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实践：中国科学社成立100年

2015年10月25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主办的“赛先生在中国：中国科学社成立百年纪念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沪召开。来自美国、捷克、中国台湾与内地的近代史、科技史学者济济一堂，共同探究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内在规律，借着纪念中国科学社成立百年的重要契机比照今日之科学、思考未来之出路。

中国科学社早期社员合影。

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教授王作跃回顾了中国科学社在美国创立分社的历史渊源，主要考察美国当时的科学、社会、文化背景对中国科学社早期组织者和领导人的影响，以及1918年科学社迁到中国以后所继续保持的与美国的联系，尤其是新近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发现的档案资料所显示出的1930年代初在梅贻琦领导下创立中国科学社美洲分社(American Branch of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又作留美分社、美洲分会、美国分社)的历史过程。1930年1月17日，作为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梅贻琦在回复中国科学社总干事杨孝述的信中写道：“近来在美科学社社务竟至衰废，诚属可惜。”此后不久，他又写了一封英文信给科学社老社员与部分留学生：“重组像科学社这样的组织一定有益于大家同行之间互相联谊切磋、推动共同事业。”截至3月20日，31个新人加入分社，算上老社员，达到了42人的规模，其中包括周同庆、任之恭、汤佩松、蔡镏生、袁翰青、梅光迪等。消息传到了国内，在8月21日的科学社年会上，“闻者莫不欣慰鼓掌”。

在王作跃看来，中国科学社的历史贡献除了科学传播、科学教育以期“科学救国”的理想外，还有一个需要强调的地方在于“五四”的民主精神：“不仅是赛先生，还有德先生的影子，协会的体制与结构意味着建设‘公民社会’的一种尝试，实践自我组织和管理的社团，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进行选举时的认真、透明、公开的程度，不光是自我制度完善的一个步骤，也在给中国社会做一个样板。”王作跃通过中国科学社在美国的创立以及1930年分社的重组，提出了“中国近现代科学史是跨国史”的观点——“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与美国的密切联系，此外还有在欧洲、日本与前苏联的留学生，我现在研究的是当年留在美国的科学家，事实上，在20世纪，不光是中国，美国的科学事业也是跨国的。”他比较了三个时期的留美科学家以及科学社的意义：1910年代的代表有竺可桢、赵元任、梅贻琦和秉志等——“以开创者的激情从事科学、救国、‘公民社会’建设，科学社属于三位一体”；1930年代包括了汤佩松、吴大猷、任之恭等——“在美专业发展与国内混战局势形成反差，科学社的角色有所转变，重要性相对减弱”；1949年的一代有朱光亚、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回国者又有开创者和革命的激情，而留美者反映专业发展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张力，此时科学社的理念与回国者不和，与留美者没有太多关联。”

来自布拉格查理大学东亚系的年轻学者胡吉瑞（Jiri Hudecek）经由史料的整理与统计来展现中国科学社曾经面临的一个悖论——建立中国科学社是为了介绍和普及西方科学，《科学》杂志常会发表西方科学史的文章，但却在不经意间扮演了研究中国数学史的载体。“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证据，中国科学社的元老们并不太在意中国的古代科学”，胡吉瑞提到了任鸿隽在论述《论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的观点——“吾国学术思想之历史，一退化之历史也”，这位创始人还在中国科学社第2次年会的报告中谈到，“经史子集之学以钻研陈言为务，即有所得，不过古人之糟粕。”再如秉志，他在《古今生物学名人考》中列出了许多古希腊或者中世纪学者的名字，但没有一个是中国人。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对于中国科学史的一种态度。”胡吉瑞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科学》杂志上关于科学史的文章基本都是从西方文献翻译过来，或作者明显受到西方学者的影响，但胡先骕《<说文>古植物名今证》、胡适《先秦诸子进化论》、赵元任《中西星名考》、茅以升《中国圆周率略史》属于例外，后面两篇得以出炉是因为赵元任和茅以升在国外的资料上看到关于中国的研究，随之产生了兴趣。至于中国数学史，李俨的《中国算学史余录》发表在1917年的《科学》杂志第二卷第2期，而他收集的文章目录帮助胡吉瑞去判断《科学》杂志对中国数学史所起到的作用。“从页码看，《科学》是最重要的阵地，在国内发表的所有中国数学史的文章中，《科学》杂志大概承担了25%。”胡吉瑞据此得出的看法是，尽管中国科学社的社员在进行科学史研究时具备了跨国视野，但很多人尊重中国古代文化，有的甚至习惯用文言文发表文章。“科学社虽然本来不甚注重数学，但是中国古代数学对科学社的主要目标，即科学思想的传播，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能证明逻辑推理、客观思维和对数量精密的追求都在传统中国有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国数学史研究能够将现代科学与仍然享有相当的尊严的考证研究联系起来。”

