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狱归来——大陆命案蒙冤者生存现状调查
原题为《念斌：归乡路迢迢》
“对错案的发生，我们深感自责”，2015年3月12日，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两会”作报告时曾这样说。
冤假错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传统顽疾。近二十年来，大陆的刑事冤案不断被曝光，受害者遭遇大多类似：无辜牵涉到某个命案中，然后遭遇刑讯逼供，在证据不足甚至是完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或被强行定罪或被长期羁押；若干年后，由于真凶被抓获，或者所谓的“被害人”再现人间等偶然因素，又或者经律师、家人不懈努力以及舆论压力，法院再审确认证据不足，这些人才得以走出牢笼。
2014年，随着念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等十余起重大案件被宣判无罪，中国大陆的冤狱平反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期。
相比无辜被冤杀的内蒙古青年呼格吉勒图，那些侥幸保命获无罪释放者之后的遭遇也大致类似：案件初曝光曾一时轰动，引起各方关注，也引发诸多制度反思；但随着岁月流逝，总是又不断有新的冤案曝光，新的热点产生,新闻转身离去，生活还要继续，他们只能留在阴影中默默舔吮着伤口。
冤狱故事已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现实组成部分，如果制度没有任何改进，法治不能真正落实，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蒙冤者中的一员。从受害者的故事里，我们不仅仅需要吸取经验反思整个刑事司法体制的弊端，更应该结合现实思考整个社会的理性构建和完善，唯此才是未来进步的希望所在。
许多熟悉的石头房子被拆掉了，代之以钢筋混凝土。满街的西式外墙瓷砖在念斌眼中蔚为壮观。
他惊诧于小区每栋楼里的电梯，他惊诧于这个小岛上竟能建起二十几层的高楼。
“现在我进平潭，像进入一个陌生的城市。把我放在这里，我不懂得回家。”
发生巨变的不止是平潭。父母未能等到他的归来，在八年之间相继离世。
如今他自由了，带着一身病痛，还有无法摆脱的“杀人犯”嫌疑。
虽然抱怨着“福州不如乡下热闹”，念斌依旧将大年三十这一天视作隆重的时刻——这是八年来，念斌首个自由的除夕。
无论是平潭看守所，还是福州第一看守所，附近都不乏民居。过去八年的除夕夜，念斌就在牢房里，听着外面的鞭炮作响。
念斌。 摄影/于维华
“我在死牢里很渴望这一天。我等了八年，这八年当中，每当过年的时候，陪伴我的都是铁链。”
“关在里面的人，最怕过年过节。”念斌清楚记得对自己的第一次死刑判决，是在2008年春节前作出。“当时头脑一片空白，无法接受这个判决。”
在看守所中，念斌发现了死刑执行的时间规律——多是在重大节日之前。“基本上全国各地都是一个规律。我们见识过很多，都是过年过节前执行，在里面有亲身体会。”
与念斌同号的一名死囚，也是在年关将至时被执行死刑。“我先被判的死刑，当时他还过来安慰我。”
“凌晨6点多出去，武警进来。”念斌回忆道。“他走的时候还在笑，他放得很开。他自己说，因为他有做这个事情，以命抵命。”
对姐姐念建兰而言，过去八年间的每一个节日，都充满了压抑与悲伤。和其他访民一起走上街头申冤，是节日里唯一重要的活动。
“人家大过年的，我们跟疯子一样，满大街举牌子（申冤）。只有这样，希望能引起关注，不然就石沉大海了。”
2015年元旦，由于弟弟的获释，念建兰终于赖了一次床。她躺在床上刷着微博，看到福建另一起备受争议的旧案，一对年迈的父母依旧在为被判无期徒刑的儿子奔走申冤，她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我的每一年，都是这么过的。”
获释之后，身体虚弱的念斌常常穿着一件薄羽绒服，外出时戴着鸭舌帽，走路跟在姐姐身后，不爱说话，缺乏自信，对未来充满迷茫。
由于长期戴着戒具，脊柱受损，念斌不能久坐，走起路来，两脚并不协调。每周花在治疗抑郁症上的药钱，需要900多元。
他会时不时提起，“现在（看守所）里面”如何如何。
大年三十那天下午三点，姐姐念建兰又听见念斌自顾自地说：“现在里面开始吃年夜饭了”。在念斌的记忆中，这一天，鉴于给犯人做饭的人也要提前回家吃年夜饭，看守所里的晚饭会提前发下来，而饭菜一到手就是冷的。
念建兰很不喜欢这样突然冒出的记忆碎片，她不喜欢过去的片段再以“现在里面如何如何”的方式出现在弟弟的脑中，却无力阻止。“他的回忆，他的点滴，很多重新冒出。”
念斌坐牢八年，姐姐念建兰为救他，在牢外奔走八年；如今他无罪了，姐弟俩团聚后又一起在为追责和申请国家赔偿奔波。
对于念斌，这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大年初一这天，他又不自觉地告诉别人，“现在里面”可以打牌。“一年之中，就这几天最开心。平时每周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可以打牌，其他时间都不行。”
