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有老实本分的人，也有流氓无赖。没有能力的玩不转，有能力但心地善良的人只能自己吃亏。父亲属于后一类。
“爸，你放心吧！为了你活过一百岁，我不会惹麻烦！”
——张维迎
本文发表于《榆林日报》2020年11月13日第6版
父亲今年九十了，耳不聋，眼不花，精气神十足，广场溜达时，偶尔还会跟着秧歌队扭几圈大秧歌，聚会时经不住众人起哄，就亮开嗓子唱一段陕北民歌。但爷爷还不到三十岁时就病故了。所以我觉得，寿命与基因关系不大。爷爷死时，父亲只有12岁，下面还有三个妹妹，最大的7岁，最小的1岁，奶奶虽年轻，但长着“三寸金莲”的小脚，无法下地干活，也算不上利索女人，父亲一下子就担起了养活全家的责任。当时村里已搞过土改，家里有几亩地，父亲天生能吃苦，脑瓜也灵，人又实诚，没几年就成为远近有名的好庄稼汉，熬了个好威信，到结婚年龄，家虽穷，还是娶到了来自殷实人家的母亲。外祖父看重的是父亲的人品。当时的农村，孤儿寡母免不了受人欺负，特别是同家族人的欺负。爷爷死后不久，家族的几位长者就逼着奶奶改嫁，但奶奶放心不下几个孩子，没有立马顺从。直到母亲过了门、大姑和二姑出嫁后，奶奶才带着三姑改嫁到五十华里外的绥德农村。之后，父亲每年正月去看一次奶奶，我小时候走的最长路就是跟随父亲去看奶奶时走的那条路，那是一条从吴堡县出发、穿过佳县、再进入绥德县的山路，中间要爬几次山，我走累了，就得父亲背着。父亲16岁那年，共产党的军队攻打国民党占据的榆林城，久攻不下，需要农民工到前线抬担架，村里分配到三个名额。即便抬担架，毕竟要在枪林弹雨中奔跑，还是有生命危险的。按理说，父亲是“独子”，这事摊不到他头上，但村委会偏偏派他上前线抬担架。当时的村主任是父亲没出五服关系的爷爷，也是那个逼着奶奶改嫁的人。父亲的外祖父可怜自己的外孙，怕他丢了命，七凑八凑借了6块银元交给政府，把父亲赎回来。农村人起名，同一辈分人的名字有一个相同的字，这样，从名字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辈分和族人的长幼排序。父亲是他那一辈中，惟一无法从名字读出辈分的人。原因是，辛庄村张姓家族没有固定的辈分谱，通常是年龄最长的起名后，其他同辈的人跟随。父亲是他那一辈中最年长的男性，他给自己起名“福元”，但没有人跟随“福”字起名，他之后的同辈人都用了“建”字。到我这辈，我是最年长的，我给自己起名“维迎”后，其他同辈人的名字多从“维”字了。父亲说，我比他有出息。但不知为什么，父亲小的时候，村里的外姓人不欺负他。不仅不欺负，而且还关照，所以他的异姓朋友很多。父亲的朋友圈，也影响到我小时候的交友。我的小朋友中，异姓孩子多于同姓孩子。父亲是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人，在村里也有很高的威信，人缘好。合作化一开始，他就出任村干部，担任过生产队队长，生产大队队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村党支部书记等职务。村里人对他的评价是：务实，不贪，办事公道，敢承担责任。
父亲担任生产队队长时，队里曾偷偷开过瓜园，种了些西瓜和甜瓜到集市上卖，给队里搞点副业收入。说“偷偷”，是因为按照上面的说法，这是搞“资本主义”，不被允许。我曾随父亲照看瓜园，晚上睡在庵子里，每当此时，我可以大饱口福，但父亲只允许我吃熟过火或被野兔、松鼠糟蹋过的，也就是没法卖出去的瓜。遗憾的是，瓜园也就开了两年，到第三年，公社来的干部把瓜苗拔了，只好再种晚作物。秋收的时候，队里会搞承包，也就是把庄稼包给个人收割，按亩记工分（类似计件工资），这样不至于把庄稼烂在地里。这事上面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提倡，也不禁止。队里有个社员霍常金，是有名的石匠，但不安心干农活，喜欢做点投机倒把的事。他老婆是个巫婆，有病在延安治疗，他向一些村民借了些布票去延安偷偷倒卖，赚点路费，走时也没有请假（请假肯定不批准），生产队就把他的口粮扣下。