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是周恩来放飞的红色“风筝”，唯有信仰牵系才能高飞（上）
本文摘自
《作家文摘·合订本》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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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播剧《风筝》大结局的最后，荧屏上出现11张照片，剧组向潘汉年、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张露萍、阎宝航、陈琏、熊向晖、朱枫、沈安娜、黄慕兰这11位我党历史上杰出的情报人员致敬。主演柳云龙就表示：“风筝”并不是一个具体历史人物，他是一群奋斗在我党情报前线特工的缩影，代表的是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唯有信仰牵系，风筝才能高飞。而系住风筝的那根信仰“线”，又是怎样织就？
■ 黄慕兰：意外获取向忠发叛变情报
1946年，黄慕兰夫妇在上海愚园居所
1931年的一天下午，大约四点钟光景，我和陈志皋坐在咖啡馆里闲谈，正巧碰见他在徐汇公学时的同班、同寝室好友曹炳生。毕业后，曹考进了法租界的巡捕房当翻译。看见曹炳生走了进来，陈志皋就立即起身跟他打招呼，两个老同学嘻嘻哈哈地握手拍肩，十分亲热。我只是很礼貌地跟曹点点头打个招呼。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陈志皋问：“小曹，最近巡捕房里有什么新闻吗？”曹炳生小声地回答说：“有啊！南京国民政府派人来抓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60岁左右，镶一口金牙齿，酒糟鼻子，只有9个手指头，是悬赏了10万块钱才抓获的，这赏金真高呀！”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他俩在一旁兴高采烈地说着话，我不插问一句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接着曹炳生又说：“咳！这个家伙真不中用，一坐上电椅，就吃不消，招供了。”我紧张地暗暗琢磨起来：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那是谁呢？董必武？既不是酒糟鼻子，也不是9个手指头。陈潭秋？没金牙，不像，也不可能……究竟是谁呢？忽然间我想到了向忠发。他在武汉当码头工人时就很爱喝酒，是酒糟鼻子。他镶了满口金牙，有个手指被别人砍掉了一点，看起来好像只有9个手指头。仔细一想，各方面条件都符合，我就肯定是向忠发了。
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得赶紧设法向党中央报告。心里尽管急得要命，可是脸上还是不能露出声色，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曹炳生道别一走，我对陈志皋说，我的头痛病又犯了，吃饭和看电影都去不成了。陈志皋信以为真，就用小汽车送我回家。
回家后，我马上打电话给住在徐家汇一家烟纸店楼上的潘汉年同志，告诉他我有极其紧急的事要当面告诉他。潘汉年很快就来了，我把听到曹炳生讲的那些话复述了一遍，并说：“他（陈志皋）刚才问曹炳生巡捕房有什么新消息，本来是有意问问关向应一案的进展情况，不料曹炳生竟在无意之中说出了这样一件大案。我数来数去符合曹炳生所述那个被捕人特征的只有向忠发了。”潘汉年说他也认为会是向忠发。我又说：“听曹炳生的口气，向忠发坐了电椅子后吃不消，很可能已叛变，说不定今天晚上还有什么更严重的事情会发生呢！”就催他赶快去向党组织紧急汇报，他就匆匆离开了。
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的工作是由康生负责的。潘汉年离开我的住所在街上转了几圈，确认身后没有盯梢的“尾巴”后，就立即去找康生。康生听后又立即向实际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作了汇报，恩来同志叫他马上通知中央的李富春、蔡畅等，约定转移到都城饭店暂时避一避。这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家里，一般都是不藏文件的，有些紧急的、带在身边的文件，都马上烧掉，把纸灰丢进抽水马桶冲掉。到晚上11点钟左右，这些领导都穿着西装，扮成商界大老板的样子，大摇大摆地住进了法国人开的都城饭店，一点也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
