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三雄争霸 谁当龙头大哥？
今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出现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并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继美国纽约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世界第四大湾区，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它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粤港澳城市群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也赋予了新使命。
纵观世界三大湾区，无不由一个城市来命名（纽约、旧金山、东京），而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却涉及三个省市及多个地方，那么究竟以哪个城市作为中心进行统筹无疑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华南城市论语148期：粤港湾大湾区与投资机遇》中，一众专家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由于体制的掣肘和城市各要素互补程度较弱，粤港澳大湾区与一流的国际湾区还存在一定距离，各城市间如何进行互动和协同，进而突破创新，被提上了议程。
“从块头来说，广东省包括九市，是大头和龙头，但从体制和角度来说，广东省没有能力统筹大湾区，因为香港和澳门不归广东省管，不能羡慕其他的湾区。”广州大学广研院文化旅游产业研究所所长万庆涛说。他认为香港作为曾经的英殖民地、全球金融中心、国际自由港口，国际化和自由化的程度远远比深圳和广州强。
而广东省省情调研中心城镇运营研究所所长贡立华却更为直接明了地指出，广州、深圳、香港没有一个城市可以领导大湾区，因为区域内各要素产业集群、产业链、互补程度远远未达到国际一流大湾区的水平。
据贡立华介绍，东京湾区大湾区和纽约湾区的发展层次已经非常丰富，里面的生产要素都可以找到相关的合作单位，在大湾区内消化和解决问题的比例可以达到70%-80%的程度，而且交易成本非常低，效益非常高。但在粤港澳大湾区内，目前来说远远达不到这些国际大湾区的水平，例如广州、深圳之间科技就没有合作，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的大湾区对标，形相似，神相远。
除了粤港澳大湾区内各要素之间缺乏互补之外，体制掣肘也是问题。大湾区中含有多种体制，香港和澳门实行一国两制，与内地政治体制不同，但彼此体制也有差别；深圳与广州也不同，深圳属于计划单列市，广州是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不向省内交税，广州既要向省里面交税，又要向中央交税，是不平等的主体。
多种体制的不同一直以来制约着区域内各主体进一步的合作发展。由于香港土地空间有限，时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林郑月娥曾希望广州南沙划一块地给香港，让其发展；当时有记者采访时任广州市市长陈建华是否有可能，陈建华当时表示一切都有可能，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深圳同样遭遇了类似的“尴尬”，深圳由于土地资源有限，曾想在中山建一个垃圾填埋场，但因其不向广东省交税，计划也遭到搁置。
多位现场专家表示了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间互动、协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能进一步促进要素间的流动。贡立华认为，区域内的要素（广州、深圳、香港）之间如何互动，如何将产业链和产业要素做到极致极为重要，如果三个城市要做龙头，是否可以形成非常好的产业链，是否可以做成产业集群，将几个城市中的产业要素变成彩色的七巧板，而不是一麻袋土豆。
“大湾区不是无限大的，范围就是粤港澳，今后作为世界级的城市群体，需要协同效应，需要分工协作。”广东省政府参事温洋表示。那么，各区域间应该如何定位并相互促进呢？
温洋认为今后广州的地位不可替代，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同时广州在大湾区中是最有潜力的，也是后劲最足的，如果广州能在金融产业方面探讨出新的模式，会给大湾区注入新的动力。
“广州是文科生的城市，深圳就是理工科的城市。”历史学者侯梅新打起了比喻。他认为香港会慢慢变成了“澳门”式文化的城市，现在已经过渡城市化了，需要找承接，而深圳就是香港的放大，香港的郊区，广州、深圳、香港三座城市应该各具特色，不应该相互竞争。
而更为重要的是要抓住机遇突破原来的限制。“不突破的话，机遇就没有了。因此要突破，突破就是要改变身份，改变各种东西，才能够成就新的东西，成就新的生命，成就新的活力。”万庆涛称。
广州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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