夏天他回到村里，家里没一粒粮食，队里有余粮，父亲决定把口粮分给他，但遭到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世招的阻拦。队长要给分，支书不让分。在双方争吵不休的时候，霍常金就把已经装好的一袋子粮食扛走了。支书曾是吃国库粮的干部，原则性强，就打电话给公社书记，说霍常金盗窃仓库。公社马上就安排了批判大会，但他没有到场，另一个批判对象逃跑了，会没开成。公社副书记专门来到村里调查此事，在我们家吃饭。父亲说：霍常金外出不请假、借布票倒卖，这都是事实，但说他盗窃仓库，不对。应该分给他的口粮不给他，又要他下地干活，他没办法，只能如此；是人总得吃饭，否则会饿死，你们要批判就批判我，不要批判霍常金。公社副书记听了父亲话，不仅没有批判霍常金，反倒训斥了大队支书：“如果饿死人，你们谁负责？”类似的冲突，父亲和支书之间发生过多次，其原因，用父亲现在的话说，是“他左我右”。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和王世招的私交还是不错的。“文革”开始后，王世招成了村里的头号“走资派”，村里很多人站出来批斗他，有仇的报仇，有气的出气，很快就把他赶下台。但无论会上还是会下，父亲从始到终没说一句话。王世招比父亲大一岁，48岁病逝。病逝的前几天，父亲专程从几十里外的工地跑回来看他，俩人聊了很长时间，依依惜别。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期间，王世招的儿子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对我很关照。可惜，他后来因车祸身亡，死的时候也是48岁。1972年，霍常金从县引水渠工程承包了一段工程，大概是念及父亲曾经对他的好，允许我暑假期间在他的工地打工。我打工一个月，赚了52元钱，中秋节那天，霍常金冒雨把工钱送到我家。那年我13岁，正在上初中一年级。1969年，父亲被选为大队革委会主任，但他执意要去一百里外的国防公路（现307国道）工程跟工。他想去跟工，一是工程上能吃饱饭，二是也可以给家里人省下点口粮。工程以公社为单位组织施工，全公社工队为一个营，下设三个连。父亲去后第一天垒灶台，第二天被任命为二连二排排长，第三天又被任命为二连连长。当连长活轻，每顿九两玉米面蒸的圪梁（长条窝窝头）吃不完，父亲就把剩下的晾干保存起来，回来时带给家里人吃。所以，父亲每回家一趟，我就可以饱食几天。父亲所在工程的主要工作是凿石开路，每次上百米的路段20多个炮眼同时炸裂，工伤事故时有发生。父亲出发前，母亲哭了，怕再也见不到父亲了。父亲说，这是母亲为他哭过的唯一一次。同村去的另一位社员王居升，有文化，曾在西安工作过，担任三连连长，一次放炮炸石，一块拳头大的风化石砸在他的脸上。父亲送他去医院抢救，他的命保住了，但鼻子没有保住，政府给他在县医院安排了个炊事员的工作，后来又安排在乡卫生所卖药，算是对他失去鼻子的补偿。王居升的儿子现在是西安有名的外科医生，他学医与他父亲有关。我读高中时，父亲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村里的插队知青就是父亲去县城接来的，他对他们的生活做了精心安排，还经常请他们到家里吃饭，知青们现在还念叨他的好。我高中即将毕业回乡时，村党支部换届选举，父亲被选下去了。有人说父亲落选是因为我要回来了，这属于农村政治学。公社书记说，这个人大队不用，公社用，就安排父亲到县黄河引水上塬工程领工。直到我上大学的头两年，父亲一直在工程上。我第一次暑假回家，中途下车先到工程总部所在地看望父亲，发现他在那里生活得像个公社干部。人民公社解体后，生产队没有了，父亲准备捡起他的老手艺---弹棉花。我小时候见过父亲用“梳棉弓”弹棉花。文革初期，父亲和他四舅及另一个人合伙买了一台梳棉机，在离我们村25华里的佳县螅镇镇上租了一孔窑洞，每到赶集的时候就去镇上弹棉花。每次干两天活，每人可以赚到三四块钱，这在当时算一笔不小的收入。