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自述："有人传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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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局级内参按：

5年多之前的2014年6月，86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国务院前总理李鹏再推新书。这本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的《李鹏回忆录（1928—1983）》，是李鹏亲自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全书约48万字，不但详细记述了李鹏在55年中的工作、学习经历，而且还披露了大量的家庭生活细节。

李鹏也特别提及，“周总理、邓妈妈与我的关系，就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有人传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周总理、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子弟，不止我一个，他们同样关心爱护其他战友的子女。”

一家人的命运起伏，经由李鹏平实而生动的笔触，铺陈在读者面前。以下摘录的，是略有删节的自述。

新华文摘李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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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的全家福

1984年10月2日，李鹏在北京百万庄与岳父朱己训（前排中）及全家人合影。前排右一为朱琳，后排左起依次为：李小鹏、李小琳、李小勇。

父母都是富裕家庭走出的革命者

说起家人，对李鹏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自己的父母。在他的记忆中，父母虽然出生于富裕家庭，但后来都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父亲甚至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的祖父叫李天祺，祖母叫何圣熙，我都没有见过。我们家在当地是一户比较富裕的家庭，我的祖父是做生意的。据说我的先辈是从湖北省麻城县城移民过来的（指四川省宜宾庆符县，今属高县）。

我的父亲李硕勋出生于1903年2月23日。他在家中排行属三，上面有大哥和二哥，大哥经商，二哥在当地教书，下面还有一个妹妹。

在宜宾、成都读书期间，李硕勋参加学生运动，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从事革命活动。1922年底，因遭到军阀通缉，他辗转来到北京读书，后进入上海大学学习。1925年，李硕勋在杭州结识了准备报考上海大学的赵世萱。1926年8月，二人结为终身伴侣。

我母亲于1903年1月17日出生在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她原名赵世萱，后改名为赵君陶。我的外祖父叫赵从善，外祖母叫陆碧莲。外祖父精于管理，生意越做越大，赚了不少钱。他们膝下共有九个孩子，五男四女，我的母亲排行第九。

1926年，李硕勋和妻子受中央派遣到武汉工作。1927年南昌起义后，他赴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后被留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和赵君陶的长子李鹏出生了。

李鹏父母。1926年8月，李鹏的父母李硕勋、赵君陶在上海结婚。

1928年10月20日，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号。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正在浙江省从事党的白区工作，未能陪伴在母亲身边照顾她。过了半年，到1929年3月，我父亲才奉中央的调动，回到了上海。这时候我已经快半周岁了，父亲见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心中十分高兴。他就问母亲：“给他取名字了吗？”母亲说：“还没有呢，等你来取呢。”他好像胸有成竹，说：“他在我们李家属于‘远’字辈的，就叫李远芃（音同鹏）吧。”我母亲不假思索念出了白居易的一首诗《贺雨》，其中有两句是“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我父亲说：“‘芃’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这说明我们家又多了一个革命的后代，我希望他能够像茂盛的草木一样，永远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

1929年春，李硕勋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后被任命为红七军政委，接替原政委邓小平。

就在他抵达香港准备转往红七军时，突然接到中央电报。原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蔡和森不幸被捕，英勇牺牲。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中央任命我父亲为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军委办事机构那时设在香港九龙。不久，经过组织上的批准，我的母亲带着我一起来到了香港，见到了我的父亲，一家人团聚了，十分高兴。

短暂的团聚后，根据工作需要和省委的指示，父亲只身一人赴海南岛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不幸的是，他一上岸就被国民党密探逮捕了。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有叛徒出卖；还有一个原因，他是四川人，不懂当地方言，在海南又没有任何关系掩护，很容易暴露。

我的父亲被捕后，在狱中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据后来一位被营救出狱的同志回忆，敌人对我父亲进行了各种残酷折磨，以至两条腿都被打断了。身份已经暴露，为了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始终咬紧牙关，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作出任何出卖党、出卖同志的事情。

在狱中，李硕勋感到凶多吉少，写下遗书，托狱中同情共产党的人将信带到香港。直到1931年9月他去世后，这封遗书才被辗转交到赵君陶手中：

“陶：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勋九·十四”

