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书，我写的诗，献给武汉，献给在灾情阴霾下的我们 | 编辑说
夏明方教授的老家在安徽，为了上保河南，下保江苏，安徽承担了长江流域的泄洪。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文明的“双相”——灾害与历史的缠绕》的策划编辑刘隆进，为大家讲述这本书的缘起、设计与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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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文学、音乐、影视等皆以不同的形式，或理性思考，或感性记录着这一切。
在感性层面上，众多与武汉有关的歌曲刷屏网络，那些充满情感的词句呈现了武汉这座城市鲜活而动人的模样，也寄予了灾难过后生活重新如常的美好希冀。
黄鹤楼，长江水，一眼几千年；老汉口，热干面，韵味绕心间。
——李宇春《岁岁平安》
古琴在此，黄鹤在此，长江在此，珞珈在此。
——韩磊《在此》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轮渡，可以坐船过汉口。
——冯翔《汉阳门花园》
黄鹤楼的诗，烂熟在嘴巴，多少次我低头默念啊。
——陈戈等《武汉伢》
而在理性层面上，中国灾害史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及清史研究所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夏明方教授，将其对灾难的梳理与反思写入了其新著《文明的“双相”——灾害与历史的缠绕》一书中。在书中，夏教授从生态史、环境史、灾害史等角度，带读者走进灾害与历史缠绕的“另一个中国”，论述水灾、旱灾、地震、瘟疫等灾害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并在疫情之下，重新审视历史上的自然灾害、瘟疫，以及文明的“双相”。
理性层面上的审视与思考，大家可以跟着夏明方教授所著的《文明的“双相”——灾害与历史的缠绕》一书进行。在此，我想说一些感性的事情。一如那些感性的歌曲。
台湾学者陈熙远曾在《人去楼坍水自流——试论坐落在文化史上的黄鹤楼》一文中说道，黄鹤楼由于“地理的因缘与历史的造作，使其不仅成为登高眺远的观游胜地，更成为一个不断滋生本事、繁衍故实的文化地标”。黄鹤楼屡毁屡建，在武昌城头伫立，依偎着长江，见证了无数大江东去的兴亡苦难与盛世繁华。
正应了那句歌词，“黄鹤楼，长江水，一眼几千年。”
1.书的缘起
2019年10月，北京秋高气爽，神州风平浪静。
承蒙黄宗智教授及主办方邀请，我参加了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召开的第十七届开放时代论坛暨“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我有幸认识了夏明方教授。作为一个历史科班生，我对夏明方教授并不陌生，在武汉读本科的时候，就购买并阅读了夏明方教授的著作《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于是，我当面向夏教授表示我希望再版这部著作，夏教授欣然同意，同时表示他还有另外一本书计划出版，问我有没有兴趣。这就是目前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文明的“双相”——灾害与历史的缠绕》一书。
可以说，在组织策划并敲定要出版这本书时，我们都没有料到，几个月后的新冠疫情会笼罩神州。
在本书的编审校过程中，我看到了武汉历史上的水灾、瘟疫，当然还包括中国历史上的其他自然灾害与社会变迁。于是，我就想在封面上体现武汉的元素，这不是蹭热度，而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怀。
2.献给武汉的封面
我在武汉念的本科，具体说，是在珞珈山对面的桂子山。四年的青春与记忆，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新冠疫情大爆发后，武汉告急。一时间，所有关于青春、关于江城的记忆涌入脑海，我湖北的兄弟，你们还好吗？
在居家办公的那段时间，我便在构思本书的封面将如何呈现。
