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电影更震撼的是真实！《我和我的家乡》原型人物故事，让人泪目
国庆期间，《我和我的家乡》成了假期档的一个小丰收。五个单元独立叙事，五大导演团队分庭抗礼，在主旋律贯穿下，各有笑中带泪的发挥。
其中的独立单元《最后一课》，还顺便带火了淳安那所流光溢彩的乡村小学。
电影的主题简单而隽永，正如片名那样直白，讲的就是家乡的故事：
张北京为了给表舅治病
精心策划了一场“医保诈骗案”
为了给痴呆失忆的父亲治病
儿子伙同村里人演绎了一段历史
黄大宝心系旧爱
谋算了一起UFO事件
第一书记马亮隐瞒妻子
虚构了一幕幕俄罗斯的景观
乔树林为了还账
一路讹言谎语却被轻易揭穿
在这些戏剧性的主题下，农村骤然巨变的图景正在打开，从中国人的故土情结，到这几十年中国对于乡村的建设，中间的泪点与笑点纷至沓来。
这部电影里面的几个故事，都有其现实的原型。电影因为篇幅所限，有些内容浅尝辄止，现实中发生的真实故事，并未在电影中拍完。
故事是大抵是这样的，在瑞士某大学教国画的范老师，突然患了阿兹海默症，记忆停留在了1992年，要想帮助他恢复，就必须回到当年的场景。
老范当年是乡村支教教师，于是，儿子赶紧带老范回国，回到当初去支教的那个村子，希望村民们帮帮他。
可如今的村落已经是天翻地覆，早不是过去那番破落模样，怎么办呢？
好心的村民们决定给范老师演一出戏，帮他恢复记忆。村支书把村民召集到一起，找到一所茅草屋，当做当年的教室，请一群小朋友，扮演92年的学生。
范老师站上讲台，镜头移到过去。那时，有个小朋友喜欢画画，可没有颜料，范老师就冒着大雨从老远揣着颜料给他带回来。
小朋友画的是一所五彩斑斓的学校，没想到，很多年后，范老师真的看到了这所学校，记忆闪电般回来。
这段最亮眼的《最后一课》，取材自真实经历，范老师的现实原型是方尔平老师，一位扎根山区“支教”近40年的乡村教师。
1988年8月，方老师调到了淳安的枫树岭乡中心小学。
这个乡村在崇山峻岭之中，当年发展很落后，晚上野猪来拱门，睡觉老鼠从脸上掠过，方老师的支教经历比电影更离奇。大山里的很多孩子，父母外出打工，留守儿童日子苦，病了要垫付医药费，开学要垫付学杂费。晚上想爹妈的孩子，方老师还要抱着哄着睡。
后来，方老师辛苦教育的这批孩子，都长大成材，走上了不同岗位，他们中有校长，有村支书，有企业老板，有干部，有军人。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电影里都1992年了，乡村看上去还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这就得说到这个故事背后的淳安县了。
在1950年代，淳安县发生了一件影响当地所有人命运的大事。彼时，中国刚刚解放，工业基础基本为零。尤其是电力，作为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上海的全部电力仅有30万千瓦，而整个浙江，竟然才4.1万千瓦。
1956年，新安江水电站被列入了国家“一五”计划。如果水电站上马，每年能平均发电18亿度，相当于当时14个浙江省的发电容量。
但这里建水库的最大难题，不是技术，是移民。
1954年5月24日上午，新中国第一大水利工程的移民拉开了序幕。几十万淳安人，浩浩荡荡搬离家园。少小离家老大回，日久他乡即故乡。很多人自那次离别后，再回去时，已是白发苍苍。
假如没有当初的移民，中国就没有一个重要的大坝，华东工业就没有充足的电力，生产不出供应全国的生活必需品，中国现代工业的起步也无从谈起。
淳安人为国家做出的牺牲，国家从没有忘记。
60多年过去了，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的淳安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湖光山色映入眼帘，曾经的新安江水库，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天下第一秀水”。
电影中那座小学是真实存在的，名字叫富文乡中心小学。青山翠谷，丛林掩映间，有一座糖果色的小城堡，层层叠叠，绚烂夺目，是孩子们梦幻之地。
现在，全国有43.5万名优秀干部，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有277.8万名干部驻村帮扶。过去的山区，往往能看到这样的情景，夫妻俩耕种两亩地勉强维持生活，家里儿女上学往返要翻山越岭几个小时。
七年前的2013年初，中国还有一亿两千多万贫困人口。到今天，已所剩无几。
周恩来总理在视察新安江水库的时候，亲眼见识过淳安人吃的苦，受的委屈，周总理曾对他们说过：你们付出了很多，国家不会忘记你们的。
这个承诺，中国做到了。
葛优演的《北京好人》故事，是另一个比较出彩的小故事。
故事里淳朴而不善言辞的二舅，是过去漂流于医保体系之外中国普通农民的缩影。张大爷（葛优饰）给表舅冒用医保卡引发的笑料堪称全场最佳，但欢乐背后的时代色彩也最为浓烈。
试想，如果没有张大爷这个热心肠的北京亲戚一顿折腾，没有钱就不看病的老农民表舅，是不是就在甲状腺癌带来的呼吸、吞咽痛苦中继续煎熬下去，不敢去做手术，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也能享受医保报销？
