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人的记忆，开启了一个世纪的中国美术史
为什么要向这个老人致敬？
在80后还在襁褓的时候，这个老人已经在中央美院创建了“民间美术系”，把民间艺术提升到学院体系中观察、学习、创作……而这一举措在当下的中国都是不太可完成的事情。
当80后在成长，这个老人已经带队十四次走完了黄河，对黄河流域的民间艺术理出了一条新的脉络——完成了一部被黄永玉和陈丹青称为“被震傻了”的《黄河十四走》。
在90后刚刚步入这个世界，这个老人在退休后，在海外宣传中国的民间艺术。在观察对比了中西艺术后，他认为中国艺术、中国艺术家应该以我为主。
今天的年轻人，不管是80后，还是90后，可能不知道这个老人是谁，但是也许听说过他的老师：徐悲鸿、李苦禅、董希文、蒋兆和、吴作人……
也许听说过的同事和朋友：顾毓琇、周汝昌、黄永玉、侯一民、钱绍武、郭兰英、郭淑珍……
也许听说过他的学生：徐冰、陈丹青、吕胜中、陈文骥、韩书力……
这位老人就是杨先让。
内心深处的记忆
如果记忆是因为遗忘，那么杨先让的伟大便是他让记忆得以再现，让时间在文字中凝固。
杨先让是徐悲鸿主持国立北平艺专后的第一届学生，那是中央美院最为星光熠熠的时光。众多的艺术大家在美院传道解惑，又有众多才华横溢的学子如饥似渴。岁月缓缓流淌，在一个甲子之后，作为后辈的我们或许已经无法感知当年中央美院的风采，在大众读物之中，也鲜有专门记录那个时代的精彩文字。历史也就这样慢慢地淡忘着属于它的最精彩的章节。也许，这是最无奈的事情。
这套《杨先让文集》，艺术家杨先让展示了其另一个身份：记录者。他用他艺术家的丰富情感记录下了美院及现代美术数十年发展中的那些人、那些事。于是，我们看到了郑锦、徐悲鸿、古元、吴作人、力群、李桦、张仃、邹雅、叶浅予、王青芳、李苦禅、黄永玉……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艺术家出现在我们面前。
历史总不会辜负有心的人。
杨先让是一个感情真挚的艺术家，他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是他情感的自然释放，都是他内心深处之于每一个人物最真挚的情感。他曾言，不感动我的我决不画。写作与画画一样，不感动他的事情，他不会记录。在《张仃绝响》中杨先让记录了这样的事情：
使我永记不忘的是在“文革”初期，张仃先生的儿子张郎郎，在我们中央美术学院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入狱了，并判为死刑。在我们大礼堂召开对张郎郎罪行宣判大会那天，我到版画系办公室去有事。一进门只见张郎郎手铐脚镣，正弯腰整理自己的脚锁链子，忽然抬头看到我，他竟毫不在乎的样子，还向我笑着。我不知所措地退了出来。正在此时，张仃夫妇互相搀扶着由走廊向大礼堂走去，这是被通知家属来参加宣判大会的。这对做父母的张仃夫妇身心压力多么巨大，又多么残酷。何况张仃先生当时又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头号“走资派”，正被批斗中，令人惨不忍睹。听说后来又拉着郎郎到中央工艺美院批斗，最后在工人体育馆开宣判大会，郎郎一案待审。
就像是当事人的回忆，杨先让把这一幕幕，化成记忆的镜头，终于在过了历史黯淡的时间后，一一呈现了出来。
再比如，杨先让先生在写最“帅”的叶浅予先生的时候，就活灵活现地再现了这位才华横溢，且又风度翩翩的老人：
记得“反右”前夕，齐白石老人刚去世不久。中国美术家协会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会上，忽然大厅门开，身穿长袍、手持拐杖、头戴软帽、白须飘动胸前的“齐白石”，左右由郁风和萧淑芳先生搀扶着，后面有吴作人等慢慢步入厅堂，全场大惊，以为美协名誉主席齐白石老人真的死而复生了。原来是多才多艺的叶浅予先生的一场艺术化装，赢得全场起立掌声雷动。
这样的文字在全书中比比皆是，这些记录都是杨先让埋藏最深的记忆，也是他内心最深处的纪念。这样的笔墨，这样的回忆，写的是中央美院的人物志，也用这仓皇时代下的悲欣交集的众多人生勾勒出整个中国现代美术一百年的传承、发展、再传承，以及当代美术的走向。