康生派了两个特科的同志装成小贩，挑着馄饨担子分别到向忠发所知道的恩来和富春撤出前所住的地方附近观察。果然，到夜里1点钟左右，看见一个人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来了，直接就用钥匙开了恩来家的门闯进去。他们自然是扑了个空。恩来家只有三把钥匙，他和邓大姐各一把，还有一把给向忠发。所以，很明显，这带了巡捕前去抓恩来的叛徒只能是向忠发，而不会是别人。但他一看恩来没能抓到，就联想到中央其他领导人也都得知风声转移了，也就没再到李富春家搜捕，而是直接扑向就在附近的党的地下印刷厂——红旗印刷所。这个印刷所公开挂有招牌，有正式的营业执照，跟外面也有印刷业务的生意往来。一楼是（地下党的）红旗印刷所，二楼是同志们的宿舍，三楼是秘密印刷《红旗》杂志的工场。那天晚上因情况紧急，我们来不及通知印刷所，就被向忠发领着巡捕破坏了，还抓走了好几位同志。装扮成挑馄饨担小贩的特科工作人员向康生汇报了以上情况后，党中央就确认向忠发是叛变了。
过了几天，我就想找陈志皋谈此事。我们平时的谈话，大都是讨论所看过的书和当时报上的新闻时事，这样谈着谈着，我就忽然以好奇的口吻问他：“嗳！我问你，那天你朋友曹炳生所谈的那件案子后来怎么样了？我对这种人的下场倒蛮有点兴趣的。”他说：“你想知道吗？”我说：“当然啦！那天曹炳生好像只说了开头，不禁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就很想知道后来的结果怎么样了。”陈志皋说我打个电话问小曹就知道了。
没几天，他从曹炳生那里打听到了有关情况，立即告诉我说：“唉！这家伙注定该死。原来抓住他的人，打电报给正在庐山的蒋介石，说是已抓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蒋介石立即回电指示‘就地正法’。审讯他的人接着打去第二个电报，说向忠发已自首投诚，并帮助破获了共产党的地下印刷所，还抓到了一些共党分子。还没等蒋介石的第二次回电指示，那收到蒋介石第一个电报的人为了抢先邀功领赏，就马上将他执行枪决了。这种人真是活该要死的。”我听了以后，表面上不动声色，装作一旦好奇心得到满足就再也没什么兴趣似的，心中却不禁十分高兴。向是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党内的事差不多全都知道，对于这样的叛徒实在是防不胜防的。如今敌人为了争功抢先把他杀了，倒是帮我们堵住了这个大缺口。
当时我还不明白其中的具体情由，后来听潘汉年说，组织上已经调查清楚，因为向不喜欢原配的“土”老婆，在外面不三不四地跟别的女人搞上了不正当的姘居关系。那女人本是一个妓女，她在巡捕房里也交有朋友，于是被巡捕房里的人盯上了梢，还偷拍了她和向忠发在一起的照片。
顾顺章叛变后，南京方面派人来缉捕共产党，一核对照片，就知道此人是共产党的一把手向忠发。因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武汉，他跟周恩来、李立三等著名的共产党人一起，在很多公开场合露过面，敌人是很容易得到他们的照片的。
自从得知向忠发叛变后，党中央对在上海的所有地下组织都作了一次大的调整，很多原先使用过的地方都转移搬了家。在很长时期内，中央对向忠发叛变之事一直未公开过。1993年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谈及此事时，才点明了我的姓名和作用。
■ 影星徐来：笑脸的背后，身负着抗击日本侵略的重任
影星徐来
1936年，经杜月笙介绍，徐来嫁给了第二任丈夫唐生明。唐生明曾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是湘籍风云人物。其兄唐生智是国民党高级将领。
主演完《船家女》以后，徐来宣布息影，专门当起了“官太太”。她出入上层社交场合。使得许多“左翼”文艺人士与之疏远，甚至非议不断。然而，人们却并不知道，美丽的唐生明夫人——徐来笑脸的背后，身负着抗击日本侵略的重任！
原来，唐生明将军是抗战时期军衔最高的“卧底”间谍。他是唐生智将军之胞弟，湖南东安人，黄埔四期毕业。早年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的师长，实授少将军衔。1928年，唐生明经周佛海引荐，当上了蒋介石的侍从室参谋。后又任长沙警备副司令和常德警备司令。他善于交际，通谋略、有胆识、人脉广，在官场中很吃得开，和军统局长戴笠也称兄道弟。1937年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命戴笠将唐生明秘密召往重庆，亲自面授机宜，令唐生明潜往南京汪伪政府“卧底”，见机行事，并收集高级情报。唐生明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务。他还有一个非常有利条件，便是有一个颇有名气的影星老婆徐来，可以为他提供掩护。
