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背后的“美国病”
“美式”痼疾下的
社会矛盾
自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始终未能走出疫情阴霾，“恶化—缓和—反弹”的现象反复上演，这表面上是国家公共卫生治理的危机，本质上暴露出美国政治、社会存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
疫情危机久拖不决，令美国民众生活越发艰难。政府救济或解一时之急，却难为民众摆脱困境提供有效助力，当下仍有许多家庭尤其是工薪阶层难以负担日常开支，挣扎在生活崩溃的边缘。如果任由疫情发展，经济复苏也无从谈起。
可以说，疫情已成为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矛盾的放大器和催化剂，对美国产生了全领域、全方位、长时期的冲击，这是一场典型的美国式危机。难以根除的政治社会痼疾以及政府在疫情防控、国家治理等方面的诸多失误，正是这场“美国病”的根源。
美国为何没能控制住疫情？
编 | 刘光博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6月4日发表题为《美国为何未能控制疫情》的文章，作者是卡洛斯·洛萨达，文章介绍了劳伦斯·赖特在书中探讨了美国抗疫中错失的机会与严重失误。全文摘编如下：
▲《瘟疫之年：新冠疫情中的美国》一书封面
劳伦斯·赖特的《瘟疫之年：新冠疫情中的美国》很难读懂，他以纪实文学的方式讲述美国科研人员、医生、政坛人士和公民如何艰难面对新冠疫情；还有他2020年4月出版的小说《十月的终结》，基本上也是同样的主题。
在我努力通读《瘟疫之年》时，赖特之前出版的一本书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塔影蜃楼》（又译《末日巨塔》）。那是一本娴熟讲述“9·11”事件来龙去脉的作品，以袭击事件为高潮。那一次，也有大量威胁被忽视，专家靠边站，而直到不可估量的灾难降临时我们才采取行动。赖特在2006年出版的这本书中写道：“这个新威胁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无人正视。它极其异乎寻常、极其原始落后而且具有异域特色。”那是一场看似无法想象的灾祸，“打破了美国人自认置身现代与技术的信心，粉碎了他们不再经历野蛮历史场景的理想”。
《瘟疫之年》未达到《塔影蜃楼》的高度——没几本书能达到，但是新冠全球大流行就是那种野蛮历史场景，甚至是更致命的威胁，美国本来可以未雨绸缪，做好更周全的准备。赖特的新书极为详细地列举了政府错失了防止事态如此失控的机会。他写道：“肯定会死很多万人，但是也许不是几十万人。”这就是死亡人数又多了一个“0”的故事。
01.
总统“蓄意破坏”
有警告，甚至有指导手册。赖特描述了奥巴马政府长达69页的《及早应对高危新发传染病威胁与生物事件手册》，在总统权力交接时留给唐纳德·特朗普新团队，预告一旦出现疫情或生物武器袭击，各机构应如何反应。赖特还提到了“赤色传染”演习：2019年由特朗普政府的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牵头，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委员会、各大医院、卫生保健组织及十几个州政府共同参加的一次演习。那次演习假设游客在一次旅行期间感染了一种新型流感并迅速传遍全球。由于没有疫苗，近60万美国人很快死亡。赖特强调，它“诡异地预测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却未进行改革。
赖特写道：美国幸运地享有世界级医疗和研究机构以及强大的制药工业，本来可能非常有力地应对一场疫情，或至少解决演习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但是，三大因素对我们不利：首先，美国当局花了太长时间才搞清整个威胁。其次，疾控中心未能及时研发出有效的检测盒，赖特哀叹：“也许是一个非常骄傲的机构的史上最低谷。”第三，口罩从公共卫生措施转变为文化和政治大战，即美国总统急于发动的一场战争。
赖特解释：“总统不戴口罩的形象令他的支持者振奋。”尽管赖特称赞这位前总统实行旅行限制令并推动疫苗研发的“曲速”行动，但是对于特朗普嘲笑戴口罩，他称他为“蓄意破坏者”；对于特朗普继续举行竞选集会并在白宫召开多人参加的任命最高法院新上任大法官埃米·科尼·巴雷特的活动，赖特称他是“超级传播者”。
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安东尼·福奇告诉赖特：“政治分歧不易形成一致对敌的协调合作行动。”这话意味深长。缺乏这种应对措施，可选择的措施就很有限。美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权衡取舍——是支持全国封禁还是避免经济衰退——几乎不可避免。我们自己造成的。
病毒没有改变我们。它只是加速了已经发生的变化。
赖特回顾了难忘的历史背景——一个世纪前流感大暴发期间，旧金山成立了反口罩联盟，说明世界上其实没什么新鲜事儿；甚至列举了参考文献，提醒读者别忘了（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讲述的佛罗伦萨10个朋友在瘟疫年代居家隔离的故事。他也提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英雄人物。
02.
官员知而不为
《瘟疫之年》的大部分内容是通过特朗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博明（马修·波廷杰）的经历讲述的。2020年1月他就认为此次疫情是一场重大危机。然而，博明沉迷于特朗普政府官员典型的出尔反尔的哀叹——这次我会辞职，不，也许是下次。博明最令人难忘的时刻就是他2020年3月向他的兄弟承认：政府为医务人员配置保护设备的措施太晚了。他说：“我尽了全力，援助就在路上，但也许来不及了——那么，就请撕开床单，改造成实验室防护服……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那就用文胸包住脸当口罩用吧。”
通常，政府官员知道该做什么，但是仍然很少去做。赖特回忆：“特别工作组成员都明白危机的严重性；他们孜孜不倦，每个工作日都要开会，周末开电话会议。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根本未采取控制疫情必须采取的措施。”政府拒绝管理。
当高级官员介入时，他们的执行方式往往很不正式。赖特细述了白宫新冠疫情特别工作组协调员德博拉·伯克斯长途跋涉跟随流行病学家伊鲁姆·扎伊迪，“行程25000英里，八次横穿全国，走访了43个州”，与政治人物、卫生官员和医院管理人员会面。赖特指出：“她是唯一这样做的联邦官员。”
03.
会吸取教训吗？
赖特认为缺乏全国统筹计划，导致一场疫情在全国变成了多场疫情，人们因种族、年龄和地域不同而过着不同的生活。（他认为：“人们不禁要问：如果病逝者更年轻、白人更多、更富裕，国家会如何应对。”）
虽然赖特对疫情起源的实验室泄漏论持开放态度，但是他指出了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无论疫情缘何而起。他写道，如果新冠病毒在自然界进化，那么我们应“预料疫情将反复出现”，因为人类与动物有各种新的交互方式。
正是这场疫情以另一种方式引发了令人难以回答的“9·11”式的问题。我们会提出适当的问题并吸取应有的教训吗？抑或，想着疫情结束胜利在望，我们已经开始把难以想象的结果（迄今已有60万美国人死亡）视为可以接受吗？
戏剧制作人乔丹·罗思告诉赖特：“当你看到难以理解，而且因为难以理解所以你拒绝接受的事情展现在眼前时，那是一种欲罢不能的体验。你脑子里全是它，放不下，你说‘好吧，我懂了——但也就那样吧’。然后难以理解的事情就过去了。你还会这样。周而复始，陷入更多难以理解的事情。”
跨年演讲：造物者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