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你生活品质的10个经济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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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经济学关注人的行动，而且关注人们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行动。只有这样，我们对于整个经济现象才能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学习经济学，重要的不是记住某项具体结论，而是学会正确的思维方式。
究竟怎样才能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在我看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可以归纳为十个方面：
1 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
在现实中，人的各种行动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行动就是改变现状，而之所以要改变现状就是由于对现状不满，其中必然有对于某种价值的追求。
经济学关注人的行动，而且关注人们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行动。只有这样，我们对于整个经济现象才能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2 只有个体才有能力决策
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行动能力。人要行动，就必须思考，需要搜集信息、进行分析判断，然后做出决策。这些活动只有个体才能完成。
我们常常使用群体、集体、政府、国家等概念，说它们做了某某事，这让我们以为集体似乎也是能行动的。
但这种说法只在隐喻意义上才是对的。事实上，集体本身不可能行动，只有集体里面的人才能行动。一些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习惯把集体、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单位，并把它们想象为没有自身利益诉求、完全大公无私的。
如果是这样，很多问题就很难理解，例如，为什么政府会有腐败，为什么所谓的“集体决策”经常没有效率等。
而一旦我们摒弃了这种集体主义的分析角度，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来重新审视这些问题，一切困惑就迎刃而解。
3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过，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经济学，那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里，要为午餐所付的那个“费”，就是“机会成本”。
人类有很多的欲望。但不幸的是，用来满足欲望的资源却总是稀缺的。
比如，我们常说的钱不够花，就是指，相对于花费而言，我们拥有的钱是稀缺的。
也许有人会说，大富翁们总该不受稀缺的困扰了吧？其实不然。尽管他们并不缺钱，但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也受稀缺性的约束。
因为稀缺性的存在，人们在行动时就必须有选择，为了得到一样东西就得放弃另一样东西。所谓“机会成本”，就是你为了达成某项目的所要放弃的最大的价值。
举例来说，如果你现在面临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年薪10万元的大学教职，另一个是年薪50万元的投行交易员，那么在不考虑非货币利益的前提下，选择去大学任教的机会成本就是50万元。
虽然人们在个人决策时比较容易理解“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在考虑公共福利提供等问题时，却很容易忘记这一点。
相对于私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往往更低，因此那些本想获取“免费午餐”的人最终得到的往往是一份更加昂贵的午餐。
4 人在边际上做选择
经济学所要关注的问题，通常不是极端的非此即彼，而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比较，也就是对“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权衡。
举例来说，我们不会只买衣服不吃饭，也不会只吃饭不买衣服，而会考虑是多买些食物而少买些衣服，还是多买些衣服而少买些食品，这样的选择就是边际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边际”概念的引入破解了经济史上的一个著名难题——水和钻石的悖论。
19 世纪的经济学家们曾一直困惑于一个问题：为什么对于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水价值很低，而对人类生存可有可无的钻石则有很高的价值？
对于这个问题，古典经济理论并没能给出很好的解释，而从“边际”的概念入手，这个问题则很容易回答。
这是因为，物品的价值是由它带给人的边际效用决定的虽然水很重要，但是由于它很多，因此在边际上多一滴、少一滴对效用的影响不大；
而钻石虽然无关紧要，但由于它很稀少，因此在边际上多一颗、少一颗对效用的影响很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钻石的价值要远远高于水。
5 自由交换是互利的
人们在资源占有上可能有丰寡之别，在个人特质上可能有各自差异。这些差异性的存在，给通过自由交换，改进彼此的收益创造了巨大的空间。
举例来说，我手里有一瓶水，并且我认为这瓶水对我而言值1元钱，而你却认为这瓶水对你而言值2元钱。
那么，如果我用1. 5元把水卖给你，我们双方就都相当于赚了0. 5元钱，这场交换活动让我们双方都获益了。
交易自由是双方都获益的前提。如果我强买强卖，非要用5元钱把水卖给你，那就是在增加我的收益的同时，减少了你的收益。
我们常说，市场经济下是“等价交换”，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如果一件商品对你我的价值都一样，那么交换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小。
只有我们对某件商品的评价存在差异，自由交易才会发生，交易一旦发生，就为双方都创造了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愿交换一般都不会是等价的，而是伴随着价值的创造，也就是财富的创造。区域贸易、国际贸易，本质上也都是个人之间的交换。自愿交换能促进交易各方福利的增进。
而那些阻碍贸易自由的政策壁垒，很多都是打着维护“公众利益”、“国家利益”的旗号，事实上却剥夺了公众改进福利的机会。
6 分工是进步的源泉
分工是和交易相联系的。如果没有分工，人类的交易就会很少。有了精细的分工，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才能更加频繁地开展。
分工是市场规模扩大的结果。如果没有市场就不会有分工，只能自给自足。
市场的扩大促进了分工的细化，分工的细化导致了技术进步与创新，进而促进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反过来又使得市场进一步扩大……如此反复，就是经济良性发展的整个过程。
为什么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的扩大。一方面，各项改革措施废除了所谓的“投机倒把”等罪名，为国内贸易扫除了障碍；
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则开启了巨大的国际市场，这两方面都让市场规模急剧扩大了。
随着市场的扩大，良性循环就启动了，“中国奇迹”产生的奥秘就在于此。
7 结果比动机更为重要
在现实中，人们常常以动机来判断某项行动的好坏；但经济学家却认为，即使一项行动的出发点是利己的，只要它的结果是利人的，那么这项行动就符合市场道德，值得肯定。