近代科学输入中国以后，一直缺乏对科学的概念、方法、精神、功用及科学伦理等方面的宣传，直到民国初年，人们对于科学的理解还存在误解。“中国科学社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中国科学的发展补上这一课，改变社会对科学的‘妖魔化’理解。”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剑梳理《科学》杂志发表的通论性著述，归纳了中国科学社社员对于“科学”概念的五点认知：一、科学不仅仅是物质的、功利的，更重要的是学问，是认识理解自然、有系统的知识；二、科学有独特的方法；三、科学具有独特的求真的“理性精神”；四、科学能扩展生活；五、要完整地理解科学必须考虑科学的社会层面。“他们认识到科学是独立于政治、工商利益之外的一种社会建制，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张剑在其论文中引述了任鸿隽对于科学家社会角色的界定——“科学家是个讲事实学问以发明未知之理为目的的人。”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建国”，张剑的阐述主要围绕后者，“中国科学社积极介入‘科学建国’方略的讨论与具体事业中，促成了国家科学战略的初现，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进程。”“九一八”事变后，开发西北成为国家战略，1932年，第17次年会在西安举行，中国科学社不顾鼠疫流行的危险，传播科学之外，进行实地科学考察和研究。1933年，中国科学社将第18次年会放在重庆，会后在成都考察，以此呼应国民政府大举入川、筹备建设大后方的行动。抗战全面爆发后，“科学建国”逐渐成为一种思潮，中国科学社成员积极参与科学与教育、科学与建国、抗战建国与科学研究等相关问题的讨论。1939年，中国科学社与《申报》合作，开辟“科学与人生”专栏，宣扬科学抗战报国、抗战救国抗战建国。原子弹的爆炸标志着大科学时代的真正到来，中国科学社社员适时地提出了国家科学战略问题。1945年，任鸿隽发表《我们的科学怎样了》，他认为中国科学之所以不发达，并不是中国科学家才智不如人，根本原因是国家对科学未尽其倡导辅助责任。“在中国科学社及其相关团体与个人的影响下，有鉴于世界科学发展的大势，由‘科学建国’思潮引起的国家科学战略呼之欲出。”张剑表示，尽管这些诉求没能实现，但中国科学社在推动中国科学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可贵的思想资源。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的柯遵科与李斌以《科学》杂志为线索，考察中国科学社的兴亡。从戊戌变法到1912年，中国的报刊从百余种增至500多种，算上陆续停刊者，共有七八百种之多。这一时期的中国报业迅速发展。任鸿隽曾任《民意报》主编，杨铨是该报驻北京的记者。由于批评袁世凯政府，《民意报》被迫停刊，任鸿隽和杨铨随后赴美留学。1914年，《科学》杂志准备了三期稿件与印刷费，委托朱少屏在上海印刷出版，后者是同盟会中最重要的出版家之一，主要负责报刊的经营管理和联络工作。《科学》的出版预告刊登在《甲寅》上，而《甲寅》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由流亡日本的章士钊创办的政论杂志。在柯遵科与李斌看来，“《科学》最初的出版、发行和宣传都依赖于革命的报刊网络。”

自1927年起，中国科学的发展迎来了“黄金十年”。1929年，中国科学社在北平燕京大学举行第14次年会，外籍社员、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1870—1946）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科学的前途”的演说，他希望中国科学社“也可以称为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简写为C.A.A.S，恰好呼应了美国的科学促进协会简写A.A.A.S.，英国的科学促进协会简写B.A.A.S.，形成一个科学运动的大A.B.C”。柯遵科与李斌认为，“随着中国科学职业化和专门化的发展，各种专业学会相继成立并且开始出版专业期刊，给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带来了巨大的压力。”1934年《科学》杂志的编辑部进行了改组，着手将《科学》杂志办成类似于Science和Nature的刊物。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进入了困难时期。1945年，为了便于对外合作交流，中国科学社将英文名改为C.A.A.S（中国科学促进会）。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科学》杂志刊登大量科学与社会方面的文章，反对科学为战争及金融寡头服务，要求政府提高科学工作者的待遇和改善研究条件，配合中国科协在国统区展开各种宣传工作。当时国统区的通货膨胀非常严重，出版遭遇了巨大困难。1947年，中国科学社发起成立中国科学期刊协会，联合各刊物相互帮助以维持出版。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社的工作逐渐陷入停顿，而《科学》杂志短暂复刊三年。1960年9月，任鸿隽将中国科学社的房屋、财产、书籍和设备全部捐献给政府，“此后的工作，已经成为国家的事业，前途无限光明，无须私人组织来越俎代庖”。

文汇学人 · 资讯 2015.10.30

理想与实践：中国科学社成立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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