其实在新农合政策刚刚推出的时候，比起不知道政策的表舅，很多贫困地区的农民即便知道政策，也抱之以不信任态度，需要村干部进行不断开导，才在疑虑中参保。有些甚至是在罹患癌症之后，才对拒缴医保后悔不迭。
不知道，不信任，不会用，新农合普及推广中的种种问题，的的确确是过去医疗保障缺位造成的意识真空。
为什么？
因为我们新中国的农村医保体系，在开局很不错的情况下，中间走过一段时间的弯路。
建国之初，中国积贫积弱，连吃饱都成问题，农村更是缺医少药得厉害。医疗资源实在欠缺，新中国只能就地取材，在农村培训了一大批基层医疗人员——赤脚医生。
尽管赤脚医生医术并不高超，但这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头一次享受到了国家制度层面的医疗保障。
1968年，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介绍了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全国首位赤脚女医生王桂珍的事迹。
随着《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各大报纸的纷纷转载，连毛主席也在文在眉头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之后便有了“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讲话指示。
于是，全国大队 （村）一级正式设立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人数最高到了150万 ，正式建立起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每次五分钱挂号费，就能得到基本医疗，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问题的唯一范例”。
赤脚医生们上午参加生产队劳动，下午才在合作医疗工作，不给薪酬，只记工分，相当于半个农民。
在宣传画里，赤脚医生的形象干脆就是一手扛着锄头、一手背着卫生箱，以半农半医的方式奔波于田间地头。
诚然，以现代医学标准，没有系统性训练的“赤脚医生”很难称得上合格。但那时候的“赤脚医生”还是完成了足以名垂青史的两大成就：
大大降低了中国各种传染病特别是血吸虫病的感染率。
大大减少了婴儿和孕产妇的死亡率。
但同时，问题也不少。
由于缺乏全面的医学知识与相应的检测设备，赤脚医生们对大病、重病大多数时候只能建议转院，能治疗的主要是一些头疼脑热、跌打损伤、接生、包扎等紧急医疗救助什么的。药品更是缺，往往是自己采挖、播种的草药外加少量的西药，有时候甚至是靠“一根银针治百病”。
当时整个国家资源都有限，为了提升医疗水平，国家想了很多办法。
1969年，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院等集体编著了《赤脚医生手册》，将精深奥妙的医学知识化繁为简，从感冒咳嗽到心血管、血吸虫，浅显直白地向所有农村普及了99%常见病的中西医诊断治疗方法，至少挽救了上亿农民的性命，被译成了多国文字，至今仍旧在一些落后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赤脚医生的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在农村公社制度上，改革开放之后，医疗市场化改革却再也没有了赤脚医生的位置了。原本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计划免疫、爱国卫生、改水改厕等基层卫生医疗网络也因此土崩瓦解。
"中国赤脚医生之父"、1966年第一个搞农村合作医疗的湖北长阳人覃祥官，曾经管理了500亩草药田。在70年代末，由于集体土地包产到户，药田也被分走，药也很快被刨光改种了粮食。
医疗被架上了市场化的快车道，面对动辄数万、数十万的医疗费用，多年来，中国农民最怕的就是生病。2009年以来，中央财政投入600多亿元，支持4万多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和化解历史债务。
《北京好人》故事最后，表舅的医保卡被亮出，一切辛酸一扫而空，只剩下这爷俩的调侃和搞笑。
医改依然在路上，但我们希望的是，更多的家庭不再会因一场疾病而支离破碎，也不因沉重的医疗费而重回贫穷。
《回乡之路》这个故事里，邓超主演的乔树林费尽心思、厚着脸皮也要黏着带货直播网红同学，希望她推销自己的沙地苹果，为的就是实现当年老师留下的治沙遗愿。
如果说医改走了一段时间的弯路，那么在治沙这个千年工程上，国家一直坚定地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在故事结尾，乔树林的表彰大会上，台下坐着的都是中国真正治沙英雄：
张炳贵、牛玉琴和石光银，尤其想说的是，在一闪而过的镜头里，女子民兵治沙连显得尤为特别。
民兵治沙，是治沙过程中的绝对主力，背景就在毛乌素沙漠。
黄沙漠南起，白日隐西隅。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老人，都经历过呼吸一口、满嘴沙子的苦日子。
