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与一本书
是否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没有刘少奇，是否会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
当然，在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肯定会注重党性修养的建设和强调，但是会不会这么机缘巧合让刘少奇首先阐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呢？
假设在历史中是不成立的。但本来由康生主讲的课程，因为客观原因，临时由刘少奇去替代，于是偶然性中似乎有了一种必然性，刘少奇去讲了后就引起了党内同志的强烈反响，于是也就有了讲稿的发表、出版。
一个人成就了一本书，一本书指导了一个政党的修养品质，乃至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因此，我们就有必要了解刘少奇1898—1939年的生平活动与思想。之所以要介绍刘少奇1939年以前,也即他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之前的生平活动与思想，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一是，虽然说起来，大家似乎对刘少奇比较熟悉，但真正对他由一个农家子弟，成为革命者，并逐步成长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的革命履历，则未必很深入地了解。所以有讲一讲的必要。
二是，更重要的，通过对刘少奇早期革命经历的了解，或者说通过一个革命者成长过程的了解，我们可以发现，刘少奇之所以能够把党性修养理论化，系统化，是基于他本人的革命实践。换句话说，他本人就是党性修养的典范。这就是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特别强调的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锻炼党性修养。
正因为此，所以他能够对这样看似枯燥的问题，以“现身说法”来谈，才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从而引起党内同志的反响与共鸣。正如邓小平在刘少奇的追悼会上致悼词中所说：“刘少奇同志言行一致。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广大党员提出的党性锻炼的要求，自己都以身作则地实践了。”
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出生于宁乡县花明楼乡炭子冲，祖籍江西吉水县。原名刘渭璜，后改为刘卫黄。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分家时，从祖父那里继承了60亩田地，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刘少奇并没有满足于过少东家的生活，而是走上了“舍家为国”的革命道路。
1916年高小毕业后，通过插班考试，进入宁乡驻省中学二年级就读。1917年3月考入长沙陆军讲武堂。由于军阀混战，10月份讲武堂被战火烧毁，无奈之下刘少奇只得回到农村老家。
但已经接受了新思想的刘少奇，十分厌烦家乡死寂一般沉闷的生活状态，便于1919年初独自来到长沙，继续求学。
全家人尤其是母亲十分担心，于是想出一个主意，即以母亲病重为名骗他回家，并准备了一门婚事，让刘少奇与周氏完婚。但已对旧制度旧生活产生了强烈叛逆思想的刘少奇，于拜堂的第二天凌晨，就悄悄离开家里，返回长沙，到育才中学求学深造。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消息迅速传到长沙。为了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也为了准备赴法勤工俭学，1919年夏，刘少奇和一些进步学生来到北京。
在京期间，一方面参加爱国运动，一方面则利用空余时间参加考试。他先后报考了北京大学和陆军兽医学校，经过考试，不久，刘少奇就得到这两所学校录取通知书。但刘少奇最后并没有按照常人的思维，选择去读鼎鼎有名的北京大学，也放弃陆军兽医学校。
几经周折，刘少奇选择到离北京不远的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留法预备班的教学方式别具一格，采取的是半工半读制，上午上课，下午劳动。
学习和劳动内容包括法文、机械学、木工、钳工、锻工、翻砂等技术，学制一年。新中国成立后已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刘少奇很自豪地回忆了这一阶段的学习：“我青年时在保定育德中学上过一年半工半读，……上午上四小时课，下午做四小时工，书也读了，身体也很好，还能赚钱。……一年的半工半读，我们学会了打铁、翻砂、钳工、车床工、模样，五样都学了，还学了一门法文，准备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后来我没去。”
由此可见，这一段时间不长的学习，给刘少奇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而且进一步培养和锻炼了他热爱劳动的优秀品格。
1920年6月从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毕业后，原来可以免费赴法的规定变了，不仅自己要承担费用，而且还比一年前增加了。无奈刘少奇只好返回长沙筹钱。但不久传来赴法受阻的消息。
在赴法留学的愿望不能实现的失望彷徨之中，有一天,刘少奇偶然翻阅长沙《大公报》，看到上面有一则消息，报道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湖南青年赴俄勤工俭学。
于是辗转找人联系介绍，功夫不负有心人，1920年初冬，刘少奇和任弼时、萧劲光等结伴从长沙乘船，前往上海，来到上海法租界内的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就读。
来到这里就读的学员，基本是通过各地共产党组织和革命人士推荐和选送。在这里主要学习俄语和革命理论，然后有组织地安排前往莫斯科深造。
1921年5月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结束在上海的学习，乘船前往苏联。途中经历了千辛万苦，除了要躲避军警的盘查追捕，还要克服十分恶劣的物质条件，意志薄弱者是绝对坚持不下来的。
经过2个多月的艰难旅行，终于7月9日到达莫斯科。通过组织协调安排，他们很快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也就是在学习期间，1921年冬，刘少奇等在学校转为中共党员。入党介绍人是罗亦农和袁达时。
对于莫斯科这段时间的学习，刘少奇后来回忆道：“在东方大学学了八个月跑回来了，也算取了经，取到的经不多就是了。当时我们学得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懂得组织上的一些东西，讲纪律、分配工作不讲价钱、互相批评、一切服从党，这些东西我脑子里种得很深。
