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宏 | 吴越争霸中令人震惊的细节

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陈正宏

通俗而专业地读《史记》

《血缘：<史记>的世家》

中华书局，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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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句践世家》：水光剑影里的江南贵族

 文 | 陈正宏

大禹和句践的关系

 在浙江省绍兴市的东郊，有一处著名的古迹—大禹陵，据说其中埋葬的，就是夏朝的开国帝王兼治水英雄大禹。大禹是否真的葬在大禹陵内，其实是有疑问的。但大禹和古城绍兴有缘，倒是可以找到历史依据：因为绍兴旧称会稽，是古越国都城的所在地；而古越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君王—句践，按照《越王句践世家》的说法，他的先辈，就是大禹的后裔。

《越王句践世家》的开头，同时又说，句践的先人是“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少康这一名字，我们在《夏本纪》里见过，他是大禹的四世孙；“庶子”指不是大太太所生的儿子。不管是哪位太太所生，算下来，这位句践的先人，是大禹的五世孙，好像是没有问题的。加上他的封国在会稽，职责之一是看守大禹陵园，供奉祭祀，所以把他算作古越国的创建者，好像也没有问题。

至于这位古越国创建者的名字，《史记》里没有记载。不过在东汉人赵晔编写的《吴越春秋》里，已经直接说，少康担心大禹的伟大足迹和宗庙祭祀活动慢慢会灭绝，就把他的这位庶出儿子分封在於越，号曰“无馀”。到了晋朝贺循写的《会稽记》，又有“少康，其少子号曰於越，越国之称始此”的记载。“无馀”“於越”文字不同而声音相似，所以这个开国君主的名字，跟国号合二而一，其实是否真名，是很难说的了。可以确定的是，越国的国名“越”，应该就是它们的省略称呼。

蛮荒岁月

越国先民的生活，尚处于蛮荒阶段。《越王句践世家》里有“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的说法，正好跟《庄子·逍遥游》里“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相互印证。“文身”是一种在身体上涂绘或刺制花纹的习俗，在古越国当时，应当完全是出于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因为越国地处水乡，个人唯有纹身，才能在水中躲避其他动物的袭击。“断发”的“断”，就是“剪”的意思，因为中原民族当时通行的，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损”，不能剪头发，所以理发店是没有的；越国呢，同样因为是水乡泽国的缘故，通行剪发，所以宋国人“资章甫”也就是购买一种商朝式样的帽子，带到越国去，越国人完全没法用。因为越国人这时还在“披草莱而邑”，也就是处于披开杂草开垦处女地，创建小城镇的初级阶段，还没有什么礼仪制度，自然也就戴不来什么典雅的中原礼帽。

印山越王陵——渐盛的国力

不过，越国传了二十几代，传到春秋时代允常执政的时候，大概是国力稍稍强大一点了，就跟邻居吴国打起仗来。仗还没打出个结果，这允常就死了。王位传给了儿子句践，就是《越王句践世家》的主人公，这时已经明确地称为“越王”了。

1998年，经过两年的发掘，在位于绍兴兰亭镇的印山，发现了一座2500多年前的越国王陵。它的墓坑，是由山顶岩石直接下凿而成的，墓道通长达100米，气势恢弘；墓中用长方形巨木架构的三角形剖面的墓室，外面裹了厚达1米的木炭，纵长40米，形制极为独特。而墓室里面的独木棺，长达6.1米，直径1.15米，更是举世罕见。考古学界经与文献记载对勘，推测这个王陵很可能就是《越绝书》中记载的“木客大冢”，也就是句践他爸允常的陵墓。如果这一推测不误，说明句践继位的时代，越国的实力的确已经今非昔比。

