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同志给邓公拜年
从没见过父亲的遗腹子，12岁目睹母亲病亡，跟着大伯在湖南长沙长大，从上海考上清华大学，刚参加工作就当了科室副主任，然后被冤枉了20年。他说：
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
1990年，不管在朱同志的个人奋斗升职，还是在国家的历史进程里，都是不太寻常的一年。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去家里吊唁。朱同志匍匐在地，以头撞地，哭得最为伤心。
小编摘录
20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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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朱同志给邓公拜年
作者：老任
来源：认识局
1990年，不管在朱同志的个人奋斗，还是国家的历史进程里，都是不太寻常的一年。
这年1月27日，大年初一，朱同志去给来上海过年的邓公拜年，身边带着几张地图。
朱同志向邓公展示浦东机场的方案，邓公说，搞就搞新的，改造旧的意思不大。邓公边说边抬头微笑着看朱同志，眼里的欣赏是掩盖不住的。
邓公有个“大项目”，需要一个关键的人来推动，朱同志就很合适，现在他想要推朱同志一把，把这个大项目干起来。
“不用怕，报嘛！”
明面儿上的大项目是浦东开发，上海发展的关键，再不启动就要落后广东和福建了。而且，它的意义还不止如此。
1990年（上）和2020年的浦东
（图片来源：上海市外事办公室）
拜年之前，朱同志对推动浦东开发还不太自信，这个事儿挂在嘴边上讲了快两年，实际上推动起来困难很大。倒不是怕做不成、做不好，而是怕报上去了，北京的领导们不支持、不批准，原因有点儿复杂，但邓公自然是心知肚明的。过了年，回到北京的邓公，又使劲推了朱同志一把，他对政治局的领导们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是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当天下午，领导就派人来关心了，先跟朱同志讲了浦东改革开放要注意的问题，提个醒儿，然后要具体报告。
上海的报告已经讨论了两三个月，总是不太满意，要催的话，今天晚上就加班弄好。背上这个“大项目”，朱同志的前途截然不同，不到三年升了三级，从一方“大员”，走到国家“宰相”。1987年底，朱同志被赵同志派到上海工作时，工作岗位是党委副书记，刚被选为110名中央候补委员之一。调任上海之前，他是国家经委的副手，得票数不高，大概是在各地还没什么名气，也没人会想到他后面的发展会这么迅猛。这届在上海工作的同班同学有5位，都是副手，朱同志只是其中之一，在北京的领导们眼里也许是培养对象，但一点儿也不显山漏水。这5位里有3位后来做过核心管理层，1988年，他们在上海陆续聚齐时的这一年开始，邓公连续7次要来过春节。
他是很关心这批后备干部的，毕竟前面曾在老家四川工作过，又担任一把手的胡同志和赵同志，都先后出了问题。
此时江同志已经半个人去了北京，陆续交接上海的工作，开始接班更重要的岗位。如今还缺一位，邓公要帮江同志选一选搭档。有前车之鉴，这场考察最看重的自然是忠诚了。看朱同志的个人简历，确实挺委屈的。1957年大鸣大放，朱同志是国家计委领导的秘书，按照当时的规矩，身边的人要带头给领导提意见、搞批判。
朱同志只好上台讲了3分钟，当时大家都还觉得他讲得不错，没成想过了几个月，这位老实提意见的秘书，摇身一变成了右派。第二年在上海，朱同志竞选市长时旧事重提，向全市几百位人大代表坦白自己的想法：
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
