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 | 《正气歌》未入选《宋诗选注》的旧事重提
钱锺书先生的“大胆”不选和小川环树先生的一选再选，看似对立矛盾，实则相反相成，若从融贯宽容的态度来观察，是可以得到综合平衡的看法的。
清代叶衍兰所绘的文天祥画像
果不其然，他在1962年所写《宋代诗人及其作品》一文中说：
南宋是一个半壁江山被金军践踏蹂躏的时代。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现实，使得忧国忧民成为许多南宋诗的共同主题。与唐代后期的诗人相比，应该说南宋诗人的处境更悲惨，心境更悲凉。这种悲惨的处境和悲凉的心境，至南宋亡国时发展到了顶点。文天祥（1282年卒）或许难以算作一流诗人，但他的《正气歌》气贯长虹，自有其被广泛诵读并流传久远的理由。他宁死不投降侵略者的伟大气节，正是被宋代文人对正义的坚强信念支撑着。[此文收入其论文集《风与云》（1972年12月朝日新闻社），此处译文用2005年7月中华书局中译本，第168页]
小川先生在这里才充分表明他个人对《正气歌》的评价。他从时代精神、民族气节的角度热情推崇此诗，并指出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观点鲜明而犀利，也是他编选宋诗的准则。
小川先生于1963年、1967年、1975年多次编选《宋诗选》，均由日本筑摩书房出版，选诗数量不多，一般在200首左右，但均无例外地选入《正气歌》（选入文天祥诗四首。其他三首为《扬子江》《金陵驿》《除夜》，与钱选全同）。1963年版的《宋诗选·题记》中，他还特意说明与钱先生《宋诗选注》的前后关联：
在译注过程中，正逢钱锺书氏《宋诗选注》（1958年，北京）出版，通读之下，受益匪浅。特别是对那些我未曾留意过的作家也开始关注起来，因此在选译上受惠于钱氏之处甚多。但是在译注方面，虽然经常参考钱氏的注解，但也有不同之处，对于这些异议尽量附记下来。
他说在作家、作品的选择上受惠于钱氏之处甚多，在注释上却有所异同，显示出一位学者真诚坦率的治学态度。这也提供了比较对勘的好题目，比如小川先生仍然选了左纬的《避寇即事》《避贼书事》，这却是钱选初版所选而再版删去的。小川氏1967年版《宋诗选》又以上述《宋代诗人及其作品》一文作为“解说”，突出了《正气歌》在全书中的地位。1975年版变动不多。
钱先生的“大胆”不选和小川先生的一选再选，看似对立矛盾，实则相反相成，若从融贯宽容的态度来观察，是可以得到综合平衡的看法的。大致可从几个层面来分析。
第一，无论《正气歌》在诗歌艺术上是否存在不足，从总体而言，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名篇”地位，是不会动摇的。小川先生着眼于时代精神、民族气节及影响力，钱先生也指出其后期诗歌“有极沉痛的好作品”，对“这位抵抗元兵侵略的烈士”表示敬仰（《宋诗选注》文天祥小传）。钱先生对其承袭过多、逻辑有失深感惋惜，小川先生在未知具体情况的前提下，却对钱氏“持有一定的标准”充分尊重，对其“割爱”而不选表示理解。
钱先生有次闲聊中说起，可以编一本《中国百篇名作指瑕录》。这是一时笑谈，但名篇而带有瑕疵，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除了钱先生所指出的几点瑕疵以外，我觉得《正气歌》与诗歌体制特性有一定距离。排比多、议论多，这本是“以文为诗”、“以赋为诗”的产物，“破体为文”固然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但两种文体之间的吸纳融合应有一个“度”，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各自文体体裁上质的规定性。我偶然发现《正气歌》竟被选入古文选本，请门人田雨露君略作检索。他给我提供了一份书目：
明代：
1刘祜《古文正论》（万历十九年）
2潘世达《古文世编》（万历三十七年）
3胡时化《名世文宗》（万历四十五年）
4焦竑《明文珠玑》
5张鼐《古文正宗》（万历四十六年）
6葛鼒、葛鼏《古文续集》（崇祯六年）
7葛世振《古文雷橛》（崇祯时）
清代：
8黄士京《古文鸿藻》（清初）