▲浙江绍兴印山越国王陵遗址

吴越争霸和卧薪尝胆

《越王句践世家》的主体部分，写的就是实力已经颇为强大的越国，在句践的率领下，跟北方邻国吴国的争斗史。

吴国跟句践交手的国家领导人，也不是等闲之辈。先是在《吴太伯世家》里出场过的那位公子光，这时已经叫吴王阖庐了；之后则是老吴王阖庐的儿子，大名鼎鼎的小吴王夫差。

故事是从老吴王阖庐听说老越王允常死了开始的。人家刚死了爹，这阖庐动了坏脑筋，欺负小越王句践，发兵攻打越国。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己反被越国军队射来的箭击中，死了。小吴王夫差接了班，天天就想着报仇雪恨。小越王句践也知道对方的心思，想先发制人，就不听越国智库高参的劝谏，主动出击攻打吴国，结果被同仇敌忾的吴国军队全力反攻，吴王夫差率兵一路追击，追到句践的老巢，把个句践围堵在了会稽山上，最后只能百般求饶，靠动用非正常手段，方得解围。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句践卧薪尝胆，苦等数年，终于等到反攻的机会，长驱直入，灭了吴国。

一国之君句践是否曾入吴国为臣子

《越王句践世家》的这一主体部分，从现存史料看，它主要的来源是先秦著名国别史《国语》里的《越语》和《吴语》。不过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司马迁在撰写《越王句践世家》时，并没有照抄《国语》，而是有所改动和选择的—当然这些改动和选择，应该还依据了其他的书面文献或者口述传说。

所谓改动，主要是削减了《国语》中文字相对比较繁复的部分；而所谓选择，是指尽管《国语》里的有些故事，就新闻性而言非常劲爆，但司马迁并没有直接采用，而是做出了更为合理的选择。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句践被吴国打败后，如何跟吴国讲和的过程。我们比较《国语》和《史记》可以发现，《越王句践世家》的内容，是以《国语》的《越语》为主，《吴语》为辅，又整合了其他我们今天已经无法见到的史料而成的。从《越语》到《越王句践世家》，最大的不同，有以下两点——

第一点，按照《国语·越语下》的记录，句践“令大夫种守于国，与范蠡入宦于吴”，“三年，而吴人遣之”。就是说，句践曾经让大夫文种作为临时首脑留守越国，而他跟大臣范蠡一起去吴国做了吴王夫差的臣子，在吴国受教育了三年，才被遣送回国。这样令人震惊的情节，在《越王句践世家》里是只字未见的。

第二点，虽然《国语·越语下》和《越王句践世家》里，开始为句践谋划跟吴国讲和的，都是大臣范蠡，但范蠡在《越语》里说的是：“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意思把低声下气的好话，尊贵的礼品，好玩的东西，还有美女，都送给吴王，还别忘了给吴王戴高帽子，往死里吹捧他，如果这样吴王还是不答应，那就把你自己也送上，和他做交易，就是“市”。与此相应，紧接着越国派使节出使吴国，向吴国开出的第一项和谈条件是：“请句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意思是请让我们把越王句践和越国大夫、士人家的女儿都送到吴国去，分别给吴国国王和吴国的大夫、士人做女儿。但是，到了《越王句践世家》里，范蠡只是说：“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其中不再有“玩好女乐”这样的话，在接下来的文字里，也没有“请句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那样的话。

这两点中的第一点，虽然两国交往使用人质，在春秋战国史上是常见的事，但一国之君赴别国做臣子，而且长达三年，则近乎天方夜谭。我想，司马迁肯定是不相信这是史实，才削去不用的。

相比之下，第二点因为涉及女性在历史中的作用，最耐人寻味。司马迁应该是对《国语·越语》中的有关文辞作了简化处理。因为越国一方的建议，就是所谓“请句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事实上吴国并没有采纳。 

▲影印北宋刻本《史记》里的《越王句践世家》卷端（原书傅增湘旧藏，现台北“中研院”藏）

范蠡和西施的“拉郎配”

有意味的是，后来东汉赵晔编写的《吴越春秋》一书里，写到相同的史事，就杂糅了《国语》和《史记》，而把句践等人讲和方法的重点，放在了向吴王进行性贿赂方面，因此在越国行贿品里，没有宝器，只有美女，并且明确越国奉献的美女有两名，其中一位就是现在家喻户晓的西施。西施的名字，最早就是出现在《吴越春秋》里的。这位传说是浙江诸暨出产的美女，在以后的中国通俗文学史上频繁亮相—《越王句践世家》最后，写到范蠡离开越国，成为发财的陶朱公，就被后来好事的文人拉郎配，在其中加进了西施，让这当日的智慧大臣和低微民女，演起了一出古装的生死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明代戏曲家梁辰鱼所作传奇《浣纱记》。

