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陈达飞 : 恃强凌弱的新冠，政治正确的联储——来自美国就业市场的证据
来源：原文首发《财经》
作者：邵宇（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陈达飞（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主管）
对于当前的美国社会和白宫政策而言，分配是主要矛盾。对于美联储而言，就业是主要矛盾。二者的连接点在于，“最大就业”是实现分配正义的最有效途径之一。这不仅要求美联储烫平经济波动，还要求其将劳动力市场尽量长时间地维持在“高压”状态（失业缺口为负）。
后疫情时代，由于基期效应、史无前例的逆周期政策和劳动参与率的变化等原因，官方失业率数据的噪声较大，严重低估了真实失业水平。更重要的是就业的“K型”复苏特征——低工资、低学历、边缘族裔或高龄人群等“弱势群体”的就业人数与疫情前仍有较大缺口，成了美联储退出QE的“绊脚石”。
弱势群体是拜登“逆袭”的群众基础，但新冠不讲政治，恃强凌弱，中断了疫情之前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健康运行。然而，美联储永远是白宫的延伸，推迟Taper显然是政治正确之举。
被低估的失业
后疫情时代的美国劳动力市场可用“冰火两重天”来描述——供给侧冷清，需求侧火热，这种供不应求的局面促成了典型的“卖方市场”。供给侧来看，劳动参与率和就业意愿都显著低于疫情之前。需求侧，截止到2021年5月底，非农职位空缺总数已经超过900万，职位空缺率高达6%，均为本世纪以来的峰值。接近3%的离职率也表明求职者信心十足。从2021年初以来不同工资分位数和技能水平劳动者的工资涨幅来看，低工资或低技能劳动者的短缺更为严重。
截止到2021年6月，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官方失业率已经从2020年4月的峰值（14.8%）下降到5.9%，但这低估了真实失业水平。美联储的目标是实现最大就业，而非最小失业率。“没有一个单一的劳动力市场指标能够准确地捕捉到就业缺口的大小，或识别出在不给通胀带来过度上行压力的情况下，强劲的劳动力市场何时能够持续。”（FED,2021半年报）
所以，美联储会综合考察失业率、劳动参与率、工资、平均每周工作小时数、职位空缺率、初次领取失业救济金人数、临时失业与永久失业人数的比较等。其中，劳动年龄人口的参与率（或就业率）是美联储最喜欢参考的单一指标（Powell，2021；Brainard，2021）。
就业复苏迟缓与新冠大流行冲击的特殊性或救助政策有关。根据美国Census Pulse调查，按重要性从高到低排序，“没有工作的原因”包括：退休人数激增；对孩子或老人家庭护理责任的增加；生病或残疾（与新冠肺炎疫情无关）；由于COVID-19的原因被解雇；不愿意工作；担心感染或传播COVID-19；雇主破产等。其中，“因照顾小孩或老人”而没有工作的人数合计950万，“因为新冠被解雇”的人数为600万，“担心感染或传播COVID-19”的人数近300万。统计上直接表现为劳动参与率的下降。
截止到6月底，美国（总体）劳动参与率已经从2020年4月的60%反弹至62.1%，但仍比疫情之前（63.4%）低1.3个百分点。由于失业率的计算只考虑到了劳动人数（就业人数+无工作者但于过去4周内积极寻找工作的人数），并未考虑劳动者身份的转换，也未考虑人口结构变化。所以，失业率指标失真了。如果调整劳动参与率的变化，美国的实际失业率仍高达8.6%（Furman and Powell III，2021）。按美国劳工统计局（BLS）最广泛的口径计算，美国的失业率仍高达10%，大致相当于2020年5月的水平（图1）。
在2021年中期货币政策报告中（FED,2021），美联储引用了BLS的估计认为，如果考虑疫情爆发以来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工人，以及被错误地归类为非劳动参与者的临时裁员工人，6月份的实际失业率约为8.7%，高于官方失业率2.8个百分点。这远远高于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触发条件（6.5%是重要门槛）。并且，就业的改善在边际上还出现了停滞，甚至是倒退的情况。
恃强凌弱的新冠
相对于疫情之前的趋势而言，美国总就业人数仍有约900万缺口。结构方面，受疫情影响显著的服务业和原油和汽车价格上涨影响显著的交通运输业复苏最慢。低薪岗位和非裔等少数裔的弱势群体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而这些正是助推民主党入驻白宫的重要力量（图2）。
从疫情之前美国劳动不同行业就业人员的结构（表1）可以看出，“弱势群体”受疫情影响更为显著。在受疫情影响的6大“前沿行业”中，共有约3,200万从业者，占16岁以上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为21%。从族裔结构上看，白人在前沿行业中分布的比例（58.8%）均低于其平均值（63.5%），非裔（17%）高于其平均值（11.9%），拉美裔（或西班牙裔，16.3%）大致相等（16.8%）。分学历水平而言，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在前沿行业中分布的比例较其平均水平更低，高中（25.8%）和部分大学（36.3%）则高于其平均值（24.5%和32%）。
所以，新冠病毒有种“欺软怕硬”的特征。按工资将就业者划分为3个组别，相比疫情前（2020年1月），截止到2021年5月底，最高工资岗位的就业人数已经净增加了7.4%，中等工资岗位就业人数与疫情前持平，低工资岗位比疫情前低22.2%。弱势群体显然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况，这与拜登新政的目标不相符，也是货币政策更加注重分配效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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