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华尔街日报》总编 Matt Murray：任先生，谢谢您！非常高兴今天能有机会接受邀请到华为看一看,并采访您。我们刚刚在您欧洲风格的园区还有俄罗斯风格的走廊转了转。所有建筑都非常宏伟。在当前的形势下，您是不是想借此传递关于华为实力，或者深受商界影响的中国在全球舞台所展现出的实力的一些信息？作为一位美国人，我在来到华为，看到这些宏伟的建筑以及您向我们展现的其他所有东西之后，很难不这么想。所以这里面是不是想传递出一些什么信息？
任正非：首先感谢你们来采访我，你们可以尖锐提问，我会坦诚回答。 松山湖溪流背坡村基地建筑群和机加中心展厅建筑都是日本人设计的。我们每个产品线都有一个类似这样的展厅，展厅一般设在地下一层，参观完以后到地面上来喝杯咖啡、开个小会；两个白色、黄色的大厅是为开大会用的。所以，这些艺术设计都是建筑师促成的，与我们的文化宣传没有关系。 我们正在上海青浦新修一个研发基地，大概有2600亩地，由5个西方著名的建筑师公司设计。他们参照芝加哥湖边建筑群景观设计，带有现代经典建筑气息，和上海十里洋场环境结合起来，容纳外国科学家在那里工作。所以，建筑本身与华为文化没有关系，与建筑师的欣赏与投标、中标有关。 Matt Murray：你们的员工在引导我们进展厅走过一个走廊时，说这是“川普走廊”，所以下面的走廊是不是承载什么特别的信息？
任正非：没有。但是它很美，是由150多个俄罗斯著名画家画的。因为他们国家受美国制裁，生活困难没有着落，由于经济困难而来为我们画画的。他们说“没有川普制裁，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画家为你们画画的”。他们休息喝咖啡的时候，戏称这条走廊叫“川普走廊”，说你们要感谢他，连克里姆林宫也没有这样漂亮的走廊。 Matt Murray：你觉得特朗普总统会到这里来看一看这个走廊吗？您没有想过他会亲自过来看一看吗？
任正非：首先，我们是真心诚意地许可给美国公司，而不是玩什么花招。为什么我们希望美国公司强大起来？因为这样世界可以构筑三角平衡，如果美国缺失5G技术，我们可能长期有麻烦，欧洲也会麻烦。因此，我们是真心诚意许可，并且许可是全面的，它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不会有所保留。许可以后，我们可以并肩前进，相信我们还是可以跑得快的。这是我们的动机和目的。 第二，美国不能跃过5G去走6G，通信行业每一步都要走，跨越式地跳过这步以后，后面的路可能会有很大问题。如果从头再做起来，需要漫长的时间。美国最多的是钱，我们最大问题是没钱，美国给了我们钱获得我们的许可，我们可以在5G及新技术上更大开发、更快前进。美国有了基础以后，可以发展更快，因为美国有庞大的科学技术基础。开展和平发展与竞争。 目前还没有任何美国公司与我们接触，如果有了需求，我们才会找投资银行帮助我们做交易。 Matt Murray：美国公司或者中介机构可以给你们打电话？
任正非：是的，但是没有啊。是不是他们也害怕？害怕与我们接触有嫌疑。 Dan Strumpf：您觉得为什么目前没有一家公司对此表现出兴趣呢？华为被公认为是5G方面最先进的公司。美国公司至少应该对这项交易表示感兴趣，但是为什么现在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跟华为接触？
任正非：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很闭塞，对我的成长没有多大影响，就是顽皮一些，让天性没有受到压抑。我不可能在那种闭塞的环境里产生对我后半生多大影响的抱负。我到大学后才有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也对我的人生没有多大影响，因为家庭政治条件不好，不会有大的前途，不悲观就不错了。 70年代末我的部队在济南，当年在济南郊区窑头，山东师范学院上去一点，我们算半个老乡。 Eva Dou：那个年代大家都是部队的，我家那个年代也有很多参加部队的，看您之前写的一些研究报道，看到济南这个字，1979年到1984年在济南00229部队，能否介绍一下那一段做的工作？正式的简历不太清楚前期的经历，1944年出生，一直跳来跳去，很多年不知道在哪里。
任正非：在辽阳化纤厂建设结束以后，国家决定搞十大工程。我们奉命调去建设仪征化纤厂，但是在队伍调遣过程中工程下马了，我们就停留在济南了。据说是中央有人批评这是十大洋跃进工程，因政治原因下马了。当时，我就留在济南机关，做了一个二十多人建筑研究所的副所长，研究建筑机械等东西。 Eva Dou：好像主要研究压力天平？