当时，赵君陶已有4个多月的身孕，只能先带着李远芃回到上海。在上海，她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李远芹（后改名李琼）。1932年秋，赵君陶带着一对儿女从上海回到重庆，一度在宜宾老家短暂停留，后前往成都。

在成都，我们住在二舅家。二舅家位于西御西街113号。以后，这里成了四川地下党川康特委的重要秘密活动点和联络点。

母亲的自尊心很强，她对我二舅、二舅母讲：我不能天天待在家里，也要出去找份工作，赚点钱，来供养儿女上学，补贴日常开销。就这样，我母亲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一直以教书为生。

我于1935年的秋季开始上小学。我的母校是四川省立实验小学，其间也经历了一些变动。

1939年，赵君陶被调到重庆从事保育院的工作。

当时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战时儿童保育会，由宋美龄担任会长，还有一些妇女界的名流担任委员，邓颖超就是其中之一。同时成立了若干个战时保育院，我母亲被邓颖超推荐到战时保育会直属第三院当院长，直接受邓颖超的领导。她在那里工作了6年零8个月，直到抗战胜利，收留了800多个儿童和少年，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挽救过来，使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我母亲还接受党的任务，承担了秘密工作，在保育三院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

与母亲分别后，李远芃先是随邓颖超赶赴成都，后被送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学习。1940年秋开学不久，他接到通知：准备去延安。

1941年2月，一支百余人的队伍几经波折，终于抵达延安。途中，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帮李远芃改名为李鹏。这个名字，他一直沿用至今。

离开延安后，李鹏曾进入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学习，1946年7月毕业后，他希望赶快到工作岗位上去锻炼，并选择了电业。1948年9月，李鹏赴苏联留学。他听从任弼时“应该学习经济管理和自然科学”的意见，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水电专业继续深造。

我到苏联后，听说我母亲已不再担任东北保育委员会主任，她也不愿意在妇联工作，而愿意从事她热爱的教育事业。经蔡妈妈（即蔡畅，编者注）批准，她到哈尔滨第四中学担任校长。

建国后，赵君陶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在中南教育部工作时，她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后在天津创办南开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到北京后又参加了北京化工学院的创办工作，1985年冬在北京逝世。

几位长辈都是革命干将

除了父母，李鹏的其他几位长辈也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留下过深刻印记。

我的二舅赵世珏，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进入川军刘文辉的部队，是一位中级军官。二舅夫妇膝下只有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赵令瑗（后改名赵石英）。他抗战时期在延安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察冀地区工作，全国解放后到天津工作，以后调到北京，在国家科委工作，是个局级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吃了很多苦头。平反后，组织上安排他去组建专利局并担任负责人，按副部级待遇。可以说，他是我国专利事业的开创者。

我的三舅赵世炯，信仰读书救国，从北京的一所交通通信学校毕业后，进入邮政电信机构工作。他对我们全家，特别是我的五舅赵世炎、我的母亲和我的三姨赵世兰，尤为关照，在整个革命斗争中也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帮助和援助。解放后，邓颖超专门给赵世炯写了一封信，称他为“三哥”，要他从杭州到北京邮电部工作。

我的五舅赵世炎，早在1920年就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建立了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前身），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他参与领导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1927年7月19日，赵世炎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杀害了，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代理书记。

李鹏的三姨赵世兰，是党内几位比较有名望的老大姐之一。因为年龄较长，一些老同志如邓颖超、蔡畅、刘亚雄等都称她为“大姐”。

她1919年随全家从酉阳迁往北京，后来上了北京女师大，1925年参加反对校长赵荫榆的斗争。

三姨是中共五大和八大的代表、全国妇联常委。新中国成立以后，她在燃料工业部担任人事司司长。后来，燃料工业部一分为三，成立了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和石油工业部。三姨担任煤炭部机关党委书记。

三姨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她在煤炭部干部中，包括在知识分子中，享有较高的威信。可她也成为造反派斗争的对象。

1969年1月8日，赵世兰含冤去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

邓颖超和李鹏（后排右）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前的合影

并非“周伯伯”养子

特殊的家庭环境，让李鹏自小就与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陈云等革命先辈有过不少接触。

