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健康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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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

这就是阅读的力量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

“健康城市规划与治理”系列丛书

《迈向健康城市》

[美] 杰森·科尔本(Jason Corburn)  著

王兰  译

健康，无论何时都备受关注。最基本，也是最难得的便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

但又不仅仅如此，健康是生理、心理、社会福祉的完整状态，享受可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是每个人的基本权益。

人体健康在个人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建成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持续变化着。城市，为超过半数的人类个体提供了栖居之地，是城市居民接触最紧密的外在环境，显著影响着其健康状态。

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了“健康城市”，起源于改善工业城市卫生条件，以保障城市公共健康基本底线的城市规划，在推进健康城市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种新的视角：场所关系的视角

：

健康的场所应该被视为具有双重建构性：物质性（建筑物、街道、公园等，通常被称为“建筑环境”）以及社会性（通过赋予意义、解读、叙事以及建构网络、机构和过程来打造这些意义和结果）。

在规划史与公共卫生史中常见一个理念，即理性（rational）的物质与城市设计能够改变社会状况，尤其是城市贫民的社会状况。规划领域自20世纪的城市美化运动（City Beautiful）到21世纪的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精明增长（Smart Growth）与积极生活设计运动（Designing for Active Living），都为这一理念的局限性所影响——这些运动将建成环境与人体健康联系起来，总是将街景、高速公路、房屋、商业区、学校、公园等场所简单地描述为设计品与建筑物的总和。

然而，正是从制度、文化的约定俗成到经济、社会政策这样一系列超出物理设计的动因，决定了地方如何发挥功能，以及哪些人群会有机会参与健康活动。探究建成环境与健康之间关系的调查通常会有意回避或忽视现实、社会、政治、经济和意义建构之间的互动与关联；在将其融合后，通常单纯的空间便转化为了场所。

许多健康研究中关于邻里、建成环境的分析都有变量静态不变的场所视角。场所关系视角有别于此，在此视角下的场所同时具有物质和社会特质，生活于该场所的人们相互间的种种互动赋予场所以意义。一片空间通过其社会关系被赋予内涵而变成一处场所，而这些社会意义又会反过来重塑这片空间。其中的多重关联，是动态的、恒变的。

权力、不平等、集体活动这样的社会过程通常都会在构造与再构造场所的物质形式和社会意义中被显现，故而场所关系视角在迈向健康城市规划的进程中至关重要。要理解场所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城市场所的意义与互动格外关键。比如，“场所感”会唤起人的归属感和社群关联感；而“缺乏场所感”往往会引起孤独和抑郁。场所的质量与意义能影响到我们的行为、表现和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场所建构中的政治斗争泾渭分明地划分出胜负双方。因而物理变量和社会变量的静态定义并不能把握场所构建的动态实质。

在健康城市规划的新体制中，场所关系视角要求多维度地综合多种对场所的表征和理解方式；包括居民自述、系统观察、现场定性定量的测量，以及资源的空间可达性。场所关系视角与建成环境-健康观之间的核心差异对研究与实践均会产生影响。例如，场所关系视角在测量时并不是优先使用现有的地理、行政界限，其度量的不仅仅是实际距离，还包括了社会距离和社会网络；场所关系视角力图纵向分析人口特征的演化，而不止步于横断面（cross-sectional）的人口特征。对政策制定十分重要的一点在于：场所关系视角考虑到了健康改善干预行为被赋予的具体文化意义，致力于解决那些场所塑造机构中现存的权力不平等问题，而不仅仅局限在某一场所健康改善资源的分布和数量（可见下表中的对比）。

	物质/建成环境-健康观	场所关系视角
地理	按照确切范围划分界限（即人口普查区）	没有优先设定的界限
距离	固定的实际距离	物理距离兼容社会距离；网络距离
人口	时间/ 空间内静态固定；各人口群体间存在跨区划差异	具有流动性和随机性，各人口群体内部及相互之间存在纵向差异
健康改善资源	物理社会资源存有地区差异，文化中立	被赋予具体的物理、社会、文化意义
政治力量	未明确解决	场所人口间的关系，由塑造场所的机构来维系

