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琴 | “自觉对人终欠和蔼温柔”：夏承焘的学术与生活世界
瞿禅日记的特殊之处，还是处处显出诗人的本色，坦率叙写心境。《夏承焘日记全编》在年代上比析出的学词日记往前与往后都有延展，收录诸多未刊诗词，尚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对其精神世界的揭橥，尤其鲜明。
青年夏承焘
近人日记不乏时间跨度较长者，如顾颉刚日记（1913—1980，首尾68年）、周作人日记（1898—1966，首尾69年），这与作者的年寿、日记的存续间断以及保存状况有关。新近整理出版的《夏承焘日记全编》，始自民国五年，终于1985年也即夏先生逝世前一年，首尾70年几未曾间断，近代学人日记中可谓罕有其匹。
其实只是单论年限，意义并不大。夏先生日记在学术方面的重要性，三十多年前就已显现。80年代《天风阁学词日记》的整理面世，为当时学界的盛事之一。20世纪多词学大家，但像龙榆生的百万字日记全无留存，夏承焘日记却大部分得以完整地留下，尤显珍贵。不过夏先生日记全貌究竟如何，一直隐而未彰。七年前在乐清举办的夏承焘先生研讨会上，笔者听说吴战垒先生的女公子吴蓓女士在整理日记手稿，便一直期待能睹全帙。现今出版的十二巨册，年代上比析出的学词日记往前与往后都有延展，旧时代完整的学术与生活世界得以清晰地呈现。
据夏先生自述，与晚清许多学者一样，他作日记之效仿对象，“㤅伯（李慈铭）、复堂（谭献）及周自庵（寿昌）诸家之作，斐然在前。不敢云企望前修，日不间断，聊以习恒而已。”（1926）“习恒”并非单纯为记事或修身，也是“为己之学”之重复演练。夏先生虽受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影响，却也嫌其中部分内容记琐事太多。作为习恒之训练，他的日记不仅能“企望前修”，也完全开辟出自己的风格。
“少无名师，此平生大憾也”
与陈寅恪、胡适、吴宓等民国初元前后留学国外的学人相比，夏先生的起点并不高，甚至可以说相对落后。他出身于普通的温州商人家庭，家境清贫。已从师范学校毕业，担任小学教员。虽有继续上进的念头，但因家贫以及英算程度不高等原因，未再考大学。这在日记中有所自陈：“小学教员谋一位置，似同登天。”（1919.4.18）多年后仍有感慨：“明年忽已三十，我其终为一乡一邑之人乎。”（1928.11.1）有意向上，却逡巡不前，这一早年经历和钱穆颇为相似。钱穆比夏承焘年长五岁，执教小学十年有余，执教中学则有八年；夏承焘亦有十年以上的小学、中学教育经验。他和钱穆一样，通过自学、主要是教学之余的自课，得以拾阶而上。这在日记中多有坦露：“自思目前学问，得之昔日学校间者甚少，大半乃自修得来，可知学问非自动不成。”（1923.4.22）“少时无师友之助，十三经皆自看自读，疑义未解甚多。”（1923.7.21）夏承焘早年虽从学张㭎、林鹍翔，内心仍然觉得“少无名师，此平生大憾也”（1929.4.15）。
20年代他曾短期在西北大学任国文讲席，受聘时尚且“自度学殖犹不足自信，拟辞不就”（1925.4.23），返浙后仍在宁波、严州等地当中学老师。一直到1930年，才因邵祖平的推荐，在之江大学任教。巧合的是，他任教之江的这一年，正是钱穆受顾颉刚推荐、入燕京大学任教的同一年。改聘燕京，钱穆自认“为余职业上另一大转进”（《师友杂忆》），从个人学术节点上讲当然意义非凡。回顾夏先生履历，之江亦是其人生之重要转折。他开始系统地从事词学考据已有两三年，但在词坛上大放异彩则是在之江任教以后。并且，钱、夏二人皆是在20至30年代学术史上的一段重要时期成长起来的。从治学路径上说，二人早年均受《文史通义》的影响较深。钱穆起始由《孟子》《墨子》始，进而至其他经史典籍；夏承焘则由十三经入手，二十岁以前几乎通读记诵大半，诗学方面的入门较早得益于《随园诗话》等。
