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红利”将深刻影响中国下一个十年
作者：郭磊 广发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来源：华尔街见闻（ID：wallstreetcn）
1
中国经济“刘易斯拐点”已过
中国经济大约在2011年前后度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的减退是一个事实。
从2005至今的统计抽样数据来看，中国15-39岁人口比例在2011年是一个高峰，约为总人口的40%，此后开始显著下行，2013年回落至38%，2014年至37%，2015年进一步至36%左右。15-44岁人口比例亦下降至45.1%的新低。另一个指标是人口总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2005-2011年中国的抚养比一直下行，2011年形成一个底部，此后开始逆转上行。
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在1968年提出“刘易斯拐点”的概念，它是指一国劳动力供给从加速转为减速的经验拐点。我们大致可以将2011年视为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
中国经济过去30年保持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贡献显然功不可没。高比例的青壮年人口一则保证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制造业尤其出口型制造业将由此具有成本优势；二则对应着人口流动的活跃，城市化和与城市化相关的基建、地产将由此具备结构性驱动；三则天然对应宏观上的高储蓄率、低利率和高投资率，进而形成一个“赶超型”增长。
人口红利的减退导致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有所弱化。最明显的证据是2011年同样形成了中国“高增长”和“中高增长”的一个分水岭。2011年中国出口增速还有20%，2012年就降为了7%；2011年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速还有近30%，2012年就降到了20%以下。与此对应，2011年中国GDP增速还有9.5%，2012年就一下子进入了“7时代”。
2
中国“工程师红利”正在形成
然而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线索是在人口数量下降的同时，人口素质红利即“工程师红利”正在形成。人口红利的减退往往被当作对中国经济中长期悲观的理由，然而，这一逻辑可能忽视的事实包括：中国经济自2012年起已经显著下台阶，这一点已经“Price-in”了人口红利消退的内在影响，而2016年之后总人口和劳动人口增速也在小周期企稳；同时，人口不止有数量，劳动力素质亦是供给端效率的重要影响因子之一，中国的高教育素质人口红利（“工程师红利”）正在形成：
第一，中国过去10年培养了6000万大学毕业生和450万研究生，人才累积雄厚。2000年，中国普通高等院校毕业人数大约在100万左右，2005年迅速上升至300万；2011年超过600万；2016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进一步上升至765万，比2015年增加16万。研究生毕业人数在2005年是19万，2016年已上升至年度56万。在2007年至2016年的过去的10年中，中国培养了6000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450万的研究生。
留学人员的回国是另一趋势。根据2017年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数据，截至2016年，“千人计划”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6000多人，各地引进高层次留学人才5.39万人。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的留学人员比例由2012年的72.4%增长至2016年的82.2%。
高教育背景人才的累积带来中国“工程师红利”的雄厚基础。
第二，三十年来，经历“863计划”、“973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主导的战略性科技研发的积累和突破，很多产业技术领域与国际前沿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中国于1986年启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1997年启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主要目标均为提高中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能力。2016年，中国整合863、973、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等，启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这些国家主导的战略性科技研发项目在不断积累和突破，中国在很多产业科技领域与国际前沿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第三，从经验规律看，发展中国家若能保持技术领域追赶的连续性，则存在“后发优势”（late-mover advantage）和“蛙跳效应”（Leapfrogging）。和新古典增长模型相比，罗默(Paul Romer)和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投资和内生技术进步是增长的核心驱动。
技术领域容易赶超么？学术角度一般认为相对于机制来说，技术领域的进步更容易存在后发优势。90年代，经济学家伯利兹（Brezis）、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总结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提出“蛙跳模型”，即由于旧技术的学习效应大于新技术的初始生产率，技术先进国家往往会锁定在旧技术的学习效应中；而随着技术主导权的转移，技术后进国家存在超常发展和蛙跳式赶超的现象。
第四，中国企业的R&D投入在过去几年中不断提升，如今面临一个技术收获期。根据科技部数据测算，在2005-2015年的十年中，全国大中型制造业企业研发人员数量年均复合增速为12.8%。R&D经费支出是另一个观测指标，大中型高新技术产业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十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0%。以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其购买技术经费支出自2010年起有一个快速提升，2015年则进一步加速。前期技术投入的累积效应带来后续进入技术收获期，这一点我们也能从包括上市公司案例的大量微观例证中看到。
第五，国家对创新产业的引导和地方政府竞争性的高新区建设及对创新创业产业的扶植，带来中国良好的创新环境，中国已是位居全球前列的VC市场。由于存在经济转型的诉求，中国对于创新一向比较重视，十九大报告就明确指出“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在招商引资和促进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也不断推动高新区建设和对科创企业的扶植，并普遍给予硬件环境、税收及其他政策领域的优惠。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在2005-2015年的十年中增长了4.7倍，大学科技园的数量增长了2.3倍，高新技术产业区的企业数量增长了2倍。中国整体良好的创新环境也导致它已经成为全球风险投资比较青睐的相对活跃的VC市场之一。2017年初KPMG关于风险投资市场的报告指出，尽管2016年全球风险投资市场有所放缓，但中国风险投资市场投资额达310亿美元，再创新高。