从没见过父亲的遗腹子，12岁目睹母亲病亡，跟着大伯在湖南长沙长大，从上海考上清华大学，刚参加工作就当了科室副主任，然后被冤枉了20年。前十年在国家计委机关教老干部学数理化，后十年在五七干校种地，小麦、棉花、水稻都种过，还会放牛、放羊，养猪。1978年被老领导马洪捞出来之前，朱同志刚带着一批学徒工爬电线杆搞了两年电力。从拉电线开始，手把手教会他们安装22万伏高压线和11万伏变电站。那一年他50岁，依然干得热火朝天，却“一事无成”。朱同志这样的人生经验，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忠诚二字实在沉重也难以理解，看这些资料时，老任倒是想到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词。人的一生太过短暂、也很渺小，即使朱同志这样的人才，也会被时代的大势裹挟、蹉跎半生。也得亏运气好，有老领导提拔回国家计委、经委工作，“传奇伯乐”宋平慧眼识珠，把朱同志推进高级后备干部名单，可以东山再起，到达人生巅峰。放普通人身上，纵然再有才华，过了50岁一生也算交代完了，还没怎么起就落落落落……连个像样儿的涟漪都没有。想要做成一点儿事情，恐怕只能靠长期坚持，慢慢“熨平”自己不可控的时代周期，忠诚于工作和生活、事业和目标。即使等不到大势，有个风口和机会，也可能赚个衣食无忧、志得意满。经历过人生“三起三落”的邓公，肯定要比朱同志看得更深也更远。中国的历史周期波动了几千年，循环往复、否极泰来，大都是大乱和大治之间的转换，高低走位的幅度也大都是史诗级的。像这几十年来的改革，放在历史经验的维度看，没个政治甚至社会的大乱，怕是做不成。一治一乱代价太大，所以邓公要把稳定放在第一位，将改革的波折压到最低限度，因此忠诚的底线是不能穿透的。等待了大半生，年届花甲的朱同志，终于有机会把自己的长期坚持，嵌入到历史的大势里，靠的是这个忠诚和“长期主义”。只有忠诚是不够的，还要有能力。当时保守派个个把忠诚喊得震天响，办不了事儿也是白闹。朱同志的脾气如今众所周知，也是人们一直品评不断、褒贬不一的，朱同志自己倒是不太计较得失，在任时就要给“自己留一口棺材”了。能做成事儿的人，大都品得出一种世间的滋味儿。事儿比人大。大上海卧虎藏龙、盘根错节，自古如此，外来的干部想要立足，得相当有些手段才行。
朱同志12月到沪，4月正式就任市长，没低调几个月，就被本地同志找麻烦了，有人在简报里挑明。确有其事，当时朱同志接受记者采访，除了心直口快，也是没经验，记者的问题大概是你来当副手，后面有什么打算？也是个挺常轨的问题。回答也是套路一下就行的，表表决心啊，对工作有期待啊，为上海多做贡献啊，语言组织的好，也是可以出彩的。朱同志直接怼回去：中央是派我来当市长的，不是当副手的。
这样涉及选举规则严肃性的话，还是要和人大代表们解释一下。他刚一说出口，情商非常高的江同志就在旁边给他打圆场：“举行记者招待会是以中央提名的市长候选人名义，所以我认为朱镕基同志讲这句话从原则上讲没有错。”实际上，这事儿朱同志事先跟领导汇报过了，领导明确可以说，算是表达支持吧。天性不同，朱同志的选择也不同，他的风格是既硬核又真诚。硬核在于总是对这事儿去，事儿怎么能办成怎么来，紧盯不放，做不好批评自然也是少不了。
批评同志严格，批评自己更敢下狠手，刚要上任，朱同志说自己基层工作经验不丰富，“以后在这方面可能要犯错误”。在上海工作三年多，朱同志开了三次民主生活会，每次都提自己的工作作风，说起来一次比一次不留情，感兴趣的可以找发言看看。
表里如一是朱同志对带队伍的定义，也是对“谦虚”的定义。在公开场合，朱同志都对江同志尊重有加，搭档的关系非常融洽，日后当了总理也是如此。1999年访问美国，和克林顿一起开新闻发布会，他对美国总统和记者说：我自己是不愿意来的，江同志让我来，我得听他的。