可惜好景不长，后来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他们的生意就做不成了。1980年，我暑期回家，发现父亲把那台梳棉机从镇上搬回家了，他高兴地对我说，包产到户了，又可以弹棉花赚钱了。但父亲的预测完全错了。没过多久，村里人都开始买衣服穿了，没有人纺纱织布了，连棉花也没有人种了，他的老手艺也就废了。1993年，父亲62岁时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我当时还在牛津读书。当村支书三年，他为村里干了两件事，一是打了一口水井，解决了村民生活用水问题；二是给村里拉上了电，解决了村民的照明和电气化问题。村里通电后，石磨和碾子都不用了。拉电的钱是我向几位朋友筹集的，但有几个村民说不拉电，要分钱，父亲不许，还闹了不小的矛盾。1996年换届时，父亲又高票当选，但他坚决不干了，让给了得票第二的人。父亲不干了，也是我的坚持。为拉电的事，他差点被人打。我不想让他再受别人的气。农村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有老实本分的人，也有流氓无赖。没有能力的玩不转，有能力但心地善良的人只能自己吃亏。父亲属于后一类。父亲当村干部期间，没有沾过公家的便宜，倒是为招待下乡的干部贴过不少顿饭。人民公社时期返销粮、救济款的分配，我们家总是排在同类家庭的最后。但80岁之后，倒有机会得点好处了。父亲是49年之前入党的老党员，现在每年能拿到一万多元的“老党员生活费补助”（包括节假日慰问费）。全村（及全乡）有这种资格的只有两人。父亲很满意，说差不多够他的酒钱。父亲每晚睡觉前自斟自酌二两白酒，多不喝，少不行，很有原则。父亲是个乐观的人。2009年和2016年动过两次手术，手术前躺在手术台上，他还和大夫开玩笑，手术后麻醉一过，他又和大夫说说笑笑。大夫说，很少见到这么开朗的病人。父亲从小喜欢栽树。父亲说，全村就两个人爱栽树，他是其中一个。当然，合作化之后，树只能栽在屋前屋后，或不适合耕种的沟沟洼洼，那属于无用的“公共荒地”，谁栽树归谁所有。我曾问父亲：为什么其他人不栽树，就你喜欢栽树？父亲说，树是需要人伺候的，我勤快。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领着我认树，“这棵树是咱家的”，“那是别人家的”。村里有一小沟，一大沟，成丁字形交汇。小沟就在我家窑洞坡下，沟里的树大部分是父亲栽的。大沟里的树也有不少是我家的。1971年生产大队在大沟上游打坝堰，一下子就掩埋了我家20多棵还没有成材的树。那时候，没有什么赔偿。父亲栽的树对我家的生活和我本人的成长有着特殊的意义。家里人多、劳力少，每年下来都要欠生产队大几十块的粮钱，不是卖粮就是卖树。卖树的钱也是家里日常开支和我上学用钱的重要来源。当时，一棵树大致能卖二、三十元，最高的卖过40元。有一次父亲外出，村里来了买树的，母亲就自作主张卖了一棵。父亲回来后说，卖便宜了，母亲难过了好几天。每卖掉一棵成材的树，父亲就在原来的地方再栽一小棵。当然，这是指水桐树。柳树不同。柳树树干上长十几根椽子，有首陕北民歌中唱道“青杨柳树十八根椽，心里头有话开口难”，“十八根椽”就是这个意思。椽子是箍窑頂的好材料，也可以做门窗格。父亲卖柳树，只卖椽子不卖树干，这样卖了一茬，过几年又长出一茬，可以继续卖，就像从银行取利息一样。1980年家里修了三孔新窑，做门窗用的木材全部来自父亲栽的树。除了木材树，父亲也栽果树。我上小学时暑假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家的杏树和红果树下度过，这让我至今对杏和红果有特别的偏好。我曾挑着杏（或红果）到邻村卖过，但由于害羞，不愿喊叫，不是很成功。家里的红果树在一个比较偏僻的犄角旮旯，果实快成熟的季节，需要有人照看，一是防止松鼠糟蹋，二是防止人偷摘。但我做得也不成功。我中午回家吃饭，饭后再回到果树下时，总会发现果子不是被人偷过，就是被松鼠啃过。