转向民间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如同其他艺术家一样，作为版画家的杨先让可以说是为时代造型。在杨先让长达三十年的版画创作道路中，我们耳熟能详的有他的《出圈》《延安组画》《会师大庆》《洪湖曙光》《梁漱溟》《弘一法师》……以及那幅名震一时的《怀念周总理》。如果说，杨先让先生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继续一路走下去，那么他在世俗上的名声至今都将会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终究是一个与喧嚣时代始终保持着距离的人。80年代伊始，杨先让突然转向，他迈出了超越性的步伐，把视野放在了中国底层的民间艺术上，他首先主持年画、连环画系，继而在1986年，他又在中央美院创办“民间美术系”。
在当时，这一系列的举措，已经让许多人所不理解，许多人看不到民间艺术的重要，更有一些人为杨先让自己的艺术生命考虑，认为其这些举措是不值得的。然而，杨先让早已经有了长远、周详的计划与目标：他梳理中国艺术体系、中国民间艺术体系、西方艺术体系之间的关系。在成立“民间美术系”后，也是在1986年，杨先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开始了黄河考察！
美国著名社会活动家、艺术家叶蕾蕾也曾参与过一次“走黄河”。一直到今天，头发已经花白的她清晰地记得80年代，她跟随杨先让的那次黄河之行：
在跟随杨老师采风的步子中，我看到他对民间艺人和剪纸大娘们嘘寒问暖，亲如家人，谦卑学习。我们坐过各种不同的车——火车、大巴车、小汽车、三轮摩托车。经过一望无际、黄沙漫漫的黄土高原，经过郁郁苍苍的枣树林，和看到急湍直流的母亲河——我们的黄河。
叶蕾蕾还总结说：
在四年之中，杨老师领队下乡十五次，从黄河发源地到出海处，前前后后，风尘仆仆，历经八省，在一百多个县镇考察，收集到几千张的照片，一部四十五分钟的《大河行》纪录片，和三十万字的文章，由汉声出版社出版成三册一套、极为壮观的《黄河十四走》。
这点点滴滴已是叶蕾蕾三十年后的回忆，她从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忘记她人生中重要的一次行走，当然更不会忘记其后的皇皇巨著《黄河十四走》。叶蕾蕾毫不遮掩地说，杨先让敢想敢干的性格与生命激情极大地影响了她此后的艺术创作。
到了90年代初，杨先让把这套《黄河十四走》带给黄永玉的时候，黄永玉震傻了：“杨先让《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这是何等高度的评价！也正是通过这一次次地黄河考察，杨先让终于在西洋画体系、中国画体系之外，带动完善了民间美术的教学体系。用他的话说：“民间艺术是一个庞大的造型世界，实实在在与广大的庶民共存了数千年，并自始至终地沿着自己的规律去进行创造，发展成一深厚而丰富的艺术体系。我们必须加紧发掘研究这份民族文化的宝藏。”他还说：“我庆幸中国的美术院校教育，不只有西洋画体系、中国画体系，还有民间艺术体系，这是我们的优势。”
如今，被民间艺人称之为“不讲理的艺术”的民间美术，都改换门庭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当在这个充斥着民间艺术与现代艺术手法结合的时代，杨先让叹息：“保留下来的，都只是旅游产品而已。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能尽力而为，毕竟传统艺术失去了它所存在的空间。”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杨先让那四年的黄河考察与教学工作，会发现他的努力与实践，在这个充斥艺术创新、话题、概念的时代依旧无法超越。
正如陈丹青在《热情的记忆——读杨先让老师文集》写道：
十多年后我从纽约回北京探看，在三联书店买到了先让老师苦心编撰的图文巨著《黄河十四走》，一看之下，诚如黄永玉先生看到此书的感慨一样：“震傻了。”我不知道近二十年是否还有更体面的同类专册问世，在我印象中，《黄河十四走》是90年代，也是此前半个世纪国中最为周正而用心的民间艺术图文集，其内容和体裁，介于田野调查、文本分类、历史综述、美学阐发之间。如今市面上各种美术史豪华版画册泛滥成灾，可是仍然无法替代《黄河十四走》，不消说，每一页图文背后，都可见先让老师的雄心。
陈丹青看到的杨先让先生的雄心，其背后的根本更多的是一种无私。这就像是杨先让的生命底色，不仅体现在他转向民间，对民间艺术的系统考察整理上，只消看一下杨先让的教学，便已知这种无私之心。