”由此可见，这段学习对于刘少奇的重要影响，使他的身上具有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立场、服从组织、严格遵守纪律、勇于作自我批评等优良的党性修养。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1926年10月21日刘少奇从广州抵达武汉，开始组建全总办事处并为全总机关迁往武汉做准备，同时参加湖北全省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受命担任全总汉口办事处秘书长，与办事处主任李立三一起领导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河南六省的工人运动。在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32年冬，刘少奇离开上海，秘密前往中央苏区。
1933年4月被任命为劳动人民委员部副部长。
1934年7月，刘少奇又奉命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从瑞金来到省委驻地长汀。
他在福建工作，只有两个来月。这是中央苏区最艰难的时期。
1934年10月10日，刘少奇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以江西和福建为主的中央苏区，进行艰苦卓绝的转战略转移（史称长征)。
在长征途中，刘少奇先后担任红八军团中央代表、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筹粮委员会主任。党中央长征达到陕北后，刘少奇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领导开展工会工作。
随着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局势的变化，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刘少奇为中央驻北方代表，到华北指导北方局工作，建立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新政策。
张闻天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就派刘少奇到北方局工作的情况作说明：“北方局目前有三个人在那里工作。工作情形怎样不清楚，只听说反帝工作有开展。不论工作怎样，它管理的范围很大，与满洲、太原、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为加强对北方局的领导，需派得力的同志前往。少奇可以去。”
“去了之后要大胆的运用党的策略，同时还要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联系起来。如城市不能站脚，可到乡村或游击队中去。中央代表机关的设立更需要社会化，要找出各种社会关系加以利用。”
“因为我对北方地形不熟，难以给以具体的指示。我想主要的是党的新的路线在实际环境中具体运用。”由此可见，这次刘少奇又是作为“得力的同志”，以“拓荒者”的身份，进行披荆斩棘的工作。
七七事变后，1937年7月28日，刘少奇、杨尚昆抵达太原。阎锡山派他的亲信梁化之同刘少奇在山西大酒店见面，刘少奇告诉梁化之：“我们是北方局，是来抗日的，不是来挖墙脚的。”“发展统一战线，是为了抗日救亡，为了中华民族，不是为私利，不应有谁挖谁的墙脚问题。我们之间是可以长期合作的。在统一战线中阎先生是会发展的，共产党当然也要发展，限制我们的发展那是不行的。”
1938年9月 29日至11月6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10月28、29日，刘少奇用两天时间在全会上报告了抗战爆发前后党在华北的3年工作。并提出“巩固华北”的方针。
基于此，六中全会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了加强党对华中工作的领导，1938年11月9日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随后组织力量深入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此后，刘少奇的工作重心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华北来到华中。
1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河南渑池县，在这里停留了一个多月。1939年3月下旬刘少奇回到延安，出席中央召开的会议。7月8日在马列学院讲课，7月12日在中央党校讲课。9月15日，刘少奇离开延安，再次奔赴华北前线。同行的有准备前去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的徐海东。
为了安全，徐海东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344旅少将旅长的公开身份行动，刘少奇则以徐海东的中校副官的名义随行。
从1898年到1939年刘少奇的生平活动来看，尤其是他参加革命，逐渐成长为党的高级领导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和品质。
以上所述刘少奇的生平活动告诉我们：
第一，刘少奇投身革命的经历证明，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所以他能够“现身说法”给大家谈理想、谈信仰、谈忠诚；
第二，刘少奇在党内工作辗转各地、担任不同职务，不管在哪里、在哪个岗位上都是踏踏实实，体现了服从组织安排，严格要求自己的纪律品质；
第三，刘少奇经历了党内斗争，多次受到不公正对待，挨批评、被撤职、受处分都经历过，但是对党和革命事业忠贞不渝，丝毫没有因为自己的“委屈”而动摇，所以他能够坦然地跟大家谈如何对待党内斗争；
第四，刘少奇具有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知识，这是他写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基本功底，而这与他喜欢读书学习、喜欢思考有直接的关系；第五，总之，丰富的革命实践，坎坎坷坷的成长经历，使刘少奇在党内成长为一个受到大家敬重的“老领导”，他把自己对党的忠诚，形成了理论，来塑造中国共产党，从这一点来看，一个人与一本书的关系多么重要！
正如邓力群所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是一切优秀共产党员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的高尚品格的结晶，也是刘少奇同志自己理想信念、道德风貌的写照。”
这就是本书为什么要特别叙述刘少奇这段生平思想活动的原因。这契合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作者，本人就具备了优秀的“共产党员的修养”。其现身说法的说服力、感染力便不言而喻！
来源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