场所的关系视角强调健康城市规划并不能用一套受限的、物质决定性的框架来改善福祉。设计健康社区的概念是一个具有物质决定性风险的方法。现今大部分设计、建成环境、公共健康的工作过分强调通过改变物质景观以促进健康的社会和行为改变，例如增加体力活动。但这些工作过度简化了由物质要素、社会动力和意义形成过程之间的复杂关系所组成的场所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的方式。

场所关系视角是健康城市治理的关键催化剂，因为它有助于将之前被公共决策排除在外的群众动员起来，关注他们的场所，并使其参与场所改造的决策过程。当参与者讨论在他们的场地上该如何改善健康，以及对其他相似场所的改造具有何等典型性时，流行病学和统计学往往能够“击中要害”。

将场所纳入健康城市规划的关系视角需要进行新的公共参与实践。公开的听证会、咨询期，甚至社区—专家的研究合作都并不充分。政府、社区和私人部门的参与者之间进行开放讨论对于理解场所的关系非常重要。

场所关系视角也需要城市健康研究的新方向的支持，特别是流行病学。流行病学家和城市规划师，在一定程度上定期记录了城市问题和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但场所关系视角要求研究者和实践者花费更多的时间调查和评估场所的优势和资源，而不仅是场所的问题。这不是对记录“最佳实践”的呼吁，而是希望能做出相应的研究和评估以充分描述批判性探索所能发挥的作用，以及分析其如何和为什么能发挥作用。这些关于场所是如何改善健康的洞见至关重要，因其是整个进程迈向成功的基础，鼓励着系统内的进一步创新，并帮助存疑的实践者和公众构想一条通向他们所期待的未来的路径。

来自作者的阅读说明书

如何迈向健康城市

在这个城市星球，研究、科学和政策决策都应为所有城市居民改善其健康条件服务。出版于2009年的《迈向健康城市》正是希望能传递这一信息。在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星球的城市化仍在继续，因气候变化产生的健康影响日益增长，城市的不公平状况威胁着经济和全球的可持续性；这些理念、概念和实践在现有背景下更显迫切。而《迈向健康城市》中文版的出版或将让更多研究者和实践者有所触动，并参与到为我们所有人建设更健康、更可持续且更公平城市的工作中去。

当前，超过60%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区域。城镇化已然且并将持续作为一项政策和实践，用于改善人类健康以及地方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正如我在书中历史评论部分所展示的，19世纪和20世纪的城镇化决策改善了一部分人群的健康状况，但也可能导致了其他人群的健康恶化。城市卫生保障、建筑规范、安全的工作场所条件、公共交通和有品质的绿地空间，与其他政策和建成环境的改善一起，为大量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好的居住环境，从而提升了其健康水平。性别和青少年保护政策、养老金和扶贫资金，以及针对种族、宗教和少数族裔移民权利的社会政策，也有利于改善我们每个人的健康状况。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医疗卫生和新技术应用本身并不能如同社会政策和建成环境改善那般提升城市健康水平。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洞见能为应对21世纪的城市健康挑战提供借鉴；这些挑战包括气候变化、空气污染、住房隔离、食品（不）安全和不稳定的工作。

然而，本书并不建议将公共健康、城市规划和发展的西方模式粗糙应用于其他地区和文化背景中。相反，本书指出用于西方城市的健康战略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之处；只有当研究、政策和实践都细致关注当地的背景、文化和治理模式，才能改善城市健康。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那些有损于城市居民健康的关键失策之处正是忽略了城市居民自身的实践、理念和洞见，特别是被边缘化和穷困的人群。健康促进工作的展开应该邀请居民一同参与，以开创可降低疾病和死亡率的新健康战略。《迈向健康城市》想说明的是，关于健康的场所的营造，从没有一体适用的途径，其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并且实践者必须在推进这一复杂工作过程中抱有谦逊之心。

