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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 | 顾道台的十万雪花银
从《过云楼家书》和《过云楼日记》中勾稽顾文彬任道台期间的收入情况，既有助于了解过云楼收藏书画、建造园林的资金来源，也有助于了解当时官场贪敛风气以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的真实语境。
顾道台的十万雪花银
澥者，海也。福山寿海，将来福泽无量矣。”这个名字，寄托了顾文彬对后辈的祝福，也道出他对履任不足百日的职位的满足。
此时的顾文彬，担任宁绍台海防兵备道，同时护理浙海关监督。令他得意欢喜的，是海关惊人的“造富能力”——丰厚的收入，不仅让顾家瞬间摆脱经济困境，也让他收藏、造园等庞大计划有望实现。
一年前的三月初一，顾文彬带着姬人张氏和下人、仆妇，由水路前往京师，赴部候选。在从上海到天津的轮船上，为节省二十两舱费，61岁的顾文彬和下人一起住在大舱，饱受颠簸之苦。这次京师之行，顾氏一家格外俭省，路费、送礼、日常开销和购买书画在内，半年用银不过八百余两，除去从家中账房支用四百两外，其余均靠在京中出售字画和从钱庄借贷支撑。中秋时，顾文彬让家中汇银一百两，以至于要向家人道歉：“明知家用拮据，此间又有陆续汇项，我心亦甚歉然。嗣后当加意节省矣。”此时这位大收藏家的窘状可见一斑。
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日的一纸任命，改变了一切。
§“此后汇归之款，切须秘密”
任职宁绍台道期间，顾文彬记有日记，并每隔数日定期写寄家书。日记和家书底稿一直保存在顾家，2013年由顾笃璜先生捐赠给苏州市档案局（馆）。经过标点整理，顾文彬《过云楼日记》于2015年4月、《过云楼家书》于2016年11月，由文汇出版社相继出版。这两部书为研究顾文彬、过云楼乃至当时经济、文化、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特别是《过云楼家书》，正好作于顾文彬同治九年三月进京求缺到光绪元年四月解组归田之间，主要写给在苏州当家的三儿子顾承。在家书中，顾文彬传递信息，吩咐家事，事无巨细，靡所不备，更兼父子知心，时露真情，让这部家书集成为重要而有趣的著作。《过云楼家书》涉笔最多的，如同整理者所归纳，集中在宦海生涯、家庭生活、收藏雅趣和建造过云楼与怡园等几个方面。细读下去，家书提供的历史信息覆盖极为广泛，并且“充满人物和社会的真实感和丰富性”（《编者的话》），是一个值得深入开掘的史料宝库。
从《家书》和《日记》中勾稽顾文彬任道台期间的收入情况，就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工作，既有助于了解过云楼收藏书画、建造园林的资金来源，也有助于了解当时海关监督的收入构成，以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的真实语境。
自同治十年二月二十二日接印，到光绪元年四月二十三日解组，顾文彬在四年零两个月的宁绍台道任上的进项，从《日记》和《家书》中约略可知。
日记中记录的他的个人开支，包括购买书画珠宝、应酬赠送、捐买封诰等，计合银洋近一万四千元，折算成银两在一万两以上。同治十一年，他还津贴浙江巡抚杨昌濬办贡经费四千两，官、吏各出一半，自己支出二千两；十二年入股轮船招商局二千两。外官向京中致送炭敬，是每年必不可少的开支，顾文彬在同治十年支出二千二百余两，十一年支出二千两有余，其余两年未记，但4年合计总有八千两。可见，在这4年里，经顾文彬之手支出的银钱在二万二千两以上，这还没有包括宁波道署上下的日常生活开销，也不包括经他手送出但不由他支配的银钱，如每年八千两的抚署提调经费。
能体现顾文彬实际收入的另一来源是汇款数目。每年他都向苏州家中汇款若干次，有时数额巨大。汇款后他会写信通知顾承，以便接收。统计汇苏记录，同治十年四万三千四百两；十一年二万六千两；十二年五万一千六百两；十三年三万八千两；光绪元年一万八千两。4年多合计十七万七千两。