我找到一幅清代彩绘的湖北地图（公版），局部放大后，一系列熟悉而富有历史文化意涵的地名映入眼帘：武昌、汉阳、汉口、江夏、黄鹄矶、鹦鹉洲、洪山……这其中，或许大家对“洪山”有点陌生。在吃货领域，有著名的“洪山菜薹”，而作为行政区的“洪山区”，这里汇集了武汉众多知名高校。“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152号”，这么多年，母校的地址一直刻在我的脑海之中。
清代彩绘湖北地图之武汉三镇。江水淤积，鹦鹉洲已与汉阳连为一体；黄鹄矶上的黄鹤楼清晰可见；白沙洲上，如今有白沙洲长江大桥横跨武昌汉阳。靠近洪山及洪山宝塔的那座城门是武昌宾阳门，即大东门，如今，武昌武珞路上仅剩“大东门”这个地名。大东门往东，很快就到了武汉高校的聚集区。为什么要提宾阳门这个地名？因为手记的最后还会提到……
于是我当即决定，将这幅湖北地图中武汉三镇的局部截出发给美编，并与之沟通了我的思路与想法。当然，作为编辑，岂能任性妄为，仅仅凭个人情感去设计封面。本书封面主要呈现的是武汉三镇及长江。夏明方教授在本书中有专门的章节论述历史上长江流域的洪水灾害，以及由此引发的城市瘟疫。例如：
1931年8月17日，正当汉口市被大水淹没的时候，蒋在做什么呢？当时宋美龄的母亲去世，蒋跑到上海为岳母执绋去了。……蒋介石到达汉口的时候，汉口正在闹瘟疫，他待在舰上根本不敢上岸，湖北省政府的官员就坐个小船上舰去给他汇报。
在另外一处，夏明方教授同样指出：
1931年长江大水灾，他（蒋介石）正在江西忙着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有人在《申报》上批评他，蒋于是乘军舰从江西到武汉转了一圈。武汉瘟疫丛生，蒋介石不敢上岸，湖北省政府的几位大员只好坐小船，跑到军舰上去汇报。
这是国民党在灾害面前的反应。那么，1949年之后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夏明方教授提到：
从蒋介石面对长江巨浸时那种“此乃天然灾浸，非人力所能为”的别有用心和无可奈何，到1954年中国共产党人动员全中国人民的力量抗击洪流，并成功地实施荆江分洪，保住了武汉三镇，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长江、武汉；洪水、瘟疫。本书的封面呈现也是切合长江水患这一主题。因此，封面不仅仅是我个人情感的投射，虽然我并不否认这种投射，毕竟，我把美编给的其他设计方案都给否了。
以清代彩绘湖北地图（局部）为底图设计的封面
所以，本书的封面及内容，献给武汉、献给湖北，当然也是献给疫情阴霾下的我们。
3.对口驰援的古今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荆楚，武汉告急。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军队及各省医疗队驰援武汉、驰援湖北，并建立了16个省支援武汉以外地市的一一对口支援关系。本书的封面，主要呈现的是主战场武汉的元素，但在这样一场战疫中，我们同样不能忘记湖北其他地市的付出，以及全国人民的付出。夏明方教授在书中论述1998年长江洪水的时候也指出：“我们不仅有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和‘全国一盘棋’的社会主义大支援、大协作的精神，还有着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
一本书的封面承载空间十分有限，但我们仍可以从这幅清代地图中定格历史、进入历史。同样，也让可以通过本书进入灾害的历史。
重庆市、黑龙江省对口支援的孝感市
地图中可以看到清代孝感县及云梦县；这里出土了著名的“云梦睡虎地秦简”；杜甫诗云：气蒸云梦泽；荆楚之地的文学意象、历史人文涌上心头。
山东省、湖南省对口支援的黄冈市
清代黄州府，治所在黄冈县，城外有赤壁山，苏东坡游赤壁及作赋，所指即黄州赤壁。
贵州省对口支援的鄂州市
清代武昌县即今之鄂州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对口支援的十堰市
清代郧阳府所辖区域大致为今十堰市。
辽宁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对口支援的襄阳市
隆中山、卧龙山、卧龙崖、襄阳、樊城，有没有勾起大家的三国记忆或金庸武侠记忆。汉水南岸为襄阳，北岸为樊城，所谓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
江西省对口支援的随州市
随州地区挖掘了曾侯乙墓，出土了曾侯乙编钟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物，去湖北省博物馆参观必看编钟。