提及自己在看守所里的工作，念斌黯淡的眼神突然多了一些光亮，语气中也出现了少有的自信。
“做满天星，就是圣诞树上挂着的一闪一闪的小灯。现在满天星什么款式我都会做。”
重获自由的念斌，必须学着适应一个陌生的世界，他的双脚要适应行走，他的眼睛要适应阳光，他的大脑则要适应许多更复杂的东西，比如智能手机，比如微信。外面的这个世界日行千里，他已掉队太久，以至于去银行申请一张借记卡，也需要姐姐的帮助。
除了生活上的重新融入，念斌还面临着另一个困境。虽然在法律上他已被宣告无罪，但在获释10天之后，平潭公安即重新立案侦查，对念斌启动布控措施，依法限制出境，他依旧未摆脱“杀人犯”的嫌疑。当年投毒案的受害者亲属和部分乡人仍坚信不疑：念斌就是真凶！不过是钻空子的律师和爱炒作的媒体使他侥幸脱罪。
念斌被宣布无罪释放后，死者的同姓族人在祠堂门前拉出横幅，抗议法院的判决。一位族人面对媒体的镜头时，愤恨地说：“准备跟他拼了，他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也正是因此，念斌在获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依旧不敢回乡。直到2014年11月28日，才在姐姐的陪同下，短暂地回到平潭，祭奠父母。他步履蹒跚，伏在父母的墓碑上泣不成声。
“我告诉爸妈，这事情不是我做的。”
如果这八年不是在牢中度过，念斌的人生将会是怎样的轨迹？
八年前，念斌30岁，正值壮年，正在筹划前往罗马尼亚，和一位亲戚经营服装生意。为了准备出国材料，他特意做了一次全身体检。体检报告上的念斌，年轻、健康。
这份体检报告，最终成为了八年后念斌申请国家赔偿的重要证据。
八年前，警方宣布念斌是投毒嫌疑人后，愤怒的受害者家属打砸了念斌家，念家人连夜离开平潭。如今，这里仍然保持着被打砸后的样子。 摄影/于维华
在姐姐眼中，弟弟念斌虽然不爱读书，但从小就想闯荡世界。
11岁时，他一个人从平潭出发，前往厦门鼓浪屿，寻找住在那里的叔叔一家。
念建兰还记得，有一年，她和念斌在鼓浪屿一起度过了一个暑假。“每个景点都去玩，菽庄花园、日光岩……”傍晚时分，姐弟俩走在鼓浪屿安静无人的小路上，一轮夕阳燃烧着沉入海中，这成了念建兰日后时常念叨的一段美好回忆。
时至今日，漫长的痛苦与愤恨，早已将早年开朗的她磨砺成一个敏感、坚韧，甚至在旁人看来富有攻击性的女人。
她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她曾对媒体坦言：“觉得自己的面相变得很凶……仇恨已经在我的脸上留下痕迹了”。
她需要这样一副面孔去“战斗”，但只要一提起小时候，即便是和弟弟之间的争吵，也会让她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露出掩不住的笑意。
弟弟念斌渐渐长大，一并成长的还有他那好奇的心。18岁那年，和平潭县的许多青年那样，念斌偷渡到了台湾卖苦力，并在机械撞床上失去了自己的一截拇指，接上之后至今无法弯曲。只要一讲起在台湾的经历，念斌依旧像个野心勃勃的少年。
上个世纪90年代，在平潭曾经出现一股偷渡台湾的浪潮，像淘金热一样，许多青年将偷渡台湾视作唯一出路。
“我是1993年去的。澳前镇像我这样的“70后”，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人去。”
当时偷渡往台湾的澳前镇青年一个月收入可以接近万元人民币，而偷渡的费用仅需一万七千元。
念斌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当时还未满18岁。“我家里当时条件比较好，我爸还开个厂。他那么小，还不需要他去赚钱。家里一直阻拦，不让他去，他非要去。”念建兰回忆。
念斌通过朋友联系上“蛇头”，然后便等着开船的通知。“具体哪一天他不告诉你，这段时间随时都可以去。某天我还在外面玩的时候，突然接到通知，说今天晚上就要走。”
于是念斌回家取了一件衣服，便匆匆走了。
在家里从未干过重活的念斌，虽然在台湾以非法身份卖着苦力，却感到自己的好奇心得到了极大满足。一年之后，念斌的非法身份被举报，他被送往位于新竹的“大陆人民处理中心”等待遣返。
在台湾的经历，大大开拓了念斌的视野。
2014年08月24日，当年“投毒案”的事发地，如今依然冷清、残败。 摄影/于维华
二十多年后，当无罪释放的念斌站在北京地铁的一台自动投币饮料机前，念建兰以为弟弟没见过，便问他，会操作吗？
“他用眼睛白了我一眼，他说他二十多年前在台湾就见过了。”
那一年的少年念斌，漂洋过海，想看一眼外面的世界。他惊诧于这个投币之后就会掉出饮料的机器，也惊诧于台湾饮料的便宜价格，于是他把机器里的所有饮料，都买了一遍。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念家靠着妻子一人做家政的收入，勉强维持着。念斌无比希望，自己还是当初那个闯荡的少年，一个人出远门，做苦力补贴家用，去看外面的世界。但他的身体状况显然已经做不到了。
记者／吴如加
本文节选自《念斌：归乡路迢迢》，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总第5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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