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传播语境下，新闻的“将来时”究竟该如何表达？

Original 李武军孟坚传媒评论

全文共37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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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27日，全国战“疫”正酣，一则“浙江10万只鸭子出征巴基斯坦灭蝗”的消息不胫而走，先后出现在宁波晚报、人民日报、新华国际头条、钱江晚报、中国经济网、中国青年网等媒体上，冲上当天微博热搜榜第一。连遥远的《英国广播公司》也报道了“中国准备十万只鸭子与巴基斯坦蝗虫群作战”的消息。但是到了当天下午，剧情彻底逆转。央视新闻客户端、中国经济网等媒体记者经多方求证，得到的回复是“胡说八道”“子虚乌有”。随后，人民日报、新浪等各大媒体纷纷辟谣：“官方还未有此计划。”原本跃跃欲试的鸭子“在线翻车”，留下一地“鸭”毛，于是“冲鸭”变成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网络“大餐”。那么一则看似规整的新闻报道为什么会被认定为假新闻？新闻的“将来时”究竟该如何表达？记者对未来展望究竟能走多远？

“将”不是新闻主体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各种信息的了解早已不仅仅满足于过去和现在的所有认知，对于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充满浓厚的兴趣。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求知的好奇心，而是因为未来社会的许多问题，既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更关系公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各种前瞻将来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受公众的关注。但是，严格地从教科书的新闻定义出发，新闻的“将来时”不是新闻主体。

“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陆定一）“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的事实。”（范长江）……所有新闻定义几乎无一例外地限定在“新近发生”“事实（现实）”这两个关键词上。这样的表述如果从电视的角度可能更能理解它的本意。因为“将来时”的新闻是无法直接拍到真实的电视画面的，只能通过资料、动漫等辅助手段加以表达。例如“某日某地将发射卫星”是新闻，但“发射卫星”尚未发生，发生的事实是“发射卫星”的这个“决定”以及做出决定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决定”一旦更改，“将”要发生的事实也将随之更改。所有的“将来”都是依附于“当下”的“本体”而存在，而且随着人们认知的变化而变化。离开了“当下”的“本体”，预测性新闻“将”不复存在。

回观“鸭子灭蝗”新闻原稿，除了表述“鸭子会吃虫”这个“真理”之外，从头至尾全部出现的是一连串的“将来时”，“将出国、将合作、将推荐、将再度、将设法、将空运、将尽快、将出动……”而缺失的恰恰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实。因此，这种缺乏最必要的事实依据的新闻报道，难免成为“空中楼阁”。

“将”要有事实依据

预测性报道是以当下的新闻事实和已知条件为基础，通过科学的方法，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进行前瞻、预测、预见的深度报道类型。“预测性报道是指通过对现在材料的分析，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推论的新闻报道。”[1]是解释性报道的一个分支。它具有超前性（前瞻性）、科学性、深刻性的特点。而且这种报道的范围几乎涉及到政治、科学、经济、文化、体育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产量变化、经济走势、赛事结果等等。对于未来的预测，必须是建立在对现实甚至是历史背景的某些分析的基础上的，这种分析可以是数理上的解析，也可以是内容上的对比与逻辑上的推理，以此揭示从历史到现实到发展趋势。在“冲鸭”报道中，虽然有20年前鸭子出征新疆灭蝗的历史背景，但彼时非此时，此鸭非彼鸭。“鸭子吃虫”就像“每天有昼夜”“每年有四季”一样是真理，但不是新闻，当下的鸭子如何出征才是新闻的最基本事实。鸭子“将出征”的结论是从“将合作”“将推荐”的起点中引申出来的，但是这条预测性报道中缺少了最基本的“硬核”——“官方还未有此计划”。[2]“合作”“推荐”的前提尚未确定，那么，后面得出的所有结论自然就无法成立，“鸭子出征巴基斯坦”最后就变成了一厢情愿的“国际玩笑”。

当然，报道中的预测有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种是出自媒体记者自身的“自测”，一种源自权威部门、权威人士的“他测”。但是记者是预测报道质量的第一把关人。无论预测的主体是谁，目的为何，方法怎样，结论如何，预测的依据和起点一定是当下新闻事件的“本体”。它“所预见的结局是对在自然状态下过去和现在的事实所描画的轨迹的终点。”[3]深度预测报道对现实分析得越仔细，预测的内容也就越有价值。如果动机不纯，逻辑失当，方法有误，或者在整个报道过程中迷失“本我”，甚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移花接木，偷梁换柱，那么，这样的预测报道就难以得到可靠可信的结果，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严重差错。