王汎森先生曾指出钱穆背后有“东南文化”这一深厚的文化资源（《钱穆与民国学风》）。钱、夏二人归属于大范围的东南学脉，当然也同中有异。钱志熙先生也提及，温州地域文化在江南文化圈中有其特殊性（《论历史上温州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兼论有关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些问题》）。20年代初，他与梅冷生、李雁晴等人成立慎社，由林鹍翔引荐而结识朱祖谋，30年代以后有吴鹭山等挚交，抗战时避寇，相偕雁荡共数晨夕。晚清以来传统的文人酬唱生活，在他人生的前期即留有重要的印迹。燕京大学的旧派学人张尔田赞其“永嘉文章，流风未沫”（1938.7.7），并非虚誉。与钱穆不同的是，夏承焘从诗人而及学人，诗人与学者气质兼具。
在学问的贯通方面，早年已打下坚实的基础。据日记揭载，执教陕西时他以宋儒理学、小学自课，在此期间亦能自宽，“实则居北方为学，自较愈于南土奢丽纷华之场。若能久居数载，亦计之得也”（1923.12.20）。受晚清日记传统的影响，侧重修身，习以理学，也堪为典型。日记中甚至仿前人，立有功过格。20年代后半期，他的读书已渐入佳境，据1926年年底所记，他在温州当地的籀园借书，除丛书之外几乎已全部阅览一遍，蓄积待发之意已成。1927年也是抗战前学术黄金十年之始。此一时期，他渐能从一己之兴趣着眼，把握住学问的主导方向。1927年日记开始出现专精为词的自我勉励，此时他已着手整理词籍，次年有词学考证之专门成果。此时距其少年时之刻苦读书已有一纪，两年之后担任大学教员亦有底气。
新文化运动中的经史考据是显学，从诸子到古史，烜赫一时。词学从20年代也异军突起，不过相比史学显得门限略窄。夏承焘的自我期许不止于此，是专注于这一领域还是另作拓展，日记中多犹豫之意。“自嫌学问太狭窄，精力太弱，又不能旁骛，分为庸人以没世耳”（1930.11.24）。他对宋史尤有兴趣，但是否舍此就彼，难以决断，日记呈现了其中曲折的过程。例如1934年记金松岑与其通信，“谓宋史难治，世无樊榭、竹汀、西庄其人”（1934.1.17）。此年他已有意“改治宋史，以十年精力赴之”（1934.3.24），下一年又自宽“枕上思能成《词学志》数十卷，亦足不朽，不必骛高远治宋史”（1935.3.3）。
他经常着手拟定计划，喜旁骛，却时有犹豫。有时似觅见出路：“以眼前我所爱好之物，为极天下之至美善，一心力而注之，皆能成学问、成事业。妄以己意为高下优劣之论，见异以思迁，终至进退而失据。”（1937.2.3）有时又觉“徬徨歧途，心意甚乱。早起读庄子《大宗师》‘以其知之所知，养其知之所不知’之语，又为之爽然。辛苦求之，而不知自适其适，究何益哉。”（1940.8.28）笔者仅举其于宋史前后考量之一端，夏先生对自己是否毕生从事于“文事之末”，反复而不能决断，可见他的性格较专注并且谨慎。本身即有善思的一面，“平生善沉思，每当静坐孤栖时辄回忆往事或预想将来”（1920.6.14）。这一性格也主导了他的人生选择。
在大时代中，故纸生活是否仍有意义
日记多是对个人史的系统记录，20世纪的学人日记多留下对激变中的世界新鲜而直接的反应。
当时的一个命题是在大时代中，故纸生活是否仍有意义。张星烺1924年12月致信陈垣：“天下大乱，救死不暇，遑论学术。”时局纷乱中对内心的压迫，是一种普遍的体验，亦是“遗民心态引发的伦理困境”（陈平原语）。略举几例便可知。1928年6月，“抄《词律论》。时变方亟，犹孜孜讨故纸中生活，执笔内疚。”时局混乱，不禁生出种种预感：“阅时人一文，怵于世变之日亟，抑抑不欢。十年以后，不知复有吾辈端坐读书日否。”（1928.12.29）此语无疑成谶。时局渐紧，更觉大患之将至，1935年7月：“内忧外患如此，而予犹坐读无益于世之词书，问心甚疚。愿欲一切弃去，读顾、孙、颜、黄诸家书，以俚言著一书，期于世道人心得裨补万一，而结习已深，又不忍决然舍去。”此等心曲于日记中再三呈现。