任正非：我在辽阳用数学方法推导了一个仪器，用于化工自动控制系统。后来我在这个研究所允许我继续做延伸的研究实验，因为我那时是名人了，是英雄标杆，所以可以做一些与本部队无关的研究。但是不成功。因为我那时年轻气盛，受到国家的重大表扬后，就不知天高地厚，提出了更高的难以实现的目标，又想梦想一定要达到，日夜加班。后来几年的研究都不成功，正好遇到大裁军，我被集体裁掉了，项目结束了，人也离开了，那五年实际上做了很多没用的事情。那时山东大学的计算机内存只有16K，怎么也算不出方程和实际的东西，最后不了了之。这段青春应该是虚度了。 Eva Dou：那时我老爸也在山东大学读书。 任正非：我们很近，我们在山东师范学院往上一点，就是我的驻地窑头，我小孩读的小学就是马家沟小学。 Eva Dou：你最开始工作是不是在贵州011基地？你在那边主要做什么工作？
任正非：是的，在011工地，在那儿参加承建的建筑公司工作，做厂房建筑。 Eva Dou：您不是工程师吗？
任正非：那时我连技术员都不是。那时大学生是“臭老九”，要被改造，接受工人农民再教育。我曾当了两年炊事员，后来当了几年工人，74年才调到东北；在部队过了一段时间才当了技术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才当上工程师。 Eva Dou：贵州离越南非常近，那时美国在越南打仗，贵州那个年代部队不是也在开始建军队的通信设备吗？有参加吗？ 任正非：那时我与通信没有关系，纯粹是普通的建筑工人，与今天的农民工差不多；到了东北部队以后，我与通信也没有关系，在东北从事辽阳化纤总厂自动控制系统工程建设，是模拟的控制系统，就是使用比例、积分、微分方式控制的系统管理，和现在的通信计算机无关。自动控制是我在当炊事员和工人的时候开始自学的，到东北因为没人比我懂，这“半坛子水”得到使用。我到深圳创业后，才开始接触通信行业的。
任正非：大裁军以后，我们就是这个时代的弃儿。因为国家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模式，我们并不知道转折意味着什么，就到深圳来了。对市场什么都不懂。我们到了深圳，每月工资200多元，当时团职干部200多元挺荣耀的，但一看打工妹都有500多元了。我们就要求国家把转业费发给我们，不要保留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了。国家给发了1800多元转业费，我们夫妻总共领了3000多元。后来我到国有企业工作，也是什么都不明白，没有经营好，做错了事，最后只能离开这家国有企业。 当时，要么出国，要么在国内干，我们家里人不想出国，就留下了。刚好深圳市在1987年出了一个文件，87（18）文，允许个人创办民营科技企业，我们就冒险做了民营科技这行。当时注册公司需要2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五个股东，我就找了另五个人集资2万1千元，实际还是我一个人开始干。后来，那五个人要求退出公司，就跟我们打官司，退了很多钱拿走。这个公司变成我一个人的，我有权力把股份分给大家，就形成今天员工持股的模式。 当年如果不分股份给大家，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小公司，干一干就散了，重新又去干一个行业。怎么知道我不会去搞房地产呢？我最应该的是去搞房地产，不应该搞通信，这么傻，又苦又累又不赚钱。那五个人退股的法庭判决书还在档案室，你们可以去看看原始的档案。 Dan Strumpf：您是怎么认识帮助您创立华为的五个投资人的？我们在华为股权室看到他们五个人的名字，发现他们的背景是非常多样化的。您是怎么认识他们的？是您的朋友还是军队的熟人？
任正非：不是，我最喜欢美国的文化，很奔放、很创新，我是一个不安份的人，喜欢美国年轻人的疯狂，他们的好大喜功，我太太说我，你们是一丘之貉。欧洲保守一点，舒服了一点，我家人非常喜欢欧洲，我太太今天还在米兰。 Eva Dou：您知道HBO有一个关于电信行业的电视剧吗？ 任正非：不知道。 Eva Dou：您可以看一下，这是关于电信行业的电视剧，讲的是关于西班牙国王和美国Calvin Coolidge的第一次跨洋通话，也是西班牙政府支持的，原因也是监控。那时西班牙政府也想监控很多他们的敌人，就支持了这个公司。历史上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想支持一个电信行业，不就是因为监控吗？中国难道不也一样吗？华为公司在这种历史和政治环境下怎么运营？