家书中记录的汇款也不是全部，因为顾承每年都来宁波看望父亲，在此期间的汇款，以及顾承回程时带走的银两，这些双方都知道的事并不需要写进家书。如同治十年顾文彬甫上任，就向阜康银号透支银一万九千两、洋一千三百元，分四次汇出，后来转为对阜康的二万两债务。此时顾承人在宁波，家书中就没有这四次汇款的细节。顾承走的时候又带走相当于四千八百串钱的银两（大约是三千两），当时家书也未提及。只是后来事有牵涉，顾文彬才再行复述。以此类推，可见其他。
汇款如此之多，引发同人嫉妒，也让顾文彬甚感不安。在同治十年第五十六号后附不列号家信中，他对顾承说：“此后汇归之款，切须秘密。惟此间专向阜康一处汇归，则终岁进款，了如指掌，倘有别处分汇，便可隐藏。”后来几年，他也一直寻找能分散汇款的办法，但未能如愿。
将有据可查的支出和汇款简单相加，顾文彬的收入已在二十万两上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还真说不上夸张。
§“至于非分之利，并无丝毫沾染”
那么，顾文彬又是怎样用4年时间赚到二十万两以上白银的呢？
有学者曾分析“作为肥缺的海关监督的收入”，大致来自以下几项：正俸，养廉银，倾融折耗和罚款，以及更大的一块“黑色收入”——新关对常关税银的拨补（任智勇《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历史档案》，2004年第4期）。从家书中透露的信息看，顾文彬的收入，主要也来自这几项。清代道台的正俸为一百零五两，可以忽略不计；宁绍台道兼任海关监督，可以领取双份养廉银。道员养廉银为每年四千两，海关监督各自不同。道光间，粤海关监督的养廉银为三千两（《粤海关志》卷十六“经费”），浙海关事务不比粤海关繁重，若照此标准，顾文彬两项养廉银每年可得七千两，已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也是合法公开的收入。
他的更多收入则来自各种“陋规”。这些钱大多与关税有关。海关监督负责关税的征收、保管和解运，这几个环节都给顾文彬带来赚钱机会。
一笔稳定收入是由宁波大关和镇海关按月致送的“分征”，这属于“新关拨补”范畴。五口通商之后，各通商口岸设立新关，专司分征外贸各税，原来设在各口的海关被称为“常关”。常关实行“额征”即定额管理，税银“尽收尽解”，除了定额必须完成，所有盈余也要上缴户部。这部分税款管理较严格，官吏不易染指。新关则没有定额，又因新关的设立冲击了常关税收，遂规定新关要拨补常关经费，其中一部分就落入官吏之手。
在同治十年的家书中，顾文彬记下他收到的几个月“分征”银数：“大关分征，四月初七只应得二千二百二十余两”；“四月初八起至五月初七止，两处分征，共得三千三百余两，已缴来”；“九月分征，大关一千五百余两，镇海三百余两，尚属中平”。统计月均二千多两。这是每月都有的收入，4年仅此一项，收入就超过十万两。
“额征”虽然按规定要上缴，但也难免税吏动动手脚。顾文彬上任不久，就发现宁波大关的关吏“多扣额征约八千两”，他立加“振顿”，严令关吏吐出五千两，并立下新章，每年照此办理。于是“大关隐匿，搜剔殆尽”，只是这“吐出”的五千两并未进入国库，而是运回了苏州顾宅。
除了参与分成，顾文彬还改动额征与分征的比例，扩大分征基数，以便自己多分多得。
浙海关衙门分稿房、洋房、闽房和梁头房四房，分别征管不同的税项。洋、闽两房，额征每月一千数百两。在同治十年第四十五号家书中，顾文彬告诉顾承：“恺翁（钱粮幕友曹恺堂）指出，以为应以拨补公摊打折头，不应如此之多，盖额征少则分证（征）多也。我因此又悟出更有可少之算法，驳诘吴振家（稿房书吏），俯首无词，约于后日议复。若能照我算法，每年可得数竿也（一千两为一竿）。” 过了两天，商议的结果出来了：“闽、洋两房额征，约两竿已够，余多俱归入分征，约计可多四五竿。”两房的额征每年减少一万多两，顾文彬的收入增加四五千两。
清代使用银两，收税的时候要加收熔铸消耗等折耗。这部分盈余，也归官吏私分。“折耗项下，向章官六吏四”。顾文彬则改变章程，从书吏手中扣回二千两。税款由监督私下存入银号，利息则归本人。同治十年，“截止九月十五，只得息银四千余两。此项息银在未改章之先，落得取用”。