李鹏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是在1940年秋。当时，正在育才学校学习的他接到准备去延安的通知，便和母亲赶往重庆，来到位于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和别的烈士子女一样，他亲切地称呼周恩来夫妇“周伯伯”和“邓妈妈”。

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兴，对邓妈妈说：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越长越像硕勋了。邓妈妈说：我看更像君陶。大家哈哈大笑。

有一天，周伯伯问我：你在育才学校学习什么功课？我说在社会科学组。他听了以后，从桌子上随便拿了一张《新华日报》，叫我把社论念一遍。我很流利地念了一遍。他说：你能不能把这篇社论的要点给我讲一讲？我当即根据自己的归纳讲了几点意见，都是比较中肯的。他听后对我大为称赞。于是这件事情在曾家岩传开了，说育才学校有一个小孩，小小年纪就能背马列主义。这当然是误传。

到延安后，李鹏和周恩来、邓颖超有了更多的接触。有两件事，周恩来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件事，有一次我到周恩来家。我看到有一本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就拿起来看了一下，然后又把它放在书架上了。不料第二次见到周恩来时，他问我：那本书你是不是拿走了？我说：没有，我没有拿。他看我委屈的样子，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一次去周恩来家。他告诉我：那本书找到了，委屈你了。停了停，他又说：但是我还是要批评你，你没有把书放回原来的位置，以致我一时找不到。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做事是那样的严谨，那样的有秩序，他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二件事，我以后再去周恩来那里，总是看见他在接待来访的客人，好像是外调人员。那个时候延安的审干运动还没有结束，周恩来对党内的情况非常熟悉，许多同志都和他共过事或者有过接触。这些同志是被怀疑的对象，正在接受审查。我看见他每次接待来访的同志，总是那样热情，先请他们坐下来，认真听取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并用他那受过伤不能伸直的右臂认真地做记录，然后尽他所知，向来访者或来外调的人说明情况。他这种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工作作风，对解放许多被怀疑的对象和平反许多冤假错案起到了积极作用。

也许是因为交往密切，外界一度盛传，说李鹏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子。对此，李鹏在回忆录中作出了回应。

周总理、邓妈妈与我的关系，就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有人传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周总理、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子弟，不止我一个，他们同样关心爱护其他战友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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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畔一见钟情

李鹏还详细追忆了与妻子朱琳相识相爱的点滴往事。

我和朱琳同志相识，是在松花江畔的东关宾馆。1957年元旦之夜，按照惯例，吉林市政府邀请苏联专家、有关厂矿的负责人同吉林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举行联欢会。

作为丰满发电厂的领导，李鹏参加了联欢会，并在会上初识朱琳。那时她还叫朱霁凌，在102厂专家翻译室工作。联欢会开始后，首先是时任市长张文海讲话，他点名要“小朱”来翻译。

这时从第二排走出来一个姑娘，大概20多岁，穿紫红色女式套装，梳了两条辫子，有一双明亮自信的大眼睛，五官端正，举止大方。

朱霁凌根据张文海讲话的意思，把一些难懂的古语译成比较易懂的话。坐在第一排的苏联老专家默契地点头，她圆满地把场面应付下来了。我懂俄文，又在苏联学习了那么久，知道她的翻译是意译。她的俄语发音很好，翻译的语言也比较正确。

这位漂亮的姑娘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虚岁已经29岁了，之前，虽然有过选择女朋友的机会，但都不太合心意，所以一直单身。那个晚上，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对她一见钟情。

会餐时，李鹏碰巧和朱琳坐在一桌。之后的舞会上，他也始终注视着朱琳，发现她的舞姿很美、很动人。

我鼓足勇气，走到她面前说：“可以请你跳舞吗？”她看了看我没说什么，只轻轻地点点头，这样我们跳了第一场舞。我灵机一动，用俄语与她交谈，通报了姓名。

在场的还有我认识的其他舞伴，但我没有任何兴趣再和别人跳舞了，只想着怎样才能再和朱霁凌跳一次舞。几段音乐又过去了，她恰巧停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又一次勇敢地走上去说：“可以再请你跳一次舞吗？”她看了我一下，微微点点头，这一次似乎比上一次热情一点了。这次跳的是华尔兹，我们配合得不错。

