差3天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终获通过。该法审核过程久经曲折，但愿这部涉及医患双方权利、义务与法律规范的文本，能在未来临床实践中，适应社会各方利益诉求的调整变化。

应该承认，这项立法成果除了有权威部门的职责担当之外，更有民间机构，特别是医学相关领域各种人群与团体的贡献。他们利用传统媒体和网络平台，不断大声呼吁，为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尤其是医疗环境的优化，直抒己见，群策群力。

1835年，耶鲁医学博士伯驾（Peter Parker MD）在广州十三行开张首家以传教为目的西医诊所。3年后，以十三行为中心的周边传教医生、商船医生和政商人士，成立“在华医务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参阅“Relative to hospital in china”, Boston: I.R.Butts, Printer ,School street,1841）。医学同道在华结伴而行，打破2000多年来传统医者固守的“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信条。究其本质，过去华夏医者骨子里普遍暗藏怀才不遇与寂寞发奋的特征，崇尚个体上进精神，缺乏团队合作的意识。

1826年起就在澳门行医的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 ESQ）出任首届“在华医务传道会”会长，并执笔协会宣言，其篇幅不长，却明言西医东进的首要任务在于传播上帝福音。医学诊治作为一门技术，被认为值得担当传播西方宗教的开路先锋，即宗教侍女是也（图一）。

图一 1838年版“在华医务传道会宣言”（全文共计8页）

重要的是，此刻的清王朝已经日趋腐朽。统治中华大地的千年封建制度正面临全球文艺复兴和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从历史的宏观视角回望过去，珠江口上这块60米宽、200米长的广州十三行，正不断从拂面徐来的西风中，感受阵阵凉意。有冲击，有伤痛，但也不乏变革的机会。作者曾借助医学思想史视角，系列阐述过学术观点（拙作《广东十三行的西学迹象：西医往来才俊出》，载“文汇学人”，2017年3月3日；《眼科-盲校-西医东渐》，载“文汇学人”，2018年3月16日）。  诸如：致力于引进牛痘预防天花的华商，采取了善行与科技并举的全新思维模式；年轻学子包括已经获取功名的新科精英，不仅擅长外语交流，而且热衷西医诊治；现代医学思维方式辐射到贸易窗口之外，南方各界人士在艺术、爱情和家庭婚姻等领域的行事方式，开始摆脱传统束缚，不一一类举。

这一次，主要由外籍旅华人士构成的民间社团，在讲究体统的清王朝治下面世，更是史无前例。富可敌国且重视西方新技术、新产品的华商头领伍秉鉴（即浩官Howqua，字敦元Woo Tunyuen），亦成为“在华医务传道会”华裔委员（图二）。由此可见，华夷融合参与医疗卫生事业的管理，并非始于近代租界，而是，200年前在岭南相对宽松的大环境中，在社会地位较高的精英阶层内部，已经萌芽。

相对晚明时期开始的,华夏精英与基督文明的首次相遇，主要游荡在书斋官府，主要成果在于理论译介，始于广州十三行的医源性基督文化入华，由点及面产生“蝴蝶效应”，特别对缓解底层民众疾患痛苦带来的实惠，并非是一句笼统的西方经济文化侵略可以简单概括的。

图二 首届“在华医务传道会”委员与员工名单

我国医源性现代化启蒙与组织结构的重大调整，出现在19世纪后叶。如果说，西学东渐之初，现代医学被宗教所利用，为他人充任急先锋的话，到了19世纪中叶之后，麻醉、外科、消毒、微生物等医学新概念、新技术全面革新了早期西医思维，即使在华行医的传教医生内部，也开始出现反思的迹象（拙作《西医东渐的一个拐点》，载“文汇学人”，2019年12月6日）。

1886年，被我国医学史界长期称作“中国博医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MMAC）”，简称“博医会”者面世（李经纬“教会医学团体建立与西医药刊物”，载《中外医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276-277页）。该医学社团可谓西医东渐史上的拐点，以淡化存世半个世纪的“在华医务传道会”传教主旨为目的。

后世据其创会宣言，不难判断其中要点，与1838年郭雷枢传教版本的区别。继而在武汉和重庆等内陆，也出现类似的医学团体，诸如华中医学会（Central China Medical Association）。相对而言，地方性组织去宗教色彩的取向，更加果断而明显。