徐冰是杨先让在“走黄河”中带出来的杰出艺术家，在他的课堂笔记里既有当时杨先让平时的教学，也有对中国艺术的感慨：
我把那时期的笔记翻出来，翻几页就是《杨先让讲古元》，艺术家是不能说谎的……；再几页就是《杨老师聊天讲构图》，你们不要一来就是重点题材、重大意义，平时要小构图，小创作，不要大……；《杨老师木刻技法总结》，木刻技法的提高不只是技法上的，而是由于各方面提高而提高的……；《范曾总结两周白描课》，杨老师开场：我请范曾来上白描课，为的就是要扫盲，使你们懂得了白描，版画系这是第一次……；《杨先让讲美国当代画家》，现代世界变化多端，怀斯硬着头皮保持乡土，是有自尊心的人……；《民间采风回京座谈会》，杨老师发言：中国人几百年血液里都有一种崇洋的东西，画画也不自信，画出来东西也是洋的……；《于是之讲人物创作问题》，杨先让老师先介绍……；《黄永玉谈艺术》，杨先让主持……；《郭兰英讲演》，杨老师介绍……
徐冰在后来的一篇回忆中还特别强调，在“文革”刚刚结束，“那个‘假大空’遗风还未清理干净，又开始迷恋欧洲学院素描和形式美探索的时代，杨老师给我们灌输的却是这些之外的东西——朴实的艺术。他讲得最多的就是：法国的米勒和中国的古元”。
无论米勒，还是古元，都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家，从徐冰的回忆及杨先让在这部文集中非常推崇的现实主义艺术道路来看，他一定会转向民间，一定会走向黄河，这是他的艺术的宿命。
十余次的“走黄河”，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故事。今天已是杰出艺术家的吕胜中曾多次跟随杨先让“走黄河”，他曾经专门记下了一些细节：
记得第二次走黄河到达陕西府谷县的那天，我们刚刚安排住下。文化馆的人急急来报，说县里的领导要来接见。之前杨老师到各地都不太愿意打扰官方，因为他们的思路往往会白白消耗我们很有限的时间。加上一路风尘未洗，大家都疲惫不堪，所以杨老师显出不快的情绪。就在人家就要到了的片刻，他突然说让我以队长的身份出面与官员们接洽，令我猝不及防。县领导来了，他没事儿人一样，我硬着头皮介绍情况。刚要介绍他是系主任时，他打断了我，反向人家说我虽年轻，却是他的领导……差点把我搞疯了。接下来的好几天更让我莫名其妙，我认为是在主动配合他思路的一些工作，他老是挑刺儿找茬。在神木县一家餐馆吃饭的时候，他当着众人对我发了一次无名火。于是上演了和他的斗气，居然互相憋着不讲话好几天，我表现出很消极的态度，一直僵持到佳县。
这样有意思情境，是杨先让有意为之的社会教学，他希望他看重的这些青年学子不仅在艺术上得到成长，更要学会处理与社会的关系。杨先让正是这样，课堂上无私奉献，课堂之外充分利用这样有意无意出现的情景，培养出了徐冰，也带出了吕胜中、陈文骥等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
我为主
如果说，杨先让创办“民间美术系”，黄河十四走是超越时代的步伐，是杨先让站在祖国的土地上为这得天独厚、丰沃的民间艺术所呐喊；那么90年代，他去国十余载，在国外对比、审视中西方艺术，更是在与温家宝总理的通信中提出中国艺术、中国艺术家要以“我为主”。
去国的杨先让更多的思考是艺术的本体，在美国十余载，在不断参观国外美术馆、艺术家的展览，并在多次艺术交流后，他恳切地说：“中国美术界绝不可妄自菲薄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走——当然也没有权利自傲。好的要学，根据自己的国情、自己民族的审美要求，走自己的路。那样的话世界美术界的龙头马首，也就是‘领军’地位，也许唯中国莫属了。这是我越来越坚信不疑的信念，尤其近几年我常常回国，深感中国美术界人才辈出，虽然有良莠不均的现象，却有无限希望。”
杨先让真切的言语，不仅着眼于艺术，更着眼于历史。他站在高处，思考着中国艺术的当下与未来！这样的艺术家，这样的写作，一定不是呆滞的记录，或是骄傲的训导，它是杨先让的切身体会。在教学的时候，他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厘清中国的艺术的来龙去脉；退休后，他更是在认真地观察后，对后现代主要流派提出了批评，他希望艺术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不要因之而失去了艺术的本源。
