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每个人都在等待

“我们喜欢穿好看的衣服。不管吃饱不吃饱，衣服要穿好。这很重要。”古巴姑娘安娜说。

古巴人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很难在他们脸上看见忧愁，他们总是嘻嘻哈哈，载歌载舞。他们一边说着No esfacil（什么都不容易），一边一有机会就给自己找乐。

古巴人的乐观还体现在哈瓦那的城市气质，这是一座充满色彩的城市，鲜艳得不像一个计划经济下的国家。人们喜欢为自己的房子刷上各种明亮的涂料。在服饰的选择上，人们也更偏好鲜艳与时尚。

生活中的点滴进展，都能为他们带来无穷欢乐，尽管这些进展往往需要漫长等待。

古巴人并不着急，即便在最大的城市哈瓦那，也难见紧张的节奏。每天4点之后，许多商店便已打烊，人们在夜里很难买到东西。巴蒂斯塔时期的国会大厦已经进入翻修工程的第4年，尚未完工。人们不紧不慢地做着每一件事。

排队是古巴生活中的常见景致，买上网卡需要排队，买土豆需要排队，买冰激凌也需要排队，而售货员习惯了慢节奏，人们在柜台和窗口前排着长龙，售货员们在聊天、调情、打电话。

改革缓慢，生活不易。在这个尚未摆脱匮乏和低效的国家，人们习以为常，每个古巴人都有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

哈瓦那市内的一座加油站，摄于2015年8月16日。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燃料问题长期困扰着古巴，1988年至1989年，古巴进口的燃料98%来自经互会国家。苏联解体之后，古巴失去了燃料供给，大部分车辆因此无法发动。2000年10月30日，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签订能源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委内瑞拉以优惠价格每天向古巴提供5.3万桶原油，古巴则每年向委内瑞拉提供医疗方面的支持。尽管当前国际油价走低，委内瑞拉国内面临经济困难，但仍坚持向古巴提供原油。

哈瓦那的一家餐厅，摄于2016年3月17日。私人餐厅的大量涌现是古巴改革最直观的后果，改革之后，私营餐厅的座位限制从12-20增长到50；不允许提供牛肉和贝类的限制被取消。

哈瓦那老城的一位老爷车司机，摄于2015年1月16日。半个世纪以来，这些老爷车一直承担着古巴街头的客运任务，直到2011年10月，古巴政府才开放了汽车买卖。但老爷车仍然是街头运输的主力。黑车司机的收入普遍高于体制内的教授、医生。

哈瓦那贝达多区的一个农贸市场中，墙上写着菲德尔·卡斯特罗对革命的定义：革命是在历史的某一刻，改变所有应该改变的，是完全的自由和平等，是得到人的待遇和把其他人像人一样对待，是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摄于2016年1月。  摄影 吴如加

哈瓦那的午后，一家国营商店外，儿童们在嬉戏。每个月的特定日子，古巴人会拿着购货本，来到这样的商店，购买低价供应的生活必需品。近年来，购货本上的东西越来越少，随着私营经济的逐步开放，这一苏联时代的遗物终将彻底消失。摄于2016年2月。

哈瓦那西郊的一个超级市场，周边坐落着许多合资企业和外国代表处。商品价格昂贵，购物者多是外国人和上述企业中的古巴雇员，超市中有不少进口商品，雀巢、品客等品牌均有售。虽然货架仍显空旷，但在古巴已属难得一见。摄于2016年2月。  摄影 吴如加

哈瓦那的一个农贸市场外，古巴独立英雄何塞·马蒂的雕像。1993年，古巴恢复了在1986年“纠偏”运动中被叫停的农贸市场。2011年，古巴政府允许农民直接将农产品出售给酒店和餐厅。摄于2016年1月。  摄影 吴如加

维尼亚莱的一个种植园里，一位古巴农民站在烤房的烟叶前。维尼亚莱位于古巴西部的比那尔德里奥省，是古巴的两大雪茄生产地之一。摄于2015年1月26日。

古巴东部的圣地亚哥，一位芭蕾舞演员在社区里表演。东部地区集中了古巴最贫穷的省份，因美古关系缓和而洋溢于哈瓦那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这一地区并不存在。摄于2015年3月12日。

星期五的夜晚，人们爬上哈瓦那临街的房顶，观看英国滚石乐队的演唱会。古巴政府曾经对英美乐队极其厌恶，这是半个世纪以来，西方乐队在古巴的首场演出，也是1959年古巴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演唱会。许多古巴人从其他省份专程赶来。就像滚石乐队那句脍炙人口的歌词：“Finally, the times are changing”（时代终将变化）。摄于2016年3月25日。

奥尔金省，人们在火车上聊天打发时间。车外，一位农民骑马驻足铁道旁。早在19世纪中期，古巴就已成为拉美地区第一个铺设铁路网的国家。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用铁路连接起哈瓦那和其他蔗糖产地。目前古巴铁路总长14838公里，其中一半以上为甘蔗运输专线，而电气化铁路只有147公里。客运列车行驶速度极慢，平均时速只有29.5公里，且车厢破旧，卫生条件很差。摄于2015年3月23日。

《凤凰周刊》记者／吴如加（发自哈瓦那）

本文整理自《生于古巴》,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16期，总第5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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