毛乌素沙漠横跨陕蒙宁，总面积约4.22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也是京津地区重要的风沙源。上世纪50年代统计，榆林流沙高达860万亩，林木覆盖率仅为0.9%，年入黄河沙量为5.13亿吨。
过去，位于毛乌素沙地的陕西榆林风沙肆虐、草木不生、颗粒无收，当地人民群众生活艰难，纷纷远走他乡，连榆林城都曾被迫三次南迁。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花絮截图，毛乌素沙漠治理前后对比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生态治理在这里展开。当地领导人喊出了“榆林不治沙，不造林，就到不了共产主义”的口号，实行“国造国有，社造社有，房屋前后归个人”的政策，并且各级地方政府带头冲在治沙第一线，竭尽全力调动人们的治沙热情。
1974年，54位只有18岁的女子民兵积极响应“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成立了女子治沙连，在榆林补浪河一驻扎就是四十五年。
沙漠生活本来就极其艰苦，更何况她们的目的是与沙漠对着干。第一代队员席永翠在日记里写道：
“黄风呼呼不见天，黄沙漫漫不见边，从小没有离开过爹妈的小女子们，心里越发慌的住不下，想家哭鼻子，吃，没有副食，每天白开水，高粱加青稞面馍。”
治沙连有一个规矩，只要结婚了就可以离开，但席永翠偏偏为此三次推迟了婚期。
如今治沙连第14任连长席彩娥，是席永翠的侄孙女。一代代女兵坚守沙地，一代代下来累计治理了14000多亩荒漠，才有了今天毛乌素沙漠的绿翠成荫。
改革开放后，这种政策进一步进化为承包制，进一步明确了责任与权利，实现了谁治理、谁受益，多治理多受益，鼓励科技人员搞治沙技术开发、进行沙地综合利用。治沙和扶贫搞到了一起，一口气把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1983年末，石光银辞去农场场长，主动承包了3000亩荒地。没劳力、缺资金，他走家串户说服村民跟他一起干，誓要把黄沙治好。往后37年间，他和村民治沙22.8万亩，栽种2000万棵树木，成为中国首位个体治沙面积最大的承包户。
石光银
2003年，张炳贵承包了300亩低产林改造工程，十年耗费200多万，把荒漠变成了花果园，在这里栽培出独特的沙地苹果。
在诸多治沙英雄中，牛玉琴更是巾帼不让须眉。
起初为了治理荒漠，她和丈夫变卖全部家产，给6600亩沙地种上了树苗。可一场沙尘暴，席卷天地，顷刻之间所有的努力化为乌有，多年积攒的全部身家也残忍归零。但她没有停下治沙的脚步，要跟黄沙一战到底。
牛玉琴
祸不单行，1986年，丈夫罹患骨癌，先后7次手术，终究还是撒手人寰。给牛玉琴留下的是患有精神病的婆婆，和一片寸草不生的荒沙地。那时，她的愿望很朴素：吃饱肚子，摆脱贫困，把荒漠变绿，日子才能过好。
34年的坚持，牛玉琴栽培下的绿洲由1万亩，到11万亩。她经手的2800万棵树苗，树起了毛乌素沙漠的一道绿色屏障。黄沙治好了，小家富裕了，她又照料起村里的大家。
30年前，牛玉琴自筹3万元，给村子里盖起了小学，让60多个学龄儿童摆脱了目不识丁的宿命。20年前，她筹集1100万资金，给村里通电、铺路、搭建自来水管道。后来，她又帮村民装电话、安电视，给镇上中学建了两栋教学楼。村里、镇上又往现代化生活迈了一大步，这里终于不再叫穷乡僻壤。她把不毛之地变成人造绿洲，也让黄沙笼罩下的贫困乡村焕然一新。
在张炳贵、石光银、牛玉琴们的努力下，毛乌素再传出好消息：榆林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达到93.24%。
面对几乎不可能逆转的荒漠化，如果没有中国一代代治沙人逆天而行，以革命般的热诚，用肉身顶在沙暴，治沙扶贫绝对不会成功。
中国人消灭了一块沙漠，当世界为之震惊时，我们千万别忘了，曾经有一群朴素的农民：他们掏空积蓄、耗费一生，把荒漠变成绿洲，在贫瘠的命运上种出奇迹。
他们平凡又伟大，值得被记录、被看见。
这些普通的人，看起来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们看到了一群普通人耗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坚持一件小事，也能带来不凡。
我们歌颂伟大，颂扬奇迹，但常常忘了，英雄一开始也是普通人。
无数不起眼的普通人汇聚在一起，才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有劳动者都应该被赞扬，所有的付出都值得被表彰。尊重他们，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光明。
我们每个人
都在心里藏着自己的抱负
可是，眺望理想的时候
不要忘记从现在做起
做基础做起
万里之风亦起于青萍之末
就从现在开始
做好准备
尽心尽力
即使在最平凡的岗位上
我们也可以成为最伟大的人！
审核：小青妹HK
“青年大学习”网上团课第十季第二期
又和大家见面了！
浦东团团们加油学习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