内蒙古自治区、浙江省对口支援的荆门市
李白有《渡荆门送别》诗：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云南省对口支援的咸宁市
咸宁市下辖赤壁市，即赤壁之战所在地。
广东省、海南省对口支援的荆州市
荆州，就不用多说了吧。
福建省对口支援的宜昌市
天津市对口支援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山西省对口支援的天门市、仙桃市、潜江市
沔阳州即今仙桃市。天、仙、潜三市为湖北省省辖的县级市。潜江小龙虾爱不爱？
河北省对口支援的神农架林区，对应截取今神农架林区大致区域。
我想，疫情过后，不区别对待武汉人、湖北人，就是对这块土地最深沉的爱。大城重启，凤舞楚天，值得我们的深爱。
4.学术普及与灾害反思
传统时代的中国史家对于灾荒的记述和研究浓缩于历代正史之灾异志以及后起之地方志的“灾祥”“灾异”“祥异”等卷、篇。从1920年代起，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灾荒史研究逐步兴起。但现实情况和困境是，灾害的历史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消失”了，而大众读者的历史阅读，也更多集中在传统政治史、文化史等领域，中国灾害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但距离学术普及和知识传播还有很长的距离。灾害的历史与现实，与我们息息相关，不应该仅仅是象牙塔的学问。
本书以读史杂记、读书随笔及访谈录等形式，在严谨学术论述的同时，通过贴近大众阅读的笔调来洞察中国历史上的生态环境、自然灾害与社会变迁。这是一种学术普及工作，也是一位历史学者对灾害历史的反思。本书分为六个专题：
专题一 把不确定性带入历史
专题二 抹不掉的印记
专题三 山水之间
专题四 救荒活民
专题五 现实的历史之境
专题六 与灾害同行
纵观全书，读者可以看到如下的场景：在神州大地的山水之间，救荒活民在历代上演，自然灾害往往成为历史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也铸就了历史上一系列抹不掉的印记，我们需要反思，需要历史之境的关照，学会与灾害同行。
在夏明方教授看来，“灾害、死亡、不确定性，与其说是历史的偶然，不如说就是历史的本身；与其说是历史大潮中的一朵朵浪花，还不如说是激荡历史大潮的伟力。它看起来是人类历史的非常态，实际则是自然或社会生态的常态化内在构造之特殊显现而已”。
历经灾害的人类啊，我们“只有自觉地学会与病毒共存，与不确定性共处，向灾害学习，才有可能摸索出一条人类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正道。我们终将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任何确定性的状态都将是人类适应不确定性而构造的结果，而且总是处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化过程之中”。
唯有反思进取，我们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
“历史地讲，自然非人，亦非自然；人非自然，人亦非人。两者既对立又共生，既区别于对方，又包含着对方。而在共同出演灾害之类的生态戏剧时，两者就如同世界著名悬疑大师希区柯克巅峰期作品《迷梦记》中的男女主角一样，其各自的角色和相互间的身份，在侦探与嫌犯、爱人与敌人、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随着故事的展开，迷雾般地纠缠反转，难解难分。”
这也就是夏明方教授强调的文明的“双相”。
通过本书，我们可以进入灾害与历史缠绕的“另一个中国”，也可以从一种新的视角来思考中国的历史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一方面是追赶之路，落后了挨打了，要追赶上其他国家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是为了缓解生态危机所选择的道路，我们看到现代化的科技、商业可以缓解人口带来的环境压力。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完全可以放在一个生态变迁的视角里去认识。这样的视角不见得会解释所有的问题，但至少可以增加一个维度去重新理解中国的历史进程”。
5.写给武汉的诗
