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逝世的那一天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历经3年半患病的周恩来闭上了双眼，结束了将近600天困卧病榻的苦难岁月。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室设在了北京医院太平间。
周总理病危以来，医疗组多次商定各种应急方案，同警卫及服务人员召开了联席会议，大家明确了一旦进入抢救状态后的分工：
第一，警卫方面负责招呼医疗组全体人员立即到病房来。
第二，电话报告党中央和邓颖超。
第三，清除周总理床头的挡风板、屏风、床头柜及椅子等物，避免妨碍专家们的工作。
第四，尽量保持病室内肃静，非工作需要者绝不许进卧室。
第五，为了保持病室内洁净，减少细菌污染，防止周总理呼吸道感染而加重病情，故将卧室里铺设的２０多米长的红地毯卷了起来。
第六，严格限制出入病室的人员，确定出入病室的非医护人员的名单。
第七，凡出入病室者都必须穿隔离衣、戴口罩和帽子，即使是邓颖超来看望周总理也需如此穿戴，绝无例外。
周恩来虽然已有两个多月不能进食，但肠道内仍有自身分泌的液体，还有留下的少许残渣，加之体内恶性肿瘤细胞和各类致病菌在迅速地生长繁殖，不停地进行新陈代谢而产生毒素。这些复杂而有害的物质造成肠道发生麻痹，本已处在高热状态的周恩来又增加了“肠麻痹”，使得他腹部胀满，疼痛难耐。
为此，在１９７６年１月５日凌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即在左下腹部开一个口子，以解决大便不通问题，将肠道里的“残渣余孽”尽量清除出去，但这个手术对于病情没有任何帮助，只是暂时缓解了一些痛苦。
１月７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深夜１１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他用微弱的声音说了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时他说话已经不很清楚了，但这句话大家还是听懂了。
周恩来说完这句话，却一直睁着眼睛，老是看门口方向。值班医生就问：总理啊，你有事吗，你还是找大姐？大姐已经走了。
周恩来晃了晃脑袋，意思说没事，不找了。但他就这样睁着眼睛一直到晚上１２点也不睡觉。张树迎、高振普等警卫们还以为周恩来病情好转了，都情不自禁高兴起来。可是医生们却紧缩眉头，一点欢喜的情绪都没有。
按照中国人的迷信讲法，这是回光返照。不是好兆头啊。
事后，大家十分后悔。那天晚上周恩来心神不定，眼睛来回看，一定是在找大姐。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总理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想到要把邓大姐喊过去。结果这对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的革命伴侣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邓颖超
日历翻到了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这一天，日历上写着农历十二月初八。俗话说“腊八腊八，冻掉下巴”，正是数九寒冬滴水成冰的季节。
天刚放亮，已经感觉又是一个乌云密布的阴冷天。
本是每天早晨８点钟医疗组全体人员开交班会，医院里人们常称此为“早会”的时间，这一天７点４０分大家已集合在小客厅里，主治医生吴阶平主持了交班会，值夜班的医生护士详细地向大家报告了周总理夜间的病情、治疗、睡眠状况、醒来次数、有何不适以及大小便等情况。由于周总理病情已经进入最后关头，每个人都更加细心、紧张。因此除了早会，大家一天要碰头多次，只要发现一点新情况就随时讨论，提出治疗意见与需要注意的事项等。
早会后，张佐良走进病室在心电示波仪旁看了一会儿，没有发现异常变化，再到总理床边，见他仍安静地仰卧在床上，眼睛闭着，脸色灰暗，嘴唇有点青紫，呼吸轻而快，每分钟有３０多次，脉搏虽然有９０多次，但细弱无力。
张大夫觉得情况不太好，当即将情况报告了心脏病专家与麻醉科专家。他们决定通知所有专家到场，于是按下事先准备用于应对突发情况的电铃。
铃声就是命令！主治医生吴阶平等所有医护人员迅速赶到了周总理的身边。这意味着抢救周总理生命的紧张工作即将展开，但这次能像前几次那样幸运，将总理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吗？
这一天正好是高振普值班，因为他以前听医生们说过，人要是不行了，手先发凉，从总理进入病危阶段，他一到总理床边上，就习惯性地先摸摸他的手，要是暖和，他的心就踏实一些，要是凉，他会马上喊医生……８号那天一早，说也奇怪，他摸总理的手并不冷，而且还暖暖的。因为他一夜没合眼了，就准备去休息一会儿，可没有走出三四米，就听见身后的电铃响了。这个电铃在紧急情况下才会使用。高振普一听这电铃，心想不好，赶紧返回去。这时大夫也都跑了过来，跑过来就赶紧看周恩来的心脏监护器，眼看着快速跳动的光波，由１４０一下就掉到了１３０，几乎就在一分钟之内，心跳直接掉落到了７０以下。