第二次共舞，两人用俄语相互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可话还没说完，舞曲就结束了。退场时，李鹏赶忙跑到礼堂门口，抢在苏联专家前和朱琳握手告别，然后才和几位相识的苏联专家告别。

以后我才听说，她在车上和一位女翻译说：“李鹏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礼貌，跑过来先和我握手，然后才和苏联专家握手。”那个女同志笑着对她说：“他对你有意思，你小心一点。”

专家为媒喜结连理

初次相遇之后，李鹏借着和一位苏联专家一起工作的机会，了解到朱琳已从厂部专家翻译室调到了专家招待所，并通过这位专家与朱琳取得了联系。

三八节前夕，这位苏联专家在丰满的工作告一段落，要回吉林，我托他带了一封信给朱霁凌。信很简单：“祝你三八节快乐。”随信还带了两件小礼物：一件是上海出品的幸福牌钢笔，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另一件是一个纪念章，是我在苏联的时候，一个朋友参加世界青年大会后送给我的。

两三周后，这位专家告诉李鹏，虽然朱琳没有答复，但她收下了礼物。李鹏高兴极了，决定主动去看望朱琳。

一天傍晚，我坐吉普车到吉林市的江北专家招待所去看望朱霁凌。见到她时，专家招待所的干部都下班了。朱霁凌的办公室不大，但布置得整洁、朴素、大方。她招待我坐下，问我吃饭没有，我说还没有。她说：“今天我值班，我让餐厅把饭送过来。”匆匆吃完了饭，我们面对面坐下来，彼此介绍自己的情况。

通过这次见面，我们确定了可以做朋友，而且彼此都萌发了爱慕之情。我对她的第一感觉很好，看她介绍自己的举止言谈，都是很得体的。特别是招待我吃饭的时候，她坐在一旁看着，自己不参与，而是让餐厅的工作人员接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不久，两人又有了一次相处的机会。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的吉林102厂竣工，中央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带领代表团参加竣工典礼。薄一波点名让李鹏陪同参观，朱琳也跟随代表团参加了庆祝活动。

那天下午她来找我。我当时已经从最初住的那家临街的招待所搬到丰满招待所了。我带她到我住的房间交谈，这次交谈讲得更深入一些了。

朱霁凌详细地介绍了她的家庭情况后，我也把我的家庭情况详细地对她讲了。通过这次谈话，我们基本上把恋爱关系确定下来了。我提出来，是不是到我母亲的家里和我母亲认识一下。于是，1958年春节的时候，我和她一起到北京和我母亲见面。母亲见到朱霁凌后非常满意，对她很疼爱。

这次见面后，李鹏独自回丰满工作，留下朱琳在他母亲身边住了一个多月。她们常常同床长谈，赵君陶经常给朱琳讲革命故事和政治时局。1958年7月10日上午，李鹏和朱琳登记结婚。

晚饭时由我母亲出面，在北海公园仿膳饭店包了两桌酒席，主要邀请赵家在京的亲友参加。我记得参加的人除了我的母亲和妹妹李琼外，还有我的三姨赵世兰，和我母亲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战友李沐英，我的三舅赵世炯和三舅母，表哥赵石英夫妇，还有我的五舅母夏之栩，她是我五舅赵世炎烈士的妻子。赵世炎之子赵施格和甲媛夫妇也参加了。大家坐了两桌，都对我们表示亲切祝贺。

我们结婚以后，两人的感情非常好。我到外地出差时，几乎每隔两三天都要给她写一封信，告诉她我到达地区的情况、风土人情以及风景名胜。她也经常给我回信，只要我预定某一天到达哪个城市，她就提前把信写好寄出，保证我到了目的地可以按时收到。那个时期，我们之间的两地通信有好几十封。

生李小鹏遇到意外

朱琳与李鹏共育有2子1女。其中，长子李小鹏继承父亲衣钵，学习电力专业，现任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书中，李鹏回忆了长子出生时的详情。