《迈向健康城市》倡导建构面向21世纪的新的健康城市科学。新的参与者、数据和方法需要在公共卫生学、流行病学、工程学、环境科学和其他学科中得到应用，从而使人理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当今城市和人居环境的健康或不健康问题。这一新的“健康城市科学”要求新的测度方法和新的“市民科学家”，以确保科学的合法性延伸到那些受此“科学”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并将由研究成果转化而来的政策和实践的新路径纳入其中。但这一21世纪的新“健康城市科学”也会包含结论（即何时且如何实施行动）的不确定性。

本书呼吁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怀着谦逊之心来开展健康城市规划，这将指导我们考虑这项工作的伦理维度，不再只诉诸科学以寻求关于公平的答案；也引导我们在开展更多记录风险和效益分布的研究之前，考虑修正现存的不公平性和脆弱性。在我的前一本书中，我将这一过程称之为“街道科学”；而在《迈向健康城市》中，其含义已被拓展，包含了例如健康影响评估在内的新方法，这要求新的数据和分析工具及参与者的介入，从而使专家和非专业人员能共同为健康场所的营造提供可循的证据，并共同开展相关实践。

我们现在知道的是，我们所处的“场所”或邮政编码所指代的地区很大程度上可以预测我们是否会生病、是否会患上并非由基因所致的伤残或早亡。采用新科学、创新政策和实践的结合，这一情况完全可以得到预防和改变。尽管需要政府在这些工作中发挥引领作用，市民社会、学术圈和私营部门等也都需要参与其中。在本书中，我提出的“健康城市治理”包含了跨越多个学科的新规范、新法规法律和新实践，需要从建筑和规划到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学，再到工程学和法律等多个学科共同协作，为迈向健康城市而一起行动。迈向更为健康的城市将永远是一个推进的过程，而不是某个固定时间点的既成状态。

我很高兴看到中文版《迈向健康城市》的出版，并希望读者能告知本书中的理念和战略与中国国情是否相符合。我不想假装有一种适合所有场所和时间阶段的秘诀或模型。相反，我期待读者能将迈向更健康城市的过程视作打磨一支管弦乐队使之演奏出美妙交响乐的过程。健康城市营造的“城市交响乐”与其他所有伟大的音乐一样，需要多位演奏者和不同乐器汇聚一堂才能创造出连贯美好的和声。故而，如同交响乐的和声依赖于乐队所有人的和谐演奏，健康城市规划亦有赖于专业人士、研究者和社区居民的齐心协力，以期共同创造更加健康和美好的场所。

杰森·科尔本 博士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城市规划与公共健康 教授

作者简介

杰森·科尔本（Jason Corbur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和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伯克利全球健康城市中心主任。

著有《贫民窟健康》（Slum Health，UC Press，2016）、《健康城市》（Healthy Cities，Routledge，2015）和其他三本关于城市健康公平的获奖书籍:《健康城市规划》（Healthy City Planning，Routledge，2013）、《迈向健康城市》（Toward the Healthy City，MIT Press，2009）和《街道科学》（Street Science，MIT Press，2005）。其教学、研究和实践均致力于与社区组织协同工作，在全球范围的城市中构建公共健康、城市规划和社会公平之间的联系。2013年，因其在肯尼亚内罗毕市的城市健康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工作，获得联合国协会全球公民奖。

译者简介

王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健康城市规划与治理一流学科团队责任教授和健康城市实验室主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健康城市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亚洲发展银行—同济大学城市知识中心执行副主任和世界银行的城市发展研究顾问。

著有《宜居·健康·可持续：中国宜行城市》（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Studies on High-speed Rail New Tow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Springer & Tongji University Press，2019）和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Springer & Tongji University Press，2019）。主持多项健康城市相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多本中英文专刊。其在教学、研究和实践多方面致力于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与治理，探讨城市特定发展战略的规划与实施，包括高铁新城、全球城市和城市更新；近期专注于健康城市规划的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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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xllli、yan、ma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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