为解送税银，收税时还要加收一笔汇费。汇费盈余也归官吏私分。顾文彬与税收有关的收入，还有渔税津贴、海关季规等，不过数额都不算大。
宁绍台道的本职是海防兵备道，也经手一些军费开支，节余则归道台所有。从家书看，有造船费和犒赏费两项。造船费由宁波大关每月提供四百两，每年近五千两。顾文彬几次说起，通过“振顿”大关得来五千两，加上造船费，每年共可多得一万两。不过，遇有造船工程的年份，这笔钱就要花出去，甚至还要倒贴。同治十一年，顾文彬为此实际补贴了一千八百两。
阅兵时的犒赏，也由海关筹集，每年一千零八十两，不算大钱，但大部分仍归入道台的私囊。同治十二年十月八日，顾文彬举行当年第二次卫安勇操练检阅，他在日记中写道：“文前任（文廉）每年不过阅一次，或有终年不阅者。今一年两阅，欲该勇等知所勉励也。”看上去很是励志。然而在家书中，他吐露了真实想法：“我之所以添阅一次者，因此项赏犒由厘局送，每月九十元，众所共知，若仅阅一次，入己者未免过多。今阅两次，一年所费亦只四百元，然已足塞众喙矣。此亦我爱惜名誉之一端也。”
顾文彬用二百两犒赏保护了名誉。海关收入虽然动辄巨万，在他看来全属应得之财。他到任第一年，老友吴云就听到流言，写信提醒他不要太过严苛，顾文彬辩解说，“我现在振顿者，无非因书吏种种侵蚀，不甘为其可欺耳。至于非分之利，并无丝毫沾染”。他理直气壮的底气在于，这些银子都是按惯例分成，或是从关吏那里“搜剔”来的，在朝廷和社会的容忍范围之内。
§“可见做官不可不精明也”
从税吏那里分肥，顾文彬的说法叫“振顿”或“搜剔”，其过程也是斗智斗勇。如在正税项下，宁波大关书吏多扣额征约八千两，顾文彬令其吐出。他的要价节节上升，从四千两，到五千五百两，再到六千五百两；书吏们的还价则步步为营，从三千两，到四千两，再到五千两。几个“舌敝唇焦”的回合下来，书吏跪求开恩，顾氏“适可而止”，自认吃亏一千五百两，以分得五千两作为定例。在折耗项下，“向章官六吏四，项涛（大关关书）应得四成，除去上半年已领过一半，年终结账，照算应得千金有零，我只给三百金，再四恳求，又借去三百金。项涛名下统裁去约两竿”。这“两竿”自然归了监督。
经此数役，顾文彬颇为得意，他在家书中告诉儿子：“该书等……骤然吐出，未免竭蹶不遑，在我适还固有，不为苛刻。如此振顿一番，所入非细。可见做官不可不精明也。”
顾文彬的精明，在与书吏争夺汇费盈余一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家书中也讲得绘声绘色，画面感极强：
汇费盈余一款全数交进内署，已与远香、项书说明。讵料项书（按即项涛）仍将官七门一之银票持来硬交。我见之拍案大怒，痛加申饬，将票掷还。次日远香来见，责其不应仍交书手，伊再四支吾，我随发谕单，将项书斥革。项书求恺翁说情，恺翁谕令将全数交进，始令项书叩头谢罪。我现在拟将银号之三两与远香另议酌减。此外，清书之八钱不给，院书之二两二钱不给，只给每年共三百两，项书之四两只给一半。我意虽如此，未知项书肯允否？然经此一番发怒，谅伊不敢多嬲也。
汇费盈余在海关监督、门吏和银号之间分配，“官七门一”，官占已是绝大多数，但顾文彬仍不放过吏占的那一部分，遇到这样精明的官，书吏只能自叹不如，于是“项书自经严斥之后，居然驯顺，前日将汇费准驳账交与，伊名下只领二两，亦不敢争”。银号也只得让利：“汇费项内贴还银号之三两，已与远香说定，贴还一两四钱，此举又可以便宜一竿也。”据此估算，顾文彬分得的汇费盈余，一年也不在少数。
§“但愿在此间安然不动，则我意遂矣”
顾文彬在道台任上，心满意足，但也有担忧的事情。除了有人羡慕嫉妒，向上司进谗言外，另有三桩：一怕下雨，二怕升官，三怕出差。
对下雨，他在同治十年第二号信中说：“此间前几日大雨，关税甚少，昨日一晴即旺。总要多晴为妙。”下雨影响商人出行和税关收税，也就影响了他的收入。