学过博弈论后我明白，这种情况下我应该用“混合战略”，即随机监督，让想偷果子的人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出现，但我当时用的是“纯战略”。我以为我在监督别人，其实是别人在监督我。现在一些政府监管部门犯着我当年一样的错误，所以监督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父亲对自己的树有着很深的感情。前几年他和一位邻居发生了纠纷，因为一棵榆树的产权归属问题。父亲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我每次回家看他，他总要跟我唠叨这事。我说，爸呀，这树也不值几个钱，他说是他的就让他拿走吧。父亲很恼火，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我相信父亲说的是实话。去年村里搞填沟工程，小沟里的树都得砍掉，其中多一半是我家的。村主任电话里和父亲商量补偿问题，父亲说不要补偿，你们把砍下的树堆放整齐就行了。村主任办事心急，用铲土机把树铲得乱七八糟，把我家的树和别人家的混在一起，父亲就当作笑话给我讲。当然，父亲不在意补偿，也与树木现在不值钱有关。自上世纪90年代后，农村人用木材，多选择进口的加拿大木材，质量好价格又低；本地木材卖得价格，连人工砍伐和运输成本也难以支付。不独木材树，果树也一样。上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栽了一大片苹果林，他信心满满地说，等挂果之后每年可以有不少收入，没想到，挂果后没几年，果子根本卖不出去，没人照看也不要担心谁会偷。看到红红的苹果烂得满地，父亲也懒得再打理了。去年村里平整土地，推土机轰隆隆把一大片果树连根拔掉了。父亲小时候没有机会上学，自己的名字能认得但写不出。父亲曾对我说，如果自己稍微识几个字，凭能力，十有八九吃公家饭了。我说，爸啊，如果你吃了公家饭，我肯定不是你的儿子了。不识字被人低看，父亲一直难以释怀。有次到集镇上卖粮，对方知道他没文化，给少算了几毛钱，父亲说你算错了，对方说没错，父亲坚持说错了，僵持了半天，对方最后不得不承认确实算错了。从此之后，这个收粮人再没有算错父亲的粮钱。父亲对我上学寄予厚望。记得三四岁的时候，我发现家里柜子里有一支墨水笔，就拿出来玩。父亲看到后厉声斥责道，这是为你以后上学准备的，现在不能玩，玩坏了以后上学就不能用了。大概在1964年“四清”期间，有天晚上我在睡梦里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今晚会上我把水笔的事说了，明天就交了吧。后来我知道，原来，生产队曾买了几支笔，每个队干部一支，父亲当时是保管，虽然不识字，也分到一支，想留着我上学时用。运动来了，父亲担心这属于经济问题，就上交了。我小时候挨过父亲不少打，其中两次与上学有关，我至今记忆犹新。第一次是我到上学年龄，第二天就要报名，我哭着喊着说不去上学，父亲很生气。当时我坐在门栏上，面朝里，父亲在门外，一脚就把我踢到三米远的后脚地。第二天我就乖乖报名上学了。另一次是我小学一年级的下学期，父亲买回几种不同的菜籽，包括白菜籽和萝卜籽，装在不同的小白布袋里。白菜籽和萝卜籽肉眼看上去区别不大，为了避免下种时搞错，须在布袋上写上菜籽的名字。这样的事过去他是找识字的叔叔做，但现在自己的儿子上学了，他觉得应该由儿子写。他也想看看儿子上学是不是学到了点真本事。吴堡话“白”发音类似“撇”(pie)，如白菜叫“撇菜”，白面叫“撇面”，瞪白眼叫“瞪撇眼”，等等。父亲要我在一个袋子上写“pie cai”，我说，爸爸，pie cai就是白菜吧，我会写“白菜”，不会写pie cai。父亲很生气，说“什么白菜，pie cai 就是pie cai。你这一年学给老子白上了。”说着就打了我一巴掌，把我打哭了。第二天，小学老师告诉父亲我是对的，pie cai 就是白菜。父亲向我道了歉。从此后，父亲就比较相信我说的了。