抗战爆发后，夏先生先是随之江大学迁入上海，其后转入浙大龙泉校区。国难之下，是继续其冷淡事业，还是对国家有所“靖献”，显见陷入忧虞而不能去之。虽时时涌出旧派学者自感“无用”的情绪，然也不乏坦然刚决的时刻：“与予闻谈出处。予引郭林宗之处党锢，予闻谓予太徇情。予自知对人不刚决，亦有流弊，然天性如此，不能强为。私念易直子谅乃《乐》之教，危行言逊，乱世之学，但求自能独立耳，固不在张脉偾兴也。”（1941.12.26）乱世之中立此誓愿，学问之脉自能声张。在价值体系不断转变的时代，内心的矛盾实则不可避免。王汎森先生曾分析夏承焘“治学”与“应世”的矛盾，指出“夏氏的矛盾其实是一个时代‘新’‘旧’两种学问态度的矛盾”（《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在新派学者主导的学术场域中，偏旧式的学者如何自处，如何面对内心的质疑，亦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战时辗转逃亡，精神极度紧张，同时感受到激烈变化的时代对学术生活的逼压，是一代学人面临的大环境；就小环境而言，长年沉溺于故纸事业，惮于体弱，也常见忧生之嗟，则是另一种受迫的人生实录。日记中常见有“苦体弱，精神不支”“小病遂如此疲苶，体弱可虑”等语。在智识与“卫生”之间如何取得平衡，体弱者也付出了很多日常的努力。“拟舍考据，专以吟咏自适。”（1929.2.4）考订与吟咏、读书与养生分别作何安排，总是悬而未决，时常形诸笔端：“与杲明谈。谓余能努力创作者，不必琐琐考订，为愚者之事。此语堪自勉，苦不能从耳。”（1929.12.15）“自觉奄奄无生气，总由看书过劳，敝精耗神所致。”（1923.1.9）读书人读此应能会心。
学人的精神困境在当时是普遍的，瞿禅日记的特殊之处，还是处处显出诗人的本色，坦率叙写心境。吴蓓在撰写前言时已指出，日记的一些文字“是极优美的游记小品，可入明人堂奥”。写景状物方面的笔墨并非玩赏性质，而是融入学人的生活。除早年任教西安、晚年迁居北京，抗战期间短暂地在上海任教之外，夏先生的大半生都生活在浙江，他的生活世界也与杭州、严州、龙泉、雁荡等地的风景融为一体。与日常风景作深切的沟通，表征之一是爱散步。近代学人中，瞿禅可谓记载散步最多的学人之一，早年日记如：
作此日记时夏承焘方二十岁，以后的日记大多以这种高度成熟的文字来组织。性格中既有此审美气质，又得江山之助，可谓两全。
之江大学在地理上很是优越，他在执教七年后，仍然感叹“楼前万绿填山，清晨鸟声满耳，之江真足留恋”（1937.5.11）。从严州东湖、西湖到杭州钱塘江畔、孤山再至雁荡，所至之佳山水无不是其诗情的渊薮。“自惭行迹似东坡，到处随身有西子”（《严州西湖看桃花兼答友人讯近状》）“但知句向鸥边得，不道身从诗里归”（《西湖杂诗四十四首》之十四），身之踪迹与诗思之绾结如影随形。所谓“藏修息游”，人文风景对学者的重要性，在天风阁日记中有真切的体现。
如此“自爱闲中味”（《菩萨蛮》），闲中辅以诗人的风雅、哲人的沉思，则审美力与感知力均显脱俗。古典审美移之于日常叙事，或可称之为来自生活世界的扎实的风雅。30年代，他曾婉拒龙榆生的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之邀，抗战中婉拒郭绍虞的燕京大学、邓广铭的北京大学之邀。除去种种际会遇合、战时畏迁的审慎，以及需要照顾老母等实际原因，我总觉得，杭州确实是他割舍不下的城市。杭州今日仍是词学重镇，实乃夏先生当年留恋杭州所播下的种子。
七十年日记，背后庞大的交游圈
漫长的学人一生中，交往范围之广，友朋感情之深，亦可观可感。夏先生曾自述出学词日记的初衷即“师友训迪，不可忘也”（1941.5.30）。七十年日记，背后庞大的交游圈也有清晰的脉络。
