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令人感动与感叹的共产党员--经典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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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过才知情重，醉过才知酒浓。经典的文章就如同爱情和美酒，需要慢慢回味才能体会其中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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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令人感动与感叹的共产党员
杨恒均
如何夺得权力并保住权力，将决定你的同党是否认为你“伟大”；而夺取权力后，如何使用权力，则是你的人民判断你是否伟大的唯一标准……
至于能够在历史上获得伟大桂冠的，则永远是那些不但知道如何获得权力、如何使用权力，更知道何时以及如何松开紧握权力的双手，把权力归还给人民的人。华盛顿属于这种人。他虽然领导了独立战争，但在其他各方面的建树其实也有限，可是，当他交出权力，并终老农庄的时候，他已经比历史上所有建立了辉煌战果，生前被亿万人民高呼万岁，却在死的时候都不肯松开握权的双手的人伟大百倍、千倍……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离华盛顿的历史地位还差一步之遥，当然你可以说，这一步之遥其实差了千山万水，这也说得过去。以戈尔巴乔夫当时的年纪来计算，如果他一上去就握紧权力，牢固掌握军队与克格勃，而苏联共产党又实行终身制，他也许现在还在台上（今年大概79岁），将成为共产党国家掌握权力最久的领导人之一。那时，你会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历史的伟人？
我想，那样的历史场景出现了的话，戈氏即使不成为千夫所指的独裁，也绝对抵不上如今戈尔巴乔夫在历史上地位之十分之一。从历史地位来说，我认为，随着历史的推移，戈尔巴乔夫远比后来把他赶下台的叶利钦、以及今天想方设法留在权力宝座上的普京要高。
中国掉进美元陷阱有苦难言
吴敬琏
美国经济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也早就意识到了，他们喋喋不休地说了至少十年。这个问题就是，美国储蓄率非常低，美国人拥有非常高的生活水平，但同时，美国经济保持着相当高的投资。
问题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个特点，滥发美钞。“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美元成为唯一的世界储备货币。美钞一弹，铮铮作响，世界各国都认为它是真金白银，于是出现世界性的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好像到处都是钱，但这张钱其实就是一张纸。
可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力主导世界经济，但我们应该自求多福。在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我们应该非常谨慎，利用这个环境，使我们强大起来。但是，要很谨慎地注意到，这个经济体系是有风险的，我们不要自己陷进去。
到底还是陷进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问题，是长期没有解决的，就是十七大讲的“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这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最先提出来的，他们叫做“经济增长方式”，国际上叫“经济增长模式”。问题是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都采用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早期工业化时期用过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就是靠资源的投入、特别是资本投资，来驱动和支撑经济的增长。这就是苏联提出的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套东西，苏联吃了苦头，我们从“九五”开始就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但直到现在成效不明显。
怎么更多“域外国家”被拉进南海争端啦？
杨连宁
据报道，目前已有俄罗斯、印度、文莱、柬埔寨、老挝、冈比亚、波兰、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苏丹等12国表态支持中国的南海立场了——这不奇了怪了：我国不是一直坚持“域外国家不应介入”南海争端，“不得横生枝节，不得指手画脚，不得制造混乱”的原则立场吗？怎么不旋踵有了180度转圜，转而欢迎越来越多“域外国家”介入啦？
谁都知道，犹如印度洋不是印度内海一样，南中国海从来就不是中国内海；否则，我国也不会划线区分什么“域内国家、域外国家”，对不对？与此逻辑一致，也只有摈除掉更多“域外国家”介入，才能“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议解决争端的立场”，对不对？
显而易见，我国此前曾坚持的“域外国家不得介入”的立场，也与“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理念一致——南海是南海各国的南海，环海各声索国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争端。然而言不符实，事与愿违并南辕北辙：南海各国不但不认同中国的原则立场，（菲律宾）还把中国告上了国际仲裁法庭，（越南、新加坡等）更纷纷寻求“域外国家”（美国、欧盟、日本）的介入。
同样言不符实、事与愿违也南辕北辙的是，陌生的海权根本不同于中国人熟悉的陆权——海权共有、共治、共享的普世法则，给刚刚试水海权的中国人上了一堂游泳启蒙课：除了南极，陆权不是楚河，就是汉界，早已没有了“公土”——因而，你拱个墙角，我占个田埂什么的，总能扩张点自留地出来——可海权却是另一回事儿：99%的海洋面积是公海，即便各国那12海里的一衣带水领海，别说商船能自由航行啦，即便外国军舰也可以“无害通过”！
中国已陷入城市化陷阱
郑永年
近年来，城市化或者城镇化，已经被提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高议程之一。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阶段，城市化的确非常重要。中国前些年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社会，高经济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但如果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15年到20年左右），能够维持一个中速增长水平，就可以比较顺利地从中等收入社会，转型成为高收入社会。
这种转型的意义不仅仅在经济层面，更是社会政治层面。今天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大多数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社会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差异大、社会高度分化、社会思想意识极端化、社会抗议不绝、官员腐败等等。如果中国能够转型成为高收入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就会得到控制，甚至消失。当然，到那个时候，中国也会面临高收入社会的问题，但问题不会像今天那样严重。
在实现长期的中速增长过程中，城市化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领域和重要资源。可持续经济增长要求中国经济实现多方面的转型，其中一个转型就是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型，也就是要建设消费社会。中国消费社会的建设主要取决于城市化，消费社会主要是一个城市现象。同时，城市化也是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这里不仅涉及到城乡整合，减少城乡差别，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消灭中国所特有的“三元”社会现象。这“第三元”，也就是农民工，是中国制度的特有产物，是社会非正义和不稳定的根源。这一点，中国各方已经讨论多年，无需再作说明。
从这些方面来说，城市化的确可以给人们带来对未来的美好想象。但是，在实际层面，城市化却处处充满陷阱。人们所理解的城市化，和各级政府官员所实际上追求的城市化之间，有巨大的差异，甚至是相反的。在研究中国城市化时，人们需要提出和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来说，城市化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最为重要，因为各级政府官员是行动者，他们对城市化的认知和这种认知之下的行为，决定了中国城市化的实际进程和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