“将”要有语境界定

在预测性报道中，有一类是权威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预告预报，如某地某日停水，某日某时出现日食，某月某日发射卫星等等。这类预告性报道出现差错可能性较小。“预告性新闻是对必定发生的事实的预先通告，它适用于某些会议、社会活动、名人行踪、重大决定等。假如新闻将着眼点放在这些活动将会产生的影响上面，那么它就成了预测性新闻。”[4]

预测性报道对于“将来时”的预测、预估，必须是有前提界定的。也就是说新闻预测的结果不光是取决于当下的新闻事实本身，而且还取决于媒体和记者预测的方法和途径。方法不同，途径迥异，预测得出的结论可能就会截然不同。这就像中小学生求解同一道“数学方程式”，当你设定不同的条件时，得出的“解”就完全不同。因此，一些成功的预测新闻报道，也会像数学答案一样，把不同的“解”并列写出，让受众自己去判断分析，从而获得更多的信息。预测报道离开了事实的本体，缺少了推测的方式与过程，跳空高开，剑走边锋，草率武断，最后预测的结果或与后来的事实出入太大，甚至完全相反，就会贻笑大方。如果预测的方法和手段毫无科学依据，预测也可能变成“捏造”或“占卜”。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记者要善于抓前瞻性的报道，因为它可以“推测在正常情况下新闻事件发展的可能的轨迹，从而使受众对未来有所准备”。[5]但是由于预测的本身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很难做到100%的准确，因此，预测的方法必须科学、严谨；做预测报道时，话不能说得太满。“预测性报道的任务是讨论应该，而不是肯定。”[6]预测性报道必须用不确定的口气如“可能、也许会、估计、如果……那么……”等来表达预测的内容；即使是一些比较肯定的推测，也要用“没有怀疑、几乎可以肯定”等词语进行表达。

值得欣慰的是，在这场“鸭子出征”的网上狂欢中，中国经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澎湃新闻、新浪微博等媒体从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冲鸭”报道中发现了某些疑问和破绽，进而大胆设定，小心求证，通过对相关的农业企业、农技专家、中国蝗灾防治工作组逐一追问，最后得出了与“鸭子出征”截然不同的结论——鸭子治蝗“是一些中国专家做的探索性课题，暂时没有进入政府援助方案”；“鸭子捕食蝗虫的方法不适合巴基斯坦”。媒体通过这样系统的求证和界定，反手正打，以正视听，从而起到了很好的“纠偏”“匡正”的作用，不但制止了虚假、不实新闻在网络上继续蔓延，而且也为媒体赢得了更好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将”不能走得太远

宽泛地说，预测性报道在时间上可以从当下的几点几分、几天几年，一直延续到遥远的将来；在空间上可以从微观世界延展到整个宇宙空间。但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多元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新闻事件的发展因为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预测性报道中的“将”通常会有多种走向。媒体和记者对于“将来时”的预测，应该通过多个维度，由此及彼，谨慎推定，尽量限定在可测、可及、可靠、可信的范畴里，在时间和空间的尺度上切勿走得太远。“将”走得越远，变数越多，结论越难把握，失误也会越多。如果“冲鸭”报道的“将”是在未来几天、下月、明年这样一个确定的范畴里，报道的性质也就另当别论了。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无论是普通受众、自媒体，还是“官”字号、新媒体，验证预测性报道的方法和手段变得多元而快捷，远远超越一般人的想象。一旦预测性报道离题太远，或者注水太多，自然就会受人质疑和否定。

大多数受众对于预测性报道准确性的要求没有像预告性报道那样严格，即使因为某种原因预测与事实产生少许偏差，也属可包容的范畴。但是对于媒体自身而言，应该尽最大努力追求新闻的真实性，预测的准确性。因为新闻一旦失实，或假新闻一旦被揭穿，对于媒体和记者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编造新闻不仅会影响记者编辑的声誉，也会大大削弱媒体的公信力。在国外，“大部分编辑的第一本能就是做记者的后盾。如果他们发现他们的信任遭到了背叛，有的编辑就会立即解雇记者。其他人希望严厉的警告能让犯错的记者迷途知返。”[7]而在国内，无论是“被动的”炒作，还是“主动的”迎合，如果为制造轰动效应而编造新闻，都逾越了新闻职业道德的底线，必将被受众抛弃。

参考文献

[1] 杜骏飞胡翼青著《深度报道原理》新华出版社 2001年12月第1版第43页

[2] 《好忙鸭！” 十万只鸭子和巴基斯坦蝗虫的一天》《人民日报》2020-02-28

[3] 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河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

[4] 刘明华《西方新闻采访与写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第127页

[5] 杜骏飞胡翼青《深度报道原理》新华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44页

[6] 杜骏飞胡翼青《深度报道原理》新华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44页

[7] [美]罗恩·史密斯著李青藜译《新闻道德评价》第124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