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论述道：“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于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的打算。”
屠夫、酿酒师和烙面师虽然有着利己之心，但客观上做出了利人之行，因此值得赞许。
相比之下，那些利人的动机导致的损人后果倒是十分值得重视。
例如，政府希望实现充分就业，让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可干。
但是，如果政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规定所有企业一旦雇用职员就不能解雇，那么企业雇用员工时就会更加慎重，反而让更多的人难以找到工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曾说过：“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的。”这一忠告我们应时刻谨记。
8 自由竞争是件好事情
让“利己之心”产生“利人之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由竞争。没有自由竞争，“利己之心”就只能导致“利己之行”。
中国农村有句老话，叫“匠人要发，房子快塌”，意思是工匠要发财，就必须把房子的质量盖得差一点。
只有房子一盖起就塌，才能不断有生意。但这个发财“秘诀”只可能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才有用。
如果有竞争，为了争夺生意，工匠们必须提高建筑质量，让消费者满意，那些盖房质量差的工匠就不会有生意。
尽管自由竞争是好事，但在现实中却频频遭受非难。经济学大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说过：“‘竞争’这个名词背负恶名，而且还包含某种利己心和对他人的福利漠不关心的意思。”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它颠覆了传统社会的模式。
在传统社会中，所有的生意、交往只有在熟人之间才能发生，这看起来很有人情味。而自由竞争让人们对于邻居和陌生人差不多一视同仁，这似乎大大冲淡了社会的人情味，因而会招致一些人的厌恶。对此，我们必须看到，所谓“人情”，其实是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的，超出这个圈子时，人们往往相互敌视。恰恰是自由竞争改变了这一切，让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
9 制度比人强
宗教和传统道德哲学多以改变人性为目的。但在经济学家看来，人性是很难改变的，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制度来改变人的行为。
例如，在人民公社时代，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很低，农作物经常歉收。
而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但粮食产量却大幅度增加。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在于激励制度变了，而不是人性变了。
有一些人说，经济学家只重制度，而不重人性。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事实上，人性和制度是相互影响的。
在制度不健全的国度，往往也伴随着各类腐败的盛行；而在制度健全的国度，腐败就相对较少。
这说明，有些看上去是人性的问题，其实归根到底是制度的问题。
那么最重要的制度是什么？
产权制度和个人自由。只有个人财产得到有效保护，人们才有积极性创造财富，才有技术创新；而只有在个人享有充分自由的前提下，人们才会将个人的善变成社会的善。一个制度如果缺少了这两项要素，就不能算是好制度。
10 世界是不确定的，企业家是最重要的
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但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受许多非行动者控制的因素的影响，其复杂性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这就是世界的不确定性。
世界的不确定性创造了我们对企业家精神的需求。
企业家就是那些最善于对未来做出判断并愿意为此冒险的人。
如果没有不确定性，每个人都有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决策就只是一个计算程序，就没有企业家的用武之地。但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如何判断未来，如何收集和加工信息，就成为人们做决策的首要任务。
正是由于那些最善于判断未来并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家发现了没有满足的市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新产品和新技术，过去两百多年的经济进步才成为可能。
张维迎PK林毅夫，当下经济学界最激烈的争论
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需要产业政策？张维迎、林毅夫近期又争起来了。其实早在2年前张维迎教授在2014年11月14日在北大国发院“朗润•格政”活动《中国的奇迹》出版二十周年研讨会上当着林毅夫面就详尽指出了林毅夫观点的错误之处，林毅夫教授也当场做了回应。供读者参考。
1、后发国家保持长时间持续增长很难说是奇迹
哈耶克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指出，缺少自由的国家可以利用自由国家发展起来的技术保持一段时间的高增长。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些落后国家之前没有发展。
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经济增长奇迹应该是英国和美国。由于工业革命，英国从一个边陲岛国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引领者。美国则从一个南北战争之前80%以上人口都在农村的农业国家，在30年后的189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中国的经济增长值得我们高兴。这说明，人只要有自由，就会有发展。中国过去30年之所以取得这么好的成就，就是总体而言政府管的越来越少，虽然中间有所反复。目前之所以还有很多问题，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目前弥漫着一种过度自信的气氛，一方面反对普世价值，另一方面期望把中国的经验变成普遍的规律用来指导其它国家。
实际上，中国过去30多年在持续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并没有创造能对人类未来发展提供重要推动力的新技术。英国产业革命期间创造蒸汽机，带来了机械化；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30年里在电器以及汽车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我们不能够谦逊地对待成就，我们就可能走向反面。
2、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存在矛盾
林毅夫教授的经济学说始终强调经济发展要利用比较优势；与此同时，林毅夫教授也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利用比较优势。这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也与历史上的经验不相容。