1959年初，朱琳出现了严重的孕期反应，反复呕吐，连饭菜味都不能闻。起初我们还不能确定，到医院检查后才证实是怀孕了。消息传到北京我母亲那里，她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她盼望已久的孙子就要出生了。

1959年的5月，在母亲的不断催促下，我把朱琳送到北京，住在我母亲那里待产。我母亲对她千方百计地加以呵护，使她的身心十分愉快和健康。

但是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1959年5月末的一天，朱琳陪母亲坐5路公交汽车到我的五舅母夏之栩家探望。在车上朱琳和母亲互相谦让座位时，公交汽车突然急刹车，朱琳向前一冲，一下子蹲下来，结果发现出血了。母亲就急忙叫车把朱琳送到协和医院保胎。一周后，母亲又带朱琳到协和医院。大夫听朱琳主诉后，经过检查，发现情况严重，就让朱琳立即住进危重病房。大夫责怪母亲疏忽，严肃地对母亲说：“孕妇的羊水破了，大人和孩子都有危险，必须卧床休息！”朱琳一进协和医院妇科就单间隔离，不许下床，鞋子收走。

过了两天，还是没有什么消息。母亲非常着急，就给邓颖超同志打电话求助。邓颖超同志马上联系中国当时最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大夫前往协和医院妇产科会诊。当天，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诊断，她（指林巧稚，编者注）瞒着朱琳问母亲：“孕妇的情况很不好，羊水破了，你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母亲想都没想说道：“大人也要，孩子也要。”面对母亲这样急迫而恳切的态度，林巧稚大夫说：“那好，我尽力而为吧。”

又过了两天，朱琳的情况终于稳定下来。6月7日星期天，我母亲一早就在产房待等室门口，静静地祝福，我的大儿子小鹏出生了，刚生下来时不到5斤重，刚开始准备放到保温箱，医生看到婴儿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就没进保温箱。朱琳和小鹏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母亲每天都要从十几里外的北京化工学院赶到协和医院看望照顾。经过医院观察情况基本正常以后，朱琳和儿子就出院回到了我母亲的住处——帽儿胡同。

当时在丰满的李鹏听到消息后，既为儿子出生感到高兴，又担心朱琳的健康，只能通过长途电话询问他们母子的情况。1959年11月，朱琳带儿子回到丰满，李鹏到车站迎接他们。看到李小鹏白白胖胖的，他高兴极了。

我在丰满一直住在招待所，房间虽然很大，但只有一个房间，保姆带着孩子和我们住在一起很不方便。于是我想了一个笨办法，用三个柜子把房间隔开，留出一个通道出入。但这个做法也是自欺欺人，小鹏晚上哭闹的时候，我们也会被吵醒。过了一段时间，招待所腾出一个小房间，保姆就带着小鹏住了进去。

我们在生活中还要克服不少困难，比如招待所没有烧饭的地方。好在可以订到牛奶，开水也是有的，母乳不够，我们就用开水把牛奶煨热再喂给小鹏吃。招待所没有浴室，给小鹏洗澡成了难题。我们就买了一个大瓦盆给小鹏洗澡。小鹏的吃住和洗澡问题解决了，但我和朱琳的吃饭问题也遇到困难。我们白天上班，早饭和午饭可以在单位的食堂吃，晚上只好带点饭回来，用酒精炉热饭吃。

李小琳出生在儿童节

李鹏唯一的女儿李小琳出生于1961年，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电力系统及自动化专业，现为中国电力国际兼中国电力新能源董事长。

朱琳怀上这个女儿后，李鹏任东北电业管理局副总工程师兼调度局局长。一家人住在东北电管局的职工宿舍里。房子是一套二居室，使用面积34平方米，很新，还铺了木地板。李鹏夫妇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心里很满足。

1961年，小琳快要出生的时候，我们把小鹏送到了北京他奶奶那里抚养。临行前，朱琳专门为小鹏做了三鲜馅的馄饨。我们看着小鹏津津有味地吃着，吃完一碗又要一碗。想着儿子就要去北京了，朱琳心里有些酸楚。