1940年，相貌堂堂的唐生明携带衣着入时、姿色出众的娇妻徐来由沪抵宁。当他们出现在南京下关火车站时，受到了汪伪权要叶蓬、高冠吾、苏成德等人的欢迎。日军宪兵司令大冢清也出现在欢迎人群中，他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对唐生明将军能脱离重庆政府，来南京参与“和平救国”，支持“大东亚共荣”之举极表欢迎。这位日军大佐对美丽的徐来也恭维了一番，徐来随口应酬着。
到南京后，汪精卫亲自出面，任命唐生明为汪伪军委会委员、中将高参，并将唐生明夫妇安置于城西牯岭路上一所花园洋房内居住，以示恩宠。
唐生明出身高贵，出手阔绰，又是个玩家。他爱好打麻将、跳舞，又有好酒量。他家中常常高朋满座，而徐来的牌技极好，每次打牌她总是输少赢多，她善于交际，很快与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陈公博的情妇莫国康、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等人混熟了。通过牌局和饭局，徐来搞到汪伪高层不少重要情报，她一一告诉了丈夫，令唐生明很兴奋。实际上，唐生明搞到的情报还不如徐来多。
1941年底，上海汪伪76号总部头子李士群策划了“中华旅馆绑架案”。那天晚上，负责领导江苏沦陷区抗日斗争的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马元放与嘉定县长张北生及葛裕奇、江秉中等6名干部在中华旅馆边打牌边谈工作，突遭被捕，押往梵王渡路76号总部。此案轰动一时。事情发生后，戴笠电令军统上海工作站尽快弄清真相，但他们迟迟侦查不出来。倒是徐来在南京在杨淑慧的私宅内与女主人及莫国康、陈舜贞等人打麻将时，听杨淑慧透露，叛徒正是张北生。他早在案发前1个月便被汪伪特工秘密逮捕，因熬不住拷打而自首招供，还表示他愿为抓住马元放等人出力，李士群这才一举成功。徐来回家后，便将此情报告诉了丈夫。唐生明立即设法转告军统上海站的负责人，切断与张北生的任何联系，并趁机干掉了这个伪装巧妙的叛徒。
1943年4月，日本出于宣传需要，授意大汉奸苏成德、马啸天所操控的“东亚同盟中国总会”，在上海、南京物色一些中国知名演员拍摄一部颂扬“帝国之花”——海军中佐南造云子谍报生涯的影片。物色谁来饰演女主角云子，是重中之重的大事，主子下了命令，奴才便忙碌起来，由文化大汉奸胡兰成和张善琨出面筹组摄制。怎奈上海的很多进步演员明星早去了大后方或南洋投入了抗战洪流，留在上海的周璇等演员又不愿且不适合演一个日军女间谍。这时，胡兰成想到了徐来，便到唐生明家做这两口子的工作。徐来表示她已息影7年，身体又欠佳，实在不能从命。但胡兰成不死心，苦苦纠缠，令唐生明夫妇俩不胜其烦。唐生明索性请了半个月假，护送妻子去了上海，借住在一位好友家里，以避开纠缠。胡兰成恨得直咬牙，却又无可奈何。由于物色不到适合饰演美女间谍南造云子的演员，拍片计划也就不了了之。
在沦陷时期的上海，因为唐生明是汪伪政府的高官权贵，因而名声很坏。徐来作为唐生明太太，一直陪伴其左右。和唐生明一样，徐来也背负着“汉奸”的骂名，但她又丝毫不能暴露自己的秘密身份，受了许多说不出的委屈。
抗战胜利以后，唐生明的真实身份才被披露出来，原来，他并不是“汉奸”，而是“抗战英雄”。遗憾的是，作为唐太太徐来的这一段忍辱负重的经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鲜为人知。
■ 关露：我是谁
左：关露 右：以关露为原型的《风声》中的顾晓梦
1979年，我跟着荒煤老去参加第四次文代会（任务是帮助荒煤老收集资料）。记得报到时，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大会秘书长、诗人李季，他的热情诙谐让我格外高兴。接着，我就见到了被安排和我同屋的关露。对她30年代诗人的成就，和曾经打入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务总部的惊人故事我早有耳闻，对她后来的不幸也知道一些。见到这样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我充满了新奇和兴奋。但作为早年成就斐然的诗人，本应该和她同时代的著名女作家住在一起，而关露却和我这个只有二十几岁的年轻工作人员同屋。这本身就有些蹊跷。事后，我听荒煤老说起，关露能够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已经很不容易。她历史问题的结论还没有下来，是否能参会也有不同意见，是夏衍等老人为她说话，才终于来了。那不长不短的十几天里，我们的房间里充满了笑声。我喜欢听她的笑声，年逾七旬的她笑起来仰着头，咯咯的声音很清脆，像是一个小姑娘。后来，每当我想起她的笑声，总是暗自思忖，一个经历了那么多灾难痛苦的人怎么还会有如此恬美的笑声。然而，随着时间的沉淀，我开始在那镜头中琢磨出更多的味道。