9过珙《古文觉斯》（康熙十一年）
10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康熙二十一年）
11程润德《古文集解》（康熙四十五年）
12冯敬真《古文正编》（康熙四十四年）
13蔡世远《古文雅正》（康熙五十四年）
14汪基《古文喈凤》（雍正十一年）
15唐德宜《古文翼》（乾隆六年）
16李云程、黄仁黼《古文笔法百篇》（乾隆时）
这份初步书目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原来选录《正气歌》的各选本，只有诗歌部分，其前面的古文小引乃从林云铭的选本中开始被配入。他在评语中说：“坊本只载被执不屈而作，《宋鉴》亦无明文可考。余读文山诗集，此歌之前，别有小引，内言狱中蒸湿诸气，枚举甚详，而一以正气敌之。歌中‘一朝蒙雾露’八句皆指此也。”由于《古文析义》在传统古文选本中是仅次于《古文观止》流传广泛的选本，这一 “一文一歌”结合的形式遂成定格。二是这些选本的评析部分，除了对正气浩然的一致推崇赞颂之外，在艺术分析时几乎都用古文乃至八股作法评赏之，如 “虽排偶句，而起承转合丝毫不爽”，虽是 “长歌体”形式， “然亦有篇法，首从源头说入，次历引古人，末叙自己，结与前引相应，此仍是古文法也”。就是说《正气歌》形式是诗歌，写作手法是古文。这在坚持诗情、诗心、诗美的学者看来，不免是种遗憾。侯体健君还告诉我一部署名明代屠隆 “汇选”的《镌历代古文举业标准评林》，该书最后一篇即是文天祥《正气歌》，与李觏《袁州学记》、胡铨《上高宗封事》、陈傅良《使过论》、文天祥《慧和尚说》并列，《正气歌》俨然是一篇“古文”了。
然而，这篇亦诗亦文的千古名篇仍具有巨大的精神力量。我不妨叙述一次个人的经历。十数年前，我曾参观江西吉安的文天祥纪念馆，这是江西全省最大的历史名人纪念馆，气势宏伟壮丽。从悬挂“正气浩然”匾额的正气广场进入，进而是正气堂，以八幅壁画历叙文天祥一生光辉业绩，毫无疑问，《正气歌》正是全馆布展的红线。当我再走回到正气广场时，广场上空正播放着《正气歌》，声音苍劲雄浑，沉痛激越。在暮色苍茫、树声飒飒之中，确实感到灵魂的震撼，体会到《正气歌》动人心旌的力量。这时来不及计较它的章法句法，遣词造句，是文是诗，我已感动了。它的感人力量主要不是来自诗性艺术，而是与作者生命合二为一的思想和精神。说是千古名篇应是没有疑问的。
第二，选本目的多重性与选择标准多元化。诗歌选本是普及、研究诗歌的著述体裁，或为介绍一代诗歌的全貌，或为体现编者特定的诗歌理论主张，或为指导学子写作诗歌的教本，或为编者表达他对有心得作品的推介，不一而足。目的的多重性直接导致标准的多元化。对于《正气歌》是否入选问题，一般情况下，实无是非对错之分。以今天最有影响的几部宋诗选本来看，程千帆《宋诗精选》、钱仲联《宋诗三百首》、金性尧《宋诗三百首》等都未选录《正气歌》，都不应受到指责。同一位编选者在自己不同选本中，对此诗就或选或不选，如程千帆先生在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的《宋诗选》中即入选，而在上述199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宋诗精选》中就未收。同一出版社所出版的同题《宋诗一百首》，也多有此情形，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本子不选，而早在1959年所印行的却入选了（当时尚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或谓若选“宋诗十九首”，必应选入《正气歌》，否则就是错误的，我想未免武断。清末民初之宋诗派代表人物陈衍，他的《宋诗精华录》选诗甚多，却赫然未选，也无人敢说他不识宋诗吧。当然，如有特定的编选目的，如作《中国历代爱国诗选》，或中国文学史的大学教材，不选《正气歌》就不妥当了。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就入选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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