徐冰在反思自己的艺术创作时，深有感触地写道：
这之后，杨老师在一封信里还在担心我去路州看他的展览，影响了我的时间。他总是这么有心。事实上，这个展览对我具有特别的意义。那时我在美已十年，我把从中国带来的旧作一直压在箱子里，好像我天生就是一个当代艺术家。那时，差不多每天兜里都揣着机票，去世界各地参与着当代艺术的创作、展览，不管方位，也没有坐标，只管一个劲地往前走。在这个语境下，在这个时刻，重温老师的作品——这些我曾经熟悉并奋力追求的，却又在淡忘中的艺术，对我这个在所谓国际主流艺术大海中无边游动的人，着实起到的是一个提醒的作用。我确实获得了国际范围的某种认可，但行动中的我却不清楚，是什么使我获得这种认可。老师的展览给了我一个机会，重识形成我最初艺术观的成分，是什么让我与别的当代艺术家不同，是什么在真正帮助我在世界上工作。我的那面展示于纽约MOMA和伦敦V&A门前的《艺术为人民》的大旗；那些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如同扫盲学习班的《英文方块字书法教室》；在世界边远地区与当地儿童共同实施的《木、林、森》计划——这些对当代艺术弊端具有反思性的“当代艺术”创作背后真实的出处。
在2015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推出一个项目：“邀请全球120位重要当代艺术家，从馆藏中选出最击中他们内心的作品与观众分享”，当时徐冰选择了法国画家米勒的《干草垛：秋天》。徐冰的这一选择让许多人有些诧异，当然他们不知道徐冰青年时代遇到的老师杨先让，以及他所传授的宝藏。以至于徐冰在写杨先让的时候非常感慨：“在我看来，什么人可称为先生，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称为老师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是大家的。”
如同一个赤子，杨先让把一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的艺术，无怨无悔。他的挚友黄永玉赞叹：“在这狗屁唠嘈的混账时代我捡到一个宝贵朋友，就是杨先让。”这就是一个赤子，杨先让用他的行走，不仅重新书写了20世纪的美术史，更是用行走为中国艺术的发展指出了一条道路。
这是他一个人的中国百年美术史。
现在，已是耄耋之年的杨先让，依旧乐观、热情，在闲暇时写字画画之余，他不忘思考着当下的艺术，也关注着民间艺术的发展走向，一生淡泊的他忍不住感叹：他完成了他的角色，只是下面谁来继续他的角色？
耿长锁小女儿 47×29cm 布面油画 1953年
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农业合作社是1952年麦收季节冯法祀和林岗带领我们班去生活的。我们毕业创作了耿长锁模范事迹连环画，从此我53年和54年都去那里画画，我喜欢那里的人和景物。
我画耿长锁小女儿（现在应当已有70多岁了）粉红色衣衫，粉红色面孔在阳光下很美，我尽力去画。
母亲 60×90cm 布面油画 1957年
195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唯一去苏联留学的名额给了我，后来因为我父亲在南朝鲜仁川，二哥在美国而没能去成，机会被浪费了，否则我将只能在油画范围内活动而不会在版画队伍中创作和教学，我的艺术道路将是另一个样子。
清晨 32×24cm布面油画1953年
茶淀农场组画之一 57×18cm 速写 1959年
给“连环画报”完成过几套组画，我是很用心去画的。
素描是基础，不能放弃，要尽量表现的准确，刻画得细腻。
延北写生二 速写 28.5×18cm 1956年
我一直画速写，“文革”前从没放弃过，现在很少动笔了。
郭兰英侄女引平 36.5×44.5cm 纸本设色 1980年
1973年初在北京怀柔县画了在那里疗养的藏族女登山运动员，她们的精神感动了我。
延河边 24.5×19cm 绢底1956年
在艺术粮仓展出一部分我“文革”前后除了版画创作外的美术作品，的确是我掌握写实基本功绘画的足迹。就是有了这点绘画技能便成为我进行木刻版画和中国画的彩墨创作的根底。
我感到它很真实，不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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