前辈学者中，他与朱彊村、吴梅、金松岑、张尔田、冒广生、夏敬观等长年通信讨论词学，并有诗词唱和。20年代初，他曾经林铁尊向朱彊村呈过词作，朱彊村对其多有夸奖。作白石词考证时与吴梅考订音律，吴梅许其为治白石词第一人。与一流学者交流方面，他在二十几岁、学术渐成熟时期已有足够的意识，亦老练通达。例如日记曾提到有撰写中国学术大事表的打算，欲修书请教梁启超，但最终“与先生并世，竟未一面，真辜负矣”（1929.2.21）。仅此一语，足见其求师请益心理的迫切。
在温州、严州任教时，身边有吴鹭山、谢玉岑等好友；在杭任教时，与其频相往复的友人包括龙榆生、唐圭璋、钱基博、邓广铭、郭绍虞、任中敏、程千帆等，均是当时文史学界的中坚力量，在杭交往之前辈学者有马一浮、黄宾虹等，朝夕相处之同事则有王季思、徐震堮、任铭善等。
记载交谊肖形绘色，穿插掌故亦颇有趣味。如1934年11月26日至南京访友，“今日连访六客，而态度性情各不同，如为小文记其详，亦有趣也”。先是访唐圭璋、陈匪石，与之谈学，再访汪辟疆。接着访胡小石而不值，再访林公铎、蔡嵩云等，过吴瞿安时不值，唐圭璋导入其室，见其字迹与相片。通过夏先生日记，获知当时南京学界之一侧面。
又如刻画的学人群像，1932年4月17日于杭州见顾颉刚：“午后再诣颉刚，肃客殷勤，姁姁如老妪。以其谈吐朴讷，尤觉悃愊可亲。”见周予同，“其人谈吐、丰采皆好”（1928.1.6）。写钱仲联：“过仲联久谈，方伏一小几作寐叟诗注。”“仲联谓日作獭祭生活，极自厌。”（1940.11.12）和邓广铭的交往从30年代开始，持续半世纪之久。邓广铭笺注辛词比他早，他因此自觉放弃，“此君用力至勤，所成必甚可观。”（1937.3.9）“此君读书能识高心细，倾想无已。”（1937.3.29）学界多有这种惺惺相惜的君子之交。早年日记还显示，客陕时他与中共传奇人物董健吾、与后来成为国民党要员的王陆一等亦有来往。民国教育界不乏各种传奇人物，因缘际会有所遇合，读之有趣。
夏先生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学界挚友，几乎全是精通旧学者。除去治学、指导学生外，他的日常总是与各种学人交流，吟咏、宴游、磨砻切磋、谈论掌故，精彩而密切的交游圈颇令他受益，与友朋之间的“微婉周挚”处也多有记录。李杲明去世后，他为亡友事求助于容庚，将其遗著出版。日记中提醒自己：“论人不可过刻，须存哀矜勿喜之心”（1923.7.23）。珍惜友情，久而弥笃。
从内心里还是认为旧文学“胜彼浮华无底”
近代学人日记既有意在“学”方面下工夫，“学”的范围若何，零散或系统的私人阅读史，也颇能显出本人的趣味，从李慈铭、王闿运到后来的金毓黼等，都有“学”的具体展示。夏先生用新的学术方法治学，已阔其堂庑。关于他的词学成就学界已谈得较多了，其实他对同时代的文史成果以及新文学也相当熟悉。值得一提的是，对新文学包括译介文学的趣味，在当时从事故典研究的文史学者中并不常见。吕思勉曾自称“于新文学最无嗜好”，此种想法在旧文学学者中很普遍，但夏先生有所不同。
钱志熙先生曾指出他有一种渊博、开放的学术态度（《夏承焘先生早年学术道路试探》）。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时，他认为在新思潮中如脑筋混乱，“于是两道皆无真实学问，故茫然莫所适从”（1920.1.19），他始终对新思潮与新文学的缺陷存有疑虑。王季思也讲到夏承焘那批学人，“旧文学有根底，对新文学运动的反应就比较淡薄”（《一代词宗今往矣——记夏瞿禅先生》），主要是觉得新学者的旧学底子甚为可疑。比如对胡适，20年代后期，他看出胡适作为诗人的有限：“阅胡适之白话诗，此君文学天才不高”（1927.6.7），不过对胡适的考证能力还是相当肯定。虽然密切地关注新文学，甚至亲自下场写小说，为的是读作品时更具甘苦之感，但从内心里还是认为旧文学“胜彼浮华无底”。