诚如夏明方教授所言，国人对灾难的记录和记忆是丰富而深刻的。其中，既有发生于灾害及救济过程中的报灾呈文、纪灾诗、灾情图、征信录、日记以及新闻通讯、时评等，也有灾后用以警醒世人的“荒年歌”、“米粮文”、花鼓词、歌谣、戏文、碑刻，有时连家谱序言或县志眉批中有关灾害的记录也被搜剔而出，更有大量灾害亲历者或幸存者的事后回忆以及各地有心人对亲历者的访谈（也叫口述）。与官书、正史、志书等对于灾害的自上而下式的简略记载相比，这些来自基层、源于民间的文献，给我们所描绘的，是更加丰富、更加细致，也更为震撼人心的灾难场景。
编校过程中，一处关于光绪初年华北大饥荒的文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妇女们在大街东游西转，插草标卖本身珠泪不干。
顾不得满面羞开口呼唤，叫一声老爷们细听奴言：
是那位行善人把我怜念，奴情愿跟随你并不要钱；
只要你收留奴做妻情愿，哪怕系当使女作了丫鬟，
白昼间俺与你捧茶端饭，到晚来俺与你扫床铺毡；
你就是收妾房我也心愿，或三房或四房我都不嫌；
每一天奴只用面汤两碗，不吃馍尽喝汤都也喜欢。
大清晨直叫到天色黑晚，满街上并无有一人应言。
……
“满街上并无有一人应言”，想起封城的武汉，冷清的街景，云游时为之伤感。类似的灾难诗学，不忍卒读，尤其是居家看稿、武汉疫情严峻之时，不免潸然泪下。但同时，此类的记录与记忆，又是带我们走进那些苦难历史的绝佳材料。
不会写诗的编辑不是好厨子。武汉封城期间，除了居家看稿工作以外，写诗成为我抒发内心情感的最重要方式。文末附上几首，可为心史，至于能否作为疫情期间的另一种记录，那就不得而知了。我写的诗，我做的书，献给武汉，献给湖北，献给在灾情阴霾下的我们。
记梦诗
其一
荆山楚水本无伦，江汉滔滔报早春。
黄鹤楼头邀月影，晴川阁上待花辰。
轻烟落拓筹无计，浊酒飘零恨未申。
只道平生满风雨，归来犹是楚狂人。
其二
悠悠江水阔，郁郁楚山孤。
桂子三秋落，扁舟一叶桴。
鹤归临汉渚，凤舞绕东湖。
怅望烟波路，相思入梦无。
其三
天降神兵定九州，娥眉云鬓独登楼。
可怜断发征帆后，泪与长江一样流。
其四
江汉风流未可摧，楚山明媚已春回。
无情最是连阴雨，徒剩飞花泣劫灰。
其五
凄清江汉水滔滔，春日魂销奠楚醪。
记否当年惆怅客，宾阳门外读离骚。
其六
三湘五岭意悠悠，怅望东南第几州。
一朝误作庾楼客，顾影长怜泣风流。
旧梦遐思向谁道，江汉零落水浩浩。
清秋桂子自含愁，明清痛史伤怀抱。
湖山娇对楚天风，行吟载酒与君同。
烟霞欲倾汉阳树，寂寞魂销江影中。
灯火迷离应不语，年年红雨轻飘絮。
倚枕相思望天河，黄鹤归来又复去。
本人很懒，很少写编辑手记。如果计划要写点什么，我是希望呈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仅仅是简单的介绍图书内容、刻板地套用和强调价值意义，以及为了蹭热度而胡吹海侃，这样的文字我是拒绝的。
做书最有意思的，是背后的人与事，以及与时代纠葛。同样，做书需要情怀，而情怀很多时候是感性的。在这篇编辑手记中呈现的，更多的是我做书的一点感性表达和情怀寄托，当然在学术出版上，我依然是严谨而认真的。
至于更多理性的内容，就请大家读读这本书吧。
6.余韵
“宾阳门外读离骚”，忆当年，宾阳门外，桂子山中，所读的岂止《离骚》。武汉民谣歌手冯翔在《汉阳门花园》中唱到：“十年冇回家，天天都想家家，家家也每天在等到我，哪一天能回家。”“家家”在武汉话里是“外婆”的意思。呜呼！毕业匆匆已近十年矣！等着“回家”的那一天，让我们再去吹“街道口的风”，再去淋“江汉路的雨”，再去吟“黄鹤楼的诗”……
黄鹤楼，长江水，一眼几千年；
愿亲人，都平安，春暖艳阳天。
——李宇春《岁岁平安》
本书从灾害史与生态史的角度进行切入，分为六个专题对灾害与历史缠绕的“另一个中国”进行阐述。主要围绕的话题有：灾害作为不确定性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影响；历史上的重大自然灾害与历史记忆；神州大地、山水之间的生态环境变迁；历代王朝的救灾制度与慈善事业；作为历史借鉴的灾害史与生态史；等等。作者从事件及区域入手，如1942年河南大饥荒、1976年唐山大地震、1931年和1998年武汉的大洪水，2003年的“非典”疫情，以及2020年在武汉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等，以新的视野分析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灾害与生态环境变迁，以此透视中国历史与社会的发展，并在新冠疫情之下，对文明的“双相”，以及后新冠时代的人类发展提出历史学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