3
中国“工程师红利”进入释放期
一系列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进入“工程师红利”释放和技术赶超加速的“寒武纪时代”。一系列数据显示，中国的“工程师红利”进入释放期：
中国的权威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在快速增加。根据Nature杂志依据其测算方法（Nature index，主要根据68种全球一流期刊的论文发表数据）的排名，中国科研论文数量加权评分已经居全球第二 。论文引用率是衡量科研能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 ：2007年至2017年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共被引用19335万次，较2016年统计时增加29.9％，排名超越英国和德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数据来源：www.natureindex.com
中国PCT专利的申请量已经全球第三，按目前趋势增速可能会在两年内登顶。PCT专利申请量是衡量一国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根据WIPO数据，2016年美国、日本、中国专利申请量分别为5.66万件（同比增长-0.9%），4.52万件（同比增长2.6%），4.31万件（同比增长44%）。
初创型企业发展迅猛，中国独角兽数量占全球近40%。独角兽一般指估值已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根据德勤和投中信息发布的《中美独角兽研究报告》，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已全球第二，全球占比为38.9%。
顶层设计明确，《中国制造2025》指出要在十大领域内重点突破。众所周知，根据《中国制造2025》（国发〔2015〕28号）的发展规划，未来中国要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个领域重点突破。重点领域的发展规划也十分明确，根据《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号），中国到2020年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要达到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要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我们知道，古生物学上存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Cambrian Explosion）的现象。而一系列背景决定了当前中国“工程师红利”和技术赶超处于一个“寒武纪时代”。
4
“工程师红利”将深刻影响中国下一个十年
人口红利深刻影响中国上一个二十年，“工程师红利”将深刻影响中国下一个十年。人口红利的影响贯穿中国过去二十年。若我们以80-87年的婴儿潮作为一个观测坐标，则这一代际群体的青年时代对应低劳动力成本和中国出口产业链的兴盛，这一群体的中年时代对应城市化需求和中国地产产业链的顶峰。
那么对未来10年来说，“工程师红利”将是一个主线索：
第一， 中国经济将大概率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前期报告《四大红利将助推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我们指出，新生儿红利、消费升级红利、基建网络及新城市群红利、工程师红利是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四大红利，“新生儿红利”和“消费升级红利”保证了中国经济存在新增原发需求；“基建网络及新城市群红利”意味着中国人口流动、基建需求、制造业成本等三个基本问题继续存在连续性和可承接性；“工程师及劳动力素质红利”则提供了转型升级的雄厚基础。如果我们以未来五年人均GDP年均复合增长率6.5%、再未来五年年均复合增长率6%粗略测算，则至2020年人均GDP就可以超过10000美元，2027年前后就可以进一步超过15000美元；同时，经济结构的转型和收入差距的收窄也将出现。四大红利将助推中国经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 泛谈人口红利减退并无意义，传统人口红利减退、新生儿红利形成、工程师红利加速三者共同影响中国产业格局。人口红利减退、高杠杆约束、没有转型（走老路）是关于中国经济的三个常见的似是而非的判断。实际上，泛谈人口红利减退并无意义，中国的产业格局处于一个很复杂的人口逻辑影响下。
1） 传统人口红利在减退，低端制造失去成本优势。由于低端制造更多依附于劳动力成本，随着劳动人口比例的下降和劳动力成本的趋势性上升，低端制造将逐渐失去优势。
2） 中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将扩大“美好生活类”需求。年轻人关注拼搏机会，中老年关注生活质量。从逻辑上来说，中年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将提升对城市基建、环保、运动、旅游、医药、养老等领域的需求。
3） 为对冲老龄化，积极的人口政策将带来新生儿红利并影响相关系列产业。统计局抽样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而卫计委数据要进一步多60万。2016年中国出生率为12.95‰，已属过去15年以来最高。由于政策效果释放的渐进性和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化特征，2016年应该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估计2017年的出生率水平将进一步抬升。2016-2020年已大概率为一波婴儿潮。考虑到人口政策在空间上仍继续存在，红利覆盖时间甚至有可能更长。新生儿红利将广泛影响房地产、汽车、母婴、食品、玩具、教育等行业。
4） 工程师红利显著呈现，“高新尖”类行业受益。如前所述，人口红利在于数量和结构，工程师红利在于人口教育素质。工程师红利的形成将会有益于“高新尖”类行业。
所以，泛谈人口红利减退并无意义，传统人口红利减退、新生儿红利形成、工程师红利加速三者共同影响中国产业格局。
第三， 工程师红利将引导中国制造业升级。简单来说，人口红利推动制造业做大，“工程师红利”则会推动制造业升级和做强。
中国制造业通过供给侧改革和去产能控制了粗放式扩张；通过环保升级淘汰了环保不达标的企业、提升了产业集中度，那么下一步，通过“技改”（技术创新、技术改造）走向先进制造将是一个必然路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如前所述，这一过程的重要支撑不再是劳动力数量，而是中国正在快速释放的“工程师红利”。
第四， 沿着工程师红利逻辑，“研发收获期”可以作为我们观测产业、行业及个别资产的一个线索。从宏观角度看，一个国家从扩大教育投入，扩大技术研发和产业创新到进入显著的“工程师红利”阶段释放会有一个线索；同样，从微观逻辑看，一个行业或者企业从研发目标卡位、扩大研发投入，到研发突破和进入收获期同样有一个明确线索。在工程师红利和制造业升级成为主线的未来十年，研发收获期可以作为我们观测相关资产的一个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