任正非：华为公司三十年来从小公司走向大公司，走的是中央集权管理的道路。这样的做法会使机关总部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官僚主义，那么公司迟早会由于不堪重负而垮掉。我们阿根廷会议叫“合同在代表处审结的试点会议”，改革的要点就是把决策权力交到最前方，逐渐让前方的人员职级、能力都得到很大幅度的提升。如果前端确实有很多能担负起责任的高级干部，那么往公司后端的流程就可以大幅度缩短，机关就不需要这么多干部。机关就会精简，减少官僚主义，减轻供养负担。为在代表处完成合同审结这样的改革，我们计划用五年或更长的时间来改变。机关会变小，办公室里没有那么多高级干部，多数是一些职员。这样把顶上重重的帽子卸下来，华为公司的管理倒转180度，就会获得新生。 这是向美国学习的。美国军队就是这样，到五角大楼的人可能没有前途了，到前线的升官很快。我们也要走这条道路，否则谁愿意到艰苦地区去奋斗？ Matt Murray：您希望未来华为的员工都不待在深圳？ 任正非：是，现在非洲工作的员工虽然价值创造没有广州的员工大，但是他们的工资待遇是广州员工的数倍。
任正非：这与G20峰会毫无关系，那个时候也订不上房。是在他们开完会走了以后我们再开的，是因为选择天气好的时候，错后了一些时间，在一偏避的风景区，一个叫“小小酒店”的高级酒店。 Neil Western：那时候您女儿刚刚在温哥华被捕，那次的行程对您自己个人也是有风险的，当时您是怎么考虑的？
任正非：肯定会有风险，如果我都怕风险，其他人怕不怕呢？还是要前进的，我从迪拜转机过去，迪拜还是很开放的。 Dan Strumpf：您当时和女儿联系了吗？阿根廷会议对您来说非常重要，您非去不可，但在会议之前几天您的女儿，也是华为的CFO，在加拿大被捕了。您当时有哪些想法？您觉得痛苦、悲伤吗？有没有联系孟晚舟？
任正非：忘了。当时我只想把会开好，好像没有其他想法。 Eva Dou：我们来聊聊孟晚舟的名字。您生日那天，她给您写了一封信，署名是“猪儿”。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任正非：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我们不需要美国撤销实体清单，实体清单永远保留好了，没有美国也可以生存很好。但是我们仍然会拥抱全球化的，美国公司供应器件，我们欢迎；如果没有供应，我们也能生存下来。 Matt Murray：华为过去一年业务发展很好，而且一年以来，华为一直在跟美国的供应链进行脱钩。您现在也在说华为在可见的未来不需要美国。是不是说无论中美贸易谈判得怎么样，就算美国又对华为开放了，华为都不会和美国合作继续往前走？
任正非：严格来说，不要说十年，三年以后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我都想象不到。在几年前，我们能想象得到手机可以上网吗？乔布斯一个人就改变了这个世界。互联网真正发达起来，应该是因为手机无线上网。5G以后，最大的机会窗应该是人工智能，未来社会变成什么样子，还是不可想象的。你们参观了我们的生产线，只是用了很少部分的人工智能，在少量环节使用了人工智能，已经很少看到人了。再进一步，人会更少。 现在我们的生产系统引进了很多数学家、博士，工艺与质量管理，计划调度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所以，生产一系列活动都是24小时全排好的，机器人排队把指定物料在指定时间送到指定地点。连续生产已经有一定转变，十年以后整个世界发生什么转变，还不是搞得很清楚。 目前在生产过程中最大的人工智能运用是芯片的生产，规模和水平还在美国。如果其他工业也像芯片的生产方式，生产效率会大幅度提高。若果能人工智能方式生产的产业，会回归西方；不能人工智能方式生产的企业会寻找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所以，要适应未来新的社会，每个国家最大问题是提高教育水平。 Matt Murray：听您的逻辑是如果不提高教育水平，工人会被AI代替？
任正非：对，有高技能文化的人才能驾驭。 Matt Murray：非常感谢您今天给这么多时间回答这么多的问题，感谢整个华为团队对我们的招待，我还想表扬一下口译员，今天写了太多字，手下来一定会抽筋。非常感谢你们接待我们。 任正非：欢迎你们明年这个时候再来，看看我们的身体是否健康，也可以随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