当我回望那段日子的时候，我知道，对于关露来说，那是一个多么特殊的时间点。历史好不容易翻开了新的一页，周围的新老作家们都在迫不及待地展现自己的才华，而她焦急等待的那一纸平反书还没有到来。没有人能说清楚她这个由街道管着的人的情况，她仍旧是一个让人们用怀疑的目光对待的人。一个不是以自己的成就资历，而要依靠别人“说话”才能与会的人。当有的女诗人高声朗诵着“我们这支队伍”的诗句时，她还是一个站在队伍边缘无法跻身其中的人……这种饱含期望又充满困顿焦虑的心境，在很多年后当我读到她给一位友人的信时，才更加贴切地体会到。
这是关露1978年3月写给梅益的信。据梅益老说，1977年自己还没有被解放，但已经有了行动自由。一日，听朋友说关露一个人住在香山，便立即和那位朋友一起前往探望。那天他们谈了很多，主要是商量如何帮助关露改变当时的处境。梅益30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曾经受组织委托和关露发生过联系，抗战胜利后身背“汉奸”罪名的关露被国民党通缉，也是梅益设法把她转移到解放区，动荡年代的遭遇使他深知关露的不易，也就更加同情关露的不幸。关露见到他们分外高兴，一直拉着不让走，梅益叹息道：“看来她实在太孤独了。”
关露在1978年7月12日给梅益的信中写道：
我虽然有些病，但我思想健康，情绪饱满，我认为我还能够并且应该为党工作。螺丝钉不能生锈。我决不能落在时代的后边。……
信写到这里，文化部政治处来了信，说关于我的问题，要按照国务院即将颁布的关于对老弱病残处理的条例办理。叫我等着。
我有些纳闷，我算是一个老干部呢，还是一个普通的老弱病残呢？你说我该怎样办呢？
我是谁？这是一个纠缠了关露四十多年的问题，一个当初她从未想过，却从接受了组织任务、打入敌特机关起就成了问题的问题。当她穿着旗袍化好装冒着生命危险出入特务机关的时候，当她现身在日本人的轮船上远赴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时候，当她卸下伪装转移到解放区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自己爱人的时候，当她两次走出秦城监狱的时候……这些就都成了问题，像噩梦一样纠缠不已。
其实，这样一个看似复杂的问题，在梅益看来应该是很容易就能解决的：“1939年冬组织上交给她的秘密任务是审查她的历史的关键问题”，“当事人都健在”，她可以“向那位领导同志说明在那一年那个月那一天，在香港的那个酒店交给了她什么任务”。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她裹挟在潘汉年的案子里两进秦城监狱，每次都是有了结论才出来，但仍旧身份不明，还要等待另外的结论。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即便她不再被指为“汉奸”，但也不被承认是为党工作的“老干部”。或许，还是文化部找到的“老弱病残”这个中性词最适合于她。
没有政治色彩，不红亦不黑。但这个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待遇上都存在着巨大差异的称谓却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我到底是谁呢？
这便是当年我遇到关露时她的尴尬境遇。然而，文代会上的那个安排却使我有了意外的收获。对于关露来说，和一个单纯的年轻人在一起，似乎也显得更加轻松。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很快活，也喜欢说话。印象里最深的还是她的朗诵。她给我看她正在创作的长诗，一段段地朗诵给我听。那些充满激情的诗句常常响在寂静的夜里，有时我已经进入梦乡，醒来还看见她在灯下推敲诗句。我几乎是在她的充满激情的长诗陪伴下度过了十几天，为她的真情所打动。
关露的诗我最终没有看到发表，她的身体却在等待的煎熬中一天天垮下去。几年后，在天天盼，度日如年的等待中，她终于等来了那一纸结论。但这一切毕竟来得太迟了，她已经数病缠身，再也无法拿笔写作，一个备受冷落备感寂寞的人，断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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