开学需要报名费，母亲总是催父亲早点准备，但父亲从来都是不慌不忙，直到报名的前一天晚上才去借钱。我不知道父亲是胸有成竹，还是一筹莫展。倒是从来没有误事。父亲没文化，但记性好，喜欢给我讲故事。当然，他讲的故事都全是从别处听来的，有些故事讲过多遍，基本上都是“好人有好报，坏人跑不掉”之类的。但有一个故事比较特别，好像是在去探望奶奶的路上讲的，让我实在忘不了。故事情节大致如下：很久很久之前，有位老父亲送儿子到山里拜师学艺。学徒期是三年，中间不能回家。老父亲把儿子交给师傅后，就走了。老父亲走后，师傅把徒弟领到一个湖边，告诉徒弟：从今以后，你每天要做的事就是趴在湖边对着湖水吹，吹上三年，湖水能翻过来的时候，你就算学成了。徒弟信以为真，每天一大早起来，就老老实实按师傅说的做。但一年半过去了，看到湖水还丝纹不动，徒弟泄气了，不辞而别。儿子回到家里，老父亲非常生气，说你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学徒期还不满就跑回来，这算怎么回事啊！儿子也很沮丧，闭着眼睛长叹了一口气，就再听不到屋里有任何动静了。睁开眼睛一看，发现父亲不见了。他一声叹息，就把老父亲不知吹到哪里去了。我相信，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自己并没有理解其中的含义。我当时听了，也就咯咯一笑，好玩而已。但牛津大学毕业后，我开始悟出了这个故事包含的哲理。到北大当老师后，我经常给学生讲这个故事（好多年不再讲了），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功夫是不知不觉中练出来的。读书、做学问，就像这个徒弟吹湖，需要信念，需要耐心，持之以恒，功到自然成，不要急功近利，不能每天都想着有看得见的效果。自上研究生后，我有时反倒庆幸父母不识字。如果他们识字的话，一定会看到我写的文章，免不了为我担心，会告诫我这不能写，那不能写。这样的话，为了不让他们为我提心吊胆，我写文章时就会谨小慎微，锋芒全无。但随着新的通讯技术的使用，这个文盲屏障现在不完全有效了。三年前的一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除非有特别的事情。父亲在电话里说，听说有人把我告了，他一整夜都没有睡着。原来，在北大国发院召开的有关网约车管理政策的研讨会上，我做了个发言，批评了有关部门和出租车公司维护既得利益的倾向。随后，三十多家出租车公司联名给北京大学领导写了告状信，我一笑了之，北大领导也没作任何反应。但告状信被放在网上，我姐夫看到了，告诉了父亲，父亲就紧张起来。我反复给他解释我没事，他还是似信非信，直到我专程回去一趟，见到我确实好好的，父亲才放下心来。父亲说，你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人家领导不喜欢的东西你就不要写，千万不要惹麻烦。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1989年夏天，有人说看到一辆拉犯人的车从绥德路过，我就在车上。这话传到村里，传话人说的活灵活现，父亲在焦虑中抽起了烟。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抽过烟。我小的时候，父亲在自家窑前坡地种过烟草，但只是为了卖几个零花钱，自己舍不得抽。看到父亲这么大年纪，还要为我操心，我感到有些内疚。我现在倒希望父亲是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人，这样，即便我有个三长两短，被污名化，他也能理解我。我对父亲说：爸，你放心吧！为了你活过一百岁，我不会惹麻烦！
（注：父亲生于1931年10月初一，今年90虚岁。本文中其他年龄是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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