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书单丨这是一座文学纪念碑

“文学纪念碑”的开掘之旅

△ 魏东（出版社编辑）

苏珊·桑塔格在推荐茨普金作品《巴登夏日》时以“爱陀思妥耶夫斯基”为题，的确，这是茨普金书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动力，同时，也是桑塔格从一堆旧书中翻捡发掘出茨普金的双重动力。回想起来，“文学纪念碑”丛书的诞生也是源于同样的动力。

大学时我接触的第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即是其总结性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也许正因为倒着看，从此，无可救药地迷上了陀氏及其作品。2005年进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后，热爱就很自然地转化为了行动。最初是打算编一套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名家书系，成书的有纪德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和别尔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也就是在编辑别尔嘉耶夫文稿期间，跟译者兼好友耿海英聊起相关选题，我们谈到了别尔嘉耶夫夫人的日记，曼德施塔姆夫人娜杰日达的回忆录，由此注意到俄罗斯有很多类似的出版资源，且有出版文学传记、回忆录、日记的优良传统，其中一套丛书名若由俄文直译，大约可称作“文学纪念碑”。至此，这一丛书名在我脑子里开始成型，并配上相应的英文“Literary Monuments”。

首先入心的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符合标准的正好有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氏传记。可是因为体量过大，成本不菲，选题未获通过。

2007年下半年，“文学纪念碑”的第一块基石终于确立，新西兰学者布赖恩·博伊德的两大卷《纳博科夫传》选题得以通过。纳博科夫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微词广为人知，选择他打头阵对于“文学纪念碑”的初衷来说未免有些讽刺。不过，作为俄语、英语两栖作家，纳博科夫自有其非凡洞察力，尤其是其不大为人知的俄罗斯时期。而博伊德作为最权威的纳博科夫爱好者和研究者也确实不凡，立论多有哲学兴味，文采飞扬，加上译者刘佳林的生花妙笔，呈现了传记的书写典范：生活与创作的无缝对接，作品的精妙解读，传主与读者的微妙化学效应。该书为“文学纪念碑”带来了最初的盛誉，并打下了坚实的地基。不过，在树立崇高标杆的同时，也给后续作品带来了影响的焦虑。

依照《纳博科夫传》和期待中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规格，“文学纪念碑”的选书标准已然确立：体量丰厚，见识通透，声誉卓著，以同等的深广度呈现经典作家的人生图景与艺术世界。下一步选择什么作品呢？其时，作为《纳博科夫传》的副产品，刘佳林已完成纳博科夫一本奇妙之作《尼古拉·果戈理》的翻译。这是一本小册子，但着实有趣，在果戈理身上烙下了鲜明的纳氏印记。“文学纪念碑”在打造之初，并没有严格归于俄罗斯文学一途，但因为俄罗斯文学本身的品性和质地，加上个人的文学见识和偏好，丛书不自觉地向俄罗斯文学靠拢了，以至于读者经常误解这只是一套俄国文学丛书。

接下来进入视野的首先是德米特里·贝科夫2006年获得俄国首届“大书奖”的《帕斯捷尔纳克传》，这是一部创新之作，列入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杰出人物传记”丛书。可惜版权兜兜转转，最终花落别家。关于阿赫玛托娃的传记资料除了好几年前翻译过来的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的三卷本回忆录之外，俄文里并无权威传记，只能假以时日。相比而言，在传记方面，茨维塔耶娃就幸运多了。茨维塔耶娃博物馆前馆长安娜·萨基扬茨所著《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即是理想的传记。此书突出之处不在于对其作品的系统深度解读，而在于深厚绵长的“同情之了解”，看似平实节制的文字后面潜藏着浓重的情感。编辑的过程，于我是个沉重的体验，茨维塔耶娃的生活中虽偶有晴天和温馨，但其间遍布的那些阴郁沮丧绝望实在折磨人，也由此，我深深爱上了这位杰出的天才诗人。围绕她编辑了《寒冰的篝火：同时代人回忆茨维塔耶娃》（2012）以及她女儿阿利娅的回忆录（待出）。

2011年，对于“文学纪念碑”来说，意义非凡。累积的作品相继推出：《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薇拉：纳博科夫夫人》、《黛安·阿勃丝传》、《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薇拉作为纳博科夫身后的女人备受读者关注，史黛西·希芙的叙事飘忽不定，张力十足，这本传记被誉为“纪念碑似的”，曾获2000年度普利策传记奖。阿勃丝是纪实摄影的先驱，残酷真实的摄影理念与不凡的经历使得她更像是一位摄影诗人，此书入选“纪念碑”也不算牵强。《捍卫记忆》成功入选当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并上了国内多个书榜，可说是“纪念碑”系列第一部获得媒体广泛关注的作品。本书对于国人的要义在于贡献了一个关键词，一个反思历史的有效切口。

2013年，“文学纪念碑”持续发力。这一年，期待已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主题总算有了回响。《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终于借助上海译文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推出的“文学回忆录”系列中的《相濡以沫十四年》再版，安娜的《一八六七年日记》则是首次由俄文全本译出。安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伴侣和文学助手，众多陀氏杰作的题献者，她将一生投入到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业中，她的文字（虽有部分文饰）对于理解陀氏意义重大。本年最值得一提的是《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在批判力度上，曼德施塔姆夫人比之季娅要更具文学性，因之更锋利、更动人。两位女作家的作品也为“文学纪念碑”开启了另一个维度，即对于社会、权力等大词的批判性思考。

2014年，“文学纪念碑”陀思妥耶夫斯基主题有了重大突破，最初的心愿终于达成。《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五卷本陀传第一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推出。前者由苏联著名“陀学家”多利宁主编，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基础的传记资料。弗兰克的陀氏传记第一卷出版于1976年，最后一卷2002年才完成。弗兰克站在多利宁、格罗斯曼等前驱学者肩上，运用英语世界得天独厚的文学史及传记撰写经验，成就了这部伟大传记，它配得上陀氏及其伟大作品。《反叛的种子》作为开卷之作，展示了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置身的俄罗斯社会与文学环境，奠定了整部传记的主旨、原则、调性和深度。

“文学纪念碑”系列在传记、回忆录、日记领域的耕耘已初见成效，目前已出十三种，规划也有二十几种了。接下来即将推出的是理查德·艾尔曼的《王尔德传》，艾尔曼用睿智的语言和丰富的同情构筑了王尔德的一生，同名传记电影即是以此书为蓝本。利季娅和曼夫人的后续作品，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以及五卷本陀传剩下的四卷也将推出。

一路走来，“文学纪念碑”能有如今的模样，实在有赖各种合力。特别是传主、作者、译者的三重契合，这是保持高品质的关键。

“文学纪念碑”的意义即在于刷新对于经典作家的传统识见，丰富对于经典作家作品的内心体验，修正我们对于社会人生的感知，如此，这座纪念碑还值得不断开掘下去。

-END-

广西师大出版社 出品

如需转载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