▲默默流泪的西施（电视剧《卧薪尝胆》剧照）

越国水上作战部队

在《越王句践世家》写吴越争霸的部分里，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个是水军，一个是持剑自杀。这里说的“水军”，不是今天我们说的“网络水军”的水军，而是名副其实的水上作战部队。在《越王句践世家》里，写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吴国国内空虚，越王句践在范蠡的指点下发兵攻打吴国，有“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的说法。习流、教士、君子、诸御，应当是四类不同的军事人员。其中教士指训练有素的士兵，君子指越王所养的亲信武士，诸御指诸位在军队行使管理职权的军官。而“习流”指的是怎样的一种军事人员呢？历来说法不一。

《史记正义》把“发习流二千人”，理解为第一批很会打仗的军人死了两千人，这样的说法，从汉语语法上就解释不通；《史记索隐》则将“习流”视为戴罪从军的特殊部队，也只是猜测，没有什么根据。“习流”比较合理的解释，应当是明代学者陈霆说的“士之习水战者”，也就是水军。陈霆还引用徐天佑《吴越春秋注》里的说法，推测“习流”也就是潜水部队。这样的说法很有新意，但是否符合史实，仍有待考证。不过越国军队一直善于水战，在古书里面是有不少记载的。吕思勉先生写的《读史札记》一书里，有一则写“古水战”，其中引用了《墨子》等书里的史料，涉及越国之师奋战于江河湖海的事迹，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找来看看。

死士、伍子胥、文种

——持剑自杀和青铜剑铸造

除了水军，《越王句践世家》写吴越争霸的部分里，还不止一次提到用剑自杀，也很引人注目。

第一次是在吴王阖庐出兵攻打越国时，句践派出“死士”也就是敢死队应战，先后排成三行的敢死队成员，行进到吴军阵前，高呼口号，然后集体持剑自杀。第二次是吴王听信太宰噽的谗言，而赐属镂剑，让忠贞进谏的大臣伍子胥自杀。第三次是越灭吴国后，越王句践向大夫文种赐剑，让他自杀。

无论是越国敢死队持剑自杀，还是越国大夫文种被句践赐剑自杀，抑或吴国名臣伍子胥用吴王所赐属镂剑自杀，一方面说明，吴越两国虽势如水火，而国君残暴，如出一辙；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剑这一兵器，在吴越两国使用的广泛性。

吴王夫差赐给伍子胥的属镂剑，是吴国的名剑，在《荀子》里叫“独鹿”，在扬雄《太玄赋》里叫“属娄”，在《广雅》里叫“属鹿”，在《吴越春秋》里叫“属庐”。这些名号，写出来都不一样，但读音都近似，说明当时仅有口头称呼，而并没有在文字上定名。而吴王夫差所用剑，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湖北襄阳、河南辉县等地古墓中屡有出土，但其中是否有属镂剑，还需要考证。至于越王剑，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考古发掘，在湖南、湖北地区相继发现了许多。其中最著名的，是1965年在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越王句践剑，剑体刻有“越王鸠浅，自作用剑”八个字，其中的“鸠浅”，据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考证，就是句践。而有关专家对这些出土的吴越青铜剑的铸造工艺做了深入的研究后发现，2500多年前，吴越国人已经发明表面合金化技术、青铜复合铸造技术和薄壁同心圆成型技术，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越王句践剑

《越王句践世家》对于越国灭吴以后的记载，是相当简略的。但通过描写句践向周元王朝贡，取得传统意义上中央王朝的认可，而受赐胙肉，被命名为“伯”，并一度登上诸侯霸主的宝座，显示了它突破地域性低文明王国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而在司马迁看来，越国历史之所以能延续如此之久，相当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大禹的荫庇；或者换个说法，正因为有了大禹，蛮夷之国的越，才获得了成为中国一分子的当然资格。

（选自《血缘》，中华书局，2021.4，注释从略

大小标题据推送需要有所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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