理论上，最初提出比较优势理论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以及后来强调分工带来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杨小凯教授都认为，市场是最有效发挥比较优势的制度。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比较优势没有得到发挥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市场的作用被否定了。存在市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比较优势。比如说，陕北缺水，农民不会自发选择种水稻。然而计划经济则可能要求农民在没有水的地方种水稻。
3、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
社会进步和人类富有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来源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可惜的是，目前正规的经济增长模型都缺少企业家这个关键因素，因为他们假设所有人都同样聪明理性，这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缺陷。诚然，企业家有可能判断错误，但是他们与常人不一样，一旦成功便可以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好处。
正是因为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产业政策的负面作用才更加鲜明。40年前，比尔·盖茨预计未来将会是一个计算机的世界，所以他一头扎进了软件产业。产业政策能够取得积极作用的前提是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去判断未来，然而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政府官员的优势并不在于能够更准确地判断未来，而在于能够在现有的官僚主义下循规蹈矩地做好本职工作。
在体制层面上，也并没有相关的激励促使政府官员冒巨大的风险制定未来才能证明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各国的产业政策大部分都失败了，就是因为产业政策在本质上与企业家精神是不相容的。
在实际操作上，正确有效的产业政策的制定非常困难，不论是企业家还是科学家都难当大任。首先，企业家本身随着时代变化，过去成功的企业家也不是判断未来的最好人选。假如1990年美国任命比尔·盖茨负责制定产业政策，那么互联网肯定会遭受重大的打击，因为当时比尔·盖茨只在乎个人计算机，而不看好互联网。
其次，即便由最前沿的科学家组成产业政策委员会，也只能看到某一个领域上的技术变化，而无法像企业家一样看到人类本身的需要。更不要说由政府官员制定的产业政策，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其无用甚至有害。比如，地方政府希望将光伏产业扶植成主导型产业，用土地、信贷和税收等优惠来招商引资，导致过度进入的潮涌现象。
4、重新思考战略与体制的关系
林毅夫教授认为政府为了推行赶超战略，不得不扭曲体制。但究竟是体制导致了战略，还是战略导致了体制，是很值得进一步深究的。
从历史上看，最初主张推行计划经济的人并不是出于赶超的目的，而是基于防止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需要。一旦实施了计划经济，政府肯定要折腾。出于执政合法性的需要，政府不可能提出一个倒退的战略，所以只能赶超。一旦存在这种赶超战略，企业家精神就会遭遇打压，否定个人权利和市场的存在。
讨论体制与战略的问题，实际是在讨论究竟政府是个人实现幸福的工具，还是个人是政府实现某种战略的工具的问题。如果个人可以成为实现政府某种战略的工具，那么实施国家战略存在合理性。反之，如果政府是实现个人幸福的工具，那么就应该保证更多的个人自由，促进市场体系建设，让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
林毅夫回应：
张维迎教授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第一，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之所以发展不好，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自由。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就是自然经济，“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是相当自由的，当时政府的力量对生产没有多大影响，基本上就只是收税，但仍然发展不好。此外，从欧美等国的经历来看，工业革命的产生与企业家精神有关，但是它还有赖于基础科学的革命和产权制度的建立。基础科学的革命不受企业家精神影响，而是政府支持的科学家推动的，政府部门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专利制度的建立也是政府的工作。如果说中国落后是因为没有自由，我觉得这个解释没有抓到现代经济出现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本原因。
第二，张维迎教授认为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存在矛盾。我觉得比较优势有静态和动态之分，在发挥动态比较优势时，政府的作用很关键。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的禀赋结构会发生变化，一些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得符合比较优势，这时就需要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变化，既会面临很多外部性的问题，也会面临很多协调的问题，比如对基础设施、金融支持、法律服务的要求会相应变化，这些变化不是单独企业家能够做的，必须要由政府协调不同的企业来进行，或由政府来提供。
第三，张维迎教授认为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国富论》里面没有提到，但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熊彼特做了深入的阐述。不过，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层面的创新，或者技术运用方面的创新。这些创新建立在基础科研跟公用技术的突破之上，而基础科研跟公用技术的突破大多是政府支持的，即使美国到今天也还是这样。以大家津津乐道的乔布斯为例，1976年推出的苹果I型计算机是建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支持的计算技术的研发成果上，2001年推出的IPOD和其后的IPHONE也是建立在政府资金支持而研发出来的卫星定位、声控和大规模储存等新技术上的，乔布斯的天才在于把这些新技术组合开发成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政府对基础科研的预算支持是有限的，需要有战略性的选择，哪些支持，哪些不支持。这就是产业政策的作用。
潮涌现象的出现不是产业政策导致的。如前所述，上世纪90年代美国没有互联网的产业政策，同样有互联网的潮涌现象。我同意大部分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我们要避免产业政策的失败，也要避免没有产业政策的失败。所以，应该研究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能够成功，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所要做的贡献的地方。
最后，张维迎教授认为国家发展战略侵犯个人自由。我的观点是，在结构变迁过程当中，如果政府不因势利导解决问题，不对基础科研、基础设施、教育、金融等进行完善，那么企业家精神也发挥不出来。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只要是对的，其实能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