对升官，他在同年第四号信中告诉顾承：“运使锡祉病中风，已委藩台兼署，恐要开缺。此是道升之缺，幸我资格太浅，或不致骤升也。”乍闻此言，会以为“幸”前脱了“不”字，做官的人谁会为不能升官而庆幸呢？况且锡祉担任的盐运使是公认的美缺。不过往下看，会发现顾文彬确实在“庆幸”，因为几天后他又得到新的消息：“省垣锡运使中风之病，未必能愈。卢方伯（布政使卢定勋）有子侄之丧，闻亦有告退之意。若连出两缺，而俱坐升本省之官，即使轮不着，亦一步近一步，甚可虑也。”
这个道台的缺，不仅盐运使不换，布政使也不换。同治十二年正月，顾文彬进省拜年时，向巡抚杨昌濬提出，“设使两司有升迁调动，亦不愿调署”，得到巡抚应允，他的心才稍稍放下，对儿子说：“但愿在此间安然不动，则我意遂矣”。“两司”即布政使、按察使，已是位高权重的高官了。
顾文彬怕出差，《家书》提供了一个颇见心曲的例子。同治十一年底，省中传出要调他担任来年乡试提调的风声，为此他大为紧张，千方百计要推掉这个差事。转年他两次进省，均当面要求杨昌濬不要调他的差。他给巡抚说的理由是“精力不能胜任”的场面话，对儿子说的却是“有碍进款”的心里话：“假使调我当此差，便有人来署我之缺，先后有两月之久，又值秋间税旺，出进有数竿之巨。”他怕出差，其实是怕损失数千两银子的进项。这个差事后来没有推掉，但银子也没有损失，因为“提调须带印进省，一切日行公事令府中代折代行，并不另委署事人员，故与进款无碍，不过月余辛苦而已”，算是两全其美了。
不过，不敢离开宁波衙门的顾文彬，也主动出过一次差，这是同治十二年六月的事。《日记》六月二十日：“未刻，渡钱塘江……申刻，进城，仍寓孙宅。酉刻，见中丞，畅谈洋布捐事，责备陈绅鱼门，以八字蔽之曰：朦混包捐，偷漏半税。中丞恍然大悟，甚以为然。”二十四日：“午刻，上辕，将洋布公事谈大约，由厘局收陈绅包捐之二万二千串内，提出关上应得半税，按月查数照缴。”二十五日，即渡钱塘江返回宁波。
这件事有何重要，甘让顾文彬冒暑奔波呢？还得从家书中找答案。本年第三十五号信中说：“此次进省，适值酷暑，苟非万不得已，岂肯轻举妄动。实因陈鱼门但知利己，不顾大局，竟敢蒙混中丞及厘局总办，以二万二千串包净洋布落地税，岂止有碍新关半税。查半税一项，每年约有两万余金，所有拨补之二万金及新关一切杂用皆取给于此，自鱼门包税之后，半税分文不缴，仅得二万余串，反失去二万余金，孰得孰失，显而易见，……必须亲自进省，剀切言之，方得明白。”原来，陈鱼门（名政钥）包税之举，减轻了商人税负，却让宁波海关每年减少收入二万余两，这二万两又是由海关自行支配的“拨补经费”，此举若行，会大幅减少顾文彬等人的收入，所以引发他激烈的反对。
此事又以顾文彬胜利而告终。担任浙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惠达在《同治十二年浙海关贸易报告》中报告了这件事: “6月，当地进口匹头商与省当局达成一项协议，即由前者同意按年缴纳22000吊铜钱折成14700银两。以后，凡由宁波匹头公会会员运进口匹头往绍兴、金华、衢州、严州和处州豁免内地应征洋货匹头各税……是乃既利商人又便税吏之举也。结果，大水冲了龙王庙，关监督提出反对。因为，该关监督与子口税承包人都有利害关系。双方僵持不下就上诉，结果上诉批示不准。”（《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2002年，154页）
宁波任职四年，顾文彬办成了若干令人艳羡无比的大事：增加了在两家典铺的股本，购置了5000亩左右土地，买下左右邻舍房屋和宅后园地，扩建住宅，修起过云楼和怡园，成为江南第一收藏家。同治十三年九月，他忽起归田之意，遂上禀告病，未获批准，只能接着干下去。他告诉顾承：“我之告病，似不应再顶，只得敷衍下去，到明年再商行止。但既到明年，所有入项衰于春而旺于夏秋，势必又要敷衍到八九月间方可引退。”念兹在兹的，仍是“入项”。
转年是光绪元年，顾文彬未能“敷衍”到夏秋税旺之季——他开春患上咳血之症，一度颇为凶险。这次递上的病禀很快被接受，顾文彬于四月二十三日交印回苏。临行之前，他收到卫安勇送来的万名伞，向后任交代了库款。据账友说，历来累积的亏空，须银二十五六万两方能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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