1961年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我一直守候在产房的过道里，焦急地等待孩子的出生。到了中午12点钟左右，我听到产房里面传出了婴儿啼哭的声音。我看到母女平安，心里才踏实下来，就急忙赶去参加东北电管局召开的生产调度会议了。

李小琳出世后，李鹏和朱琳就不直接喊对方名字。李鹏称朱琳为“大琳”，和女儿李小琳区分开，朱琳叫李鹏“大鹏”，和儿子李小鹏区分开。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今天。

小琳出生以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但由于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时候，也给我们的家庭增加了不小的负担。因为母乳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所以大琳一直坚持自己喂奶，小琳吃了一年多的母乳。当时，大琳本身营养不良，又给小琳喂奶，影响了产后恢复身体。

那时大家生活都很困难，我作为高级技术人员，国家给了一些优待，所以生活条件比一般工人要好一些。小琳出生后，营养品的需求量增加了，食品需求也增加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到郊区的市场上买了一些蔬菜、鸡蛋、小米等副食品，给大琳补充营养。后来经过局里批准，订了一瓶牛奶，晚上给小琳喝。

曾犹豫要不要生李小勇

李鹏幼子李小勇，出生于1963年。他的到来，对李鹏夫妇来说，算是一个意外。

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大琳的身体也刚好，我们就犹豫是不是要这个孩子。后来，大琳到铁路医院做妇科检查，妇科的巴主任检查完说：“根据我的长期临床经验，你怀的这个孩子可能是男孩。另外，依我的经验，月子里得的病要月子里养，妇女在月子里得的病，在下一个月子里就能治好。”这样，我们就决定要第三个孩子。如今，小儿子李小勇一听我们讲这段历史就非常“生气”，说：“谁说的要消灭老三？”

大琳那次怀孕肚子特别大，大夫检查发现好像有两个胎心在跳，可能是双胞胎。我们为了提前准备好孩子出生穿的衣服和用具，决定到医院做X光检查，以确定究竟是不是双胞胎。那天晴空万里，我陪大琳到医院照X光，结果仪器显示只有一个胎儿，不是双胞胎。

1963年9月6日，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在沈阳铁路医院诞生了，正如医生预测的，果然是个男孩，出生的时候重达8斤，又白又胖，十分可爱。开始我们打算给他起名叫小陶。我的父亲在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化名李陶，我的母亲叫赵君陶，所以想用这个“陶”字给孩子起名。后来征求我母亲的意见时，她不同意，认为这个字犯上了。她说：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应该继承他爷爷的事业，做一个军人，就叫李小勇吧。说来也巧，1979年，李小勇果然参了军，当了一名小战士，在部队受到了锻炼。

有了三个子女，这个小家庭很温馨。2008年7月10日，为纪念结婚50周年，李鹏和朱琳在北京的住处举行了小小的庆祝活动。

50年说来话长，我们经过了很多的风风雨雨，可以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彼此激励，相互帮助。50年来，我们的感情一直非常好，不少人，包括我的同事和外国友人，都称赞我们两个人为模范夫妻。能够找到这样的终身伴侣，我感到非常幸福。

从个人成长经历，到与家人的相处细节，在完成了对自己前半生的回忆后，李鹏并没有停笔的打算，而是要继续完成1983年至今的回忆录。“这一写作任务会更加繁重，我当尽力而为。”

根据《李鹏回忆录（1928—1983）》

李鹏同志简历：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生，祖籍四川成都，生于上海。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１年３月参加工作，前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毕业，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

    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６年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中学、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学习。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８年任晋察冀电业公司技术员，哈尔滨油脂厂协理、党支部书记。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５５年在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学习，中国留苏学生总会主席。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６６年任丰满发电厂副厂长、总工程师，东北电业管理局副总工程师，阜新发电厂厂长。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９年任北京供电局党委代理书记、革委会主任，北京电业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３年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兼华北电业管理局党组书记，电力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１９８３年６月任国务院副总理。１９８４年任国务院环保委员会主任，电子振兴领导小组组长。１９８５年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１９８５年９月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并任国务院代总理。１９８８年４月至１９９８年３月任国务院总理。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０年９月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１９９６年３月兼任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组长。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９日在中共第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１９９８年３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曾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主任。

    是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五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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