谢荣教授来到周总理床旁，看到总理的病况，他立刻提出要做气管内插管，并要张佐良向总理报告，征得他的同意。
当时张佐良暗想，总理已处在垂危中，神志已经不清楚了，即使清楚，哪还有什么力气向我们表示同意或是反对呢？
张佐良尽管心里这么想，但还是按专家的要求去做。他弯下身子，将嘴贴近总理右侧耳朵，提高嗓音说：“总理，您的气管被黏稠的痰堵住了，阻碍呼吸，氧气进不去，很危险。谢主任要求马上给您从鼻孔插一根橡皮管进去，把黏痰吸出来，再大量输入氧气，就好了，您同意吗？您如果同意，请您点点头，或者睁一下眼睛。”
张大夫说着话时，满屋子的人都屏息静气，凝神注视着周总理的反应。
谁也没有想到，周恩来真的被张大夫叫醒了，他不但是睁开了眼睛，还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
大家的心一下又腾升起来，只要总理心里明白，还有求生欲望，那一定能抢救过来！
谢教授立即将早就拿在手里的橡皮管迅速准确地插进了周总理的右鼻孔，开动吸引器马达吸痰，只听得橡皮管里的咝咝声，未见到吸出多少痰液。谢荣果断地改用稍粗一点的管子插入气管，又吸了些痰出来后就用手不停地、使劲地捏一个大黑皮球，进行加压吸氧，并进行体外心脏按摩，希望用这样的方法挽救周总理的生命。
抢救在继续，但是奇迹却没有出现。经过加压吸氧，体外心脏按摩后，仍看不到病情有所转机。大家刚腾升起来的希望又一点一点地破灭了
专家们一个个双眉紧锁、神情紧张，看来真的到了药石不医、难以回天的生命终点了。
张佐良一直握住周总理的右手，感觉到脉搏愈来愈细弱，只见心电图示波仪上的曲线波发生了明显变化，从６０一下子到了４０，没有几秒，掉到２０，最后心跳曲线拉成一根直线，一下也不跳动了。
周恩来的脉搏停止了跳动，慢慢地手臂的皮肤也变凉了……
心电图上画直线后，抢救工作又进行了１０多分钟。至此，吴阶平看了下手表，同几位专家交换了一下意见后宣布：抢救工作可以停止了，把那些东西都撤掉。这包括了总理身上的输液管、各种引流管与排泄管、心电图电极板等设备，并嘱咐护士给总理脸上擦干净，整理好床铺，用新床单将总理全身覆盖起来……
还没有等到吴阶平说完话，突然有人扯着嗓子，大声呼唤：“总理！总理啊！总理！你醒醒啊——”
这声音把大家压抑很久的悲伤唤醒，悲痛的感情一下子爆发了，整个房间里哭喊声一片，大家边哭边喊：总理，你醒醒啊……
这悲伤哭声中，邓大姐的哭声格外令人心碎……
1976年1月14日下午6时，吊唁活动结束。6时30分，邓颖超由赵炜搀扶着走进灵堂，她先带领大家向周总理三鞠躬，然后双手接过骨灰盒，面对众人，她深情地说：“我现在手里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话音未落，全场失声痛哭。
她接到通知来到医院时，周恩来已经停止了心跳，尽管还在继续抢救，那已是无济于事的抢救程序。
这天早上８点，医院一上班，邓颖超就让赵炜给医院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８点时总理情况还在正常范围里，于是高振普回复说：还行，一切正常。
于是，８点半邓颖超开始吃早饭，她一连几天都是很晚从医院回来，觉得十分疲劳，她对赵炜说，今天我上午先不去了，下午再去。没有想到，邓颖超刚吃完早饭，赵炜接到高振普从医院打来的电话：总理不行了，正在抢救，快来！赶快来！
赵炜只觉得自己脑袋“嗡”的一声，知道事情严重不妙。她赶紧到邓颖超的屋里，这时邓大姐吃完早饭正在刷牙，她看见赵炜神色紧张，便问怎么了。赵炜一下子想起此时不能加重邓大姐的精神负担，于是她努力装作平静的样子说：“小高打电话，要我们马上到医院去。”
邓颖超因为之前也有过数次被紧急叫去的经历，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次是周恩来生命中的最后一次紧急通知。尽管西花厅距离３０５医院很近，只要十分钟就可以到，但在车上短暂时间里，赵炜非常冷静，她觉得应该给邓大姐一点暗示，万一总理抢救不过来，让她有个思想准备。她告诉邓颖超：“刚才打电话来，说情况不好。”
邓颖超扭头望着赵炜，她一下子全明白了，一下汽车，一路小跑奔向病房。
推开病房的门一看，整个变了，屋里所有的东西，全都撤了，只有茶几上大夫作抢救的机器还在那儿。工作人员都已经站在靠墙的一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再看了拉成一线的心电图光波，邓颖超知道自己来晚了！她不顾医护人员还在抢救，三步并作两步一下子扑倒在周恩来身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我来晚了……”
周恩来好像沉睡一般，那样安详！９点５７分，吴阶平宣布抢救停止。自此，历经３年半患病的周恩来解脱了所有的痛苦，解除了所有插在他身体上的管子，也结束了将近600天困卧病榻的苦难岁月。
原本隐忍的哭声顿时成了一片号啕大哭。邓颖超哆嗦着双手摸着周恩来的面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无限哀伤地说：“恩来，你走了……”
随后，一床崭新的白色被单将总理覆盖住。
1976年1月11日下午4时30分，灵车载着周总理的遗体前往八宝山火化。沿途马路两旁挤满了送行的人。“只见总理去，不见总理归。”长安街成了“泪飞顿作倾盆雨”的长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