MMAC创会元老迫于时代环境，虽在官方名称中尚未强调改革关键，汉译时基本保留“在华医务传道会”的文字框架，用“中国行医传教会”以示区别（图三）。但事实上，旅华执业医生经历后续20余年的努力，最终断然将医学与宗教的前世姻缘割裂。

图三“博医会”英语官方名称的正式汉译

应该提醒研究者的是，提前放弃沿用“中国行医传教会”的官方汉译，等于篡改西医东渐的史实。过去半个世纪，中国大陆地区一手教会史料销声匿迹。与此同时，医学史研究者对百年前的经典英语缺乏达意领会，同时又缺乏具备扎实西方医学积累者的积极参与，故而以讹传讹，误会不少。

1887年3月，在该会主办的医学杂志创刊号上，上海同仁医院及其医学班鼻祖文恒理医学博士（Henry William Boone，MD.），撰文报告MMAC的缘起、主旨与未来目标。19世纪后叶，中华大地上的职业传教西医达到近百位，创建MMAC，不仅满足参与世界医学大会的团体制要求，更意在改变世界医学共同体对旅华传教医生的职业形象，以便融入现代医学理念倡导的人文所向新趋势。

“美国京都定于本年(按:1886年) 西历八月，大集天下群医博论医理。本医会应派三人亲诣美京与为考证，以求新益……本医会创设之故有四：其一，务欲诸医各将平日所阅华人病情，即一切施治之法普告医会，俾后偶遇对同之症用药有所折证，以期立起沉疴。其二，务欲将西国医学之精微疗治之神妙，尽情推阐揭示华人，俾华人多所歆动，以冀医道遍行于通都大邑，下至僻壤遐陬。其三，欲用医道以广传道，去其身病，即以发其信道之心，自能遵奉福音，渐祛心病。其四，欲将中国所有奇难杂症为西人所无者，奚告之现居西国诸医，俾互相参究，得以精益求精，登峰造极”。

从1907年5月出版的MMAC杂志开始，编辑委员会索性直接将杂志名称（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中的传教标记missionary删去（图四），以突出其科学立场，更加接近协会共识。首先是传播医学科学，其次才是医学传教，第三才是转达教会信息（H.W.Boone，Th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Its Future Works. in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March 1887, p.4-5）。

图四 1907年3月号和5月号的刊名变化

早在1835年，关乔昌和关涛叔侄，已经成为十三行博济系医疗机构的专业人员。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 MD）主持博济医院、学堂和慈善机构几十年间，关涛持重的角色经常出现在院史文本中。1857年，被誉为白令海峡以东最佳西医的黄宽医学博士，从爱丁堡学成归来。1885年，金韵梅在纽约女子医学院，获得中国首位医学女博士学位。中国第一代现代医生，开始在中外医学交流史上崭露头角。

19、20世纪之交，何启、许金訇、伍连德、石美玉、刘瑞恒、康爱德、林可胜、颜福庆等海归医学博士批量学成，回国执业。但MMAC入会标准极高，相当长的时空里，几乎没有华裔医学工作者出现在会员名单中，即使在MMAC杂志所刊文章中，已经开始出现海归临床医生、麻醉师、医学院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名字。直到1904年在沪成立的万国红十字会，创始人沈敦和招募不少本地医学精英，甚至合办了上海哈佛医学院（拙作《梁启超医案和我国首位哈佛医学博士》，载“文汇学人”，2019年8月2日）。

为此，伍连德、颜福庆、刁信德、俞凤宾、许世芳、古恩康、丁福保、陈天宠、高恩养、肖智吉、唐乃安、康成、成颂文、李永和、刘湛燊、梁重良、钟拱辰、黄琼仙、石美玉、陶漱石、曹丽云等21位医生（张圣芬、陈永生“中华医学会21位创建人”，载《中华医史杂志》，2015年第5卷第1期，55-62页），1915年在上海筹备成立中华医学会，本土西医有实力，有需求，开始主动把握学术话语权。1930年代起，中华医学会与MMAC合并活动，并逐步取消学术上的隔阂。

此后一个世纪，以丁福保、陈存仁为首的传统中医师，为了抗议国民政府取消中医的行政措施，组成《黄帝内经》问世以来的民间中医团体，以维护自身行将受损的行医权利。1927年，以本土学术精英为主，成立了首个国立上海医学院。到了21世纪，中华医师协会、海外华裔医生协会，以及全球华人医师协会等社会团体不断面世。中国现代医学技术、医疗理念与医者权益，正在新世纪中不断重组合作，为维护社会健康，充分展示自身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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