上海要发展金融主业，这是朱同志的想法和目标，却刻意交代不必提“中心”。大肆宣扬时代感，也容易树大招风难以成事。事儿做成了，自然是老大，谁都不敢轻视，自己总挂在嘴边上吹牛，也牛不到哪里去。细琢磨琢磨，所谓傲慢、谦虚、狭隘的风格，其实都很难相处。它们的本质是一致的，人大过事儿，太过关注自己的感受和形象。还有表面上谦虚忍让、包容提携、甚至与世无争，转头就要算计小鞋儿的尺寸，更让人头疼。和朱同志这样高阶风格相处，就会很爽，领导很放心，下属也不用担心被算计，事儿办得好还会被快速提拔。感受朱同志这种“无我”的状态，可以看下面这张照片，夏天上海街头的水管爆裂，他跑到现场抱着手紧紧盯着大坑，别人的注意力也就没法游离了。朱同志在上海的任期内，邓公来过四次，他去拜过几次年并不确定，但给邓公的印象，一次比一次深。龙安志在《朱镕基传》里记载，1990年之前朱同志去拜年汇报工作，邓公就发现他说话不会提前准备，但条理清晰、想法成熟，细节和数字张口就来。
这是一种掌控全局的气场，从此邓公提到朱同志，必说三个字：邓公在观察朱同志，朱同志也在凝望邓公。1990年，朱同志一夜之间提交浦东开发方案，显然早有所准备。但他未必完全确定领导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邓公给他的回应毫不含糊，时机在两个人心中都成熟起来。还有个重要的事件，1991年姓“资”还是姓“社”的大讨论，有个未必众所周知的起点，也是朱同志。这一年邓公又来上海过春节，朱同志陪他在上海参观考察，两人的讨论也越来越深入，邓公说：
“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朱同志听懂了，拿小本本记下来，回来亲自带着同志们，把邓公说的话整理出来。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周瑞金，在和市里管宣传的干部那里，“碰巧”听到这个事儿，把他们的小本本抄过来。于是有了后面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根据周瑞金的口述历史，发这些文章时，上海的班子成员对内容没有异议，但是对没有按程序及时报送提了点意见。
这些文章引起轩然大波，北京Top Level的党报社长，以个人身份“趾高气扬”的到上海来兴师问罪，搞改革怎么能不分姓资姓社呢？让周瑞金写报告向上级解释。（我感到很可笑）难道不知道我们连续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四篇评论，会毫无根据吗？我能够随便按照个人的意见来写吗？这一年的3月，朱同志已经调任北京工作，还远不是保守派的对手，不仅是朱同志，先到北京还根基不深的未来搭档江同志，困难也不小。
1991年七一讲话，江同志既强调防止和平演变，更要坚持改革开放。到了公开播发的新闻里，防止和平演变尽人皆知，改革开放却鲜有人问津。
江同志不高兴，要求上面提到的报纸再发社论，强调改革开放，这位社长却在头一天中央台《新闻联播》，先期播发的文章摘要里，刻意加了句：江同志也较上劲了，看完了《新闻联播》连夜打电话给他的上级，要求立马修改，把这句多余的话删掉。同一家顶级报纸发布的文章，第二天正式见报和头一天播发的版本不同，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
两个月后，江同志指名道姓地公开批评了这家报纸的海外版，因为他们在江同志另外一次讲话中，又刻意突出防止和平演变的内容，而忽略其余。
江同志公开讲个话都这么费劲，朱同志做事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关键时刻还是得邓公出马，他已经选好了两个配合默契的搭档，还得给他们加加油，再送一程。1992年，他改变了行程，春节前先“南巡”去了广东，把一年前在上海跟朱同志表达的意思，又重新说了一遍。
回到上海时，朱同志不在，邓公在他任内推动修建的、通往浦东的南浦大桥上，自己开开心心的照了个像。
这一年10月，朱同志从候补委员到常委，连升三级，成为核心管理层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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