日记之所以为信史，也是在于有性格、情感等完整界质的投射，令撰者之面貌更直观立体。读民国学人日记，我们多能感受到作者的气质各异，如顾颉刚的忧郁和敏感，吴宓的情感易于冲动等等。夏先生身上更多的是敦厚温雅，不失高朗之气。他善于自省，常常自责“自觉对人终欠和蔼温柔”（1923.6.2），“今日对友人有一谎语，甚自悔，愧平生对人太顾情面，往往自蹈罪过”（1936.1.12）。甚至著书立说也需要反思，“好著书，由名心作祟，不能保持坦荡之怀，思每日看《朱子集》数篇涤洗之”（1940.10.20）。
他终身保持和易朴素，并无民国知识人中间流行的一些戆态或是狂态。“不颠不狂，其名不彰”，这种情况在他身上似绝无可能。他谦称自己的词在宋人中只近似蒋竹山。每获称赞，或将愧恧写在日记里，“得严古津无锡书，谓平生言行，以予为准。此语令人惭恧”（1941.8.10）。早年以李塨仿颜元日谱凡例作为日记体裁，其一曰“身之过恶直书”，认为这条最重要（1919.12.17）。常记有“潭秋箴予‘深沉有余，明快不足’，此中予病”（1931.2.10）等。记录友朋之箴规，既是晚清风气的遗留，也是自觉的人格磨砺。学生评价他为人“谦冲慈蔼”（琦君语），与此相合。
夏先生的诗才虽高，对自己的文学才能却流露出不满意。“自恨既往之身世太平庸，不活跃，不宜于文学。若长此以往，只得自勉为学者，将无分于作家。”（1929.6.7）仍然觉得自己不宜于文学，只能够自勉为学者。视文学更高，可见终究文学才是其真正之缪斯。甚少才子习气，这从诗风上亦可见出。夏先生的诗词不走婉丽一路，不失清宕奇崛。钱志熙先生曾指出其词风有“清新伉爽、青山妩媚”的特点（《试论夏承焘的词学观与词体创作历程》），对待作为艳科的词的态度与一般词人有别。这既和钱先生说的永嘉知识界风气有关，在读过完整日记后，感到这亦和他的自身性格桴鼓相应。
关于其个人生活，此次出版的日记全帙亦有大量披露。例如记载其初恋经过，早年与比邻的钱氏小姐钱蘅青相悦，后因两家家境不偕而未成。家中为其娶的夫人游淑昭多病，性格亦不能自宽，日记中常有感叹，“念淑昭多烦恼，拟写《弥陀经》寄与持诵。”（1943.1.1）夫人看起来亦鲜能理解其人生志趣，“内子谓予十年以后如仍碌碌教书，诚为可怜，其实有何可怜”（1939.2.19）。但五十年间，仍与妻子相濡以沫，晚年妻子去世后才续娶吴无闻先生。在有情义之完善人格方面，瞿禅亦属完人。
夏承焘和吴无闻
杭州虽非京沪那样的学术中心，但民国的三位词学大师夏承焘、龙榆生、唐圭璋都在江浙沪一带，交往频繁，学术积累更形深厚。钱穆曾形容30年代的北平“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夏先生背后庞大的学术交游，亦是20世纪上半期学林世界繁密交往的写照。而日记所勾勒的移步换形的新世界，还包括民国初元的温州，20年代的西安，三四十年代的杭州、上海，以至80年代的北京学术圈等等。日记全编收录的夏先生诸多未刊诗词，尚有很大的研究价值；而绵密的记载中对其精神世界的揭橥，尤其鲜明。马赓良谓复堂日记“毗卢遮那足下一光，下照阿鼻，非师子频申，三昧全力也。然其渟著之渊深，取材之宏富，浑浑灏灏，莫测涯涘”。虽为断篇，传之亦可不朽，也是因其建立的精神世界之博大渊深。
“记忆是一种表现曾经存在而现在已不存在的事物的能力”（保罗·利科语）。一切发生的事情如不是特意写下，终将不复存在，在对抗遗忘方面，日记可能是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读夏先生七十年所记，尤感世事之纵横与时间本身带来的改变。晚年所记，亦有珍贵的历史价值。最后，我想引1932年夏先生在浙大的演讲中所引《维摩诘经》经句作为本文的结束：“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华）；卑湿污（淤）泥，乃生此花（华）。”夏先生讲的是如何在忧患中悟得人生之真义，从其一生经历来看，实则接近于夫子自道。
编辑：温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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