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提升8】辅导员成为“教育家”的可能--一次辅导员身份的推介

辅导员成为“教育家”的可能

一次辅导员身份的推介

有天上午，我被喊去跟湖南省内知名的权威党报记者交流，之前，我认真读过他很多长篇通讯。他能把现实人物写活，并一如既往地传递“正能量”，我相信他是出于对真、善、美的信仰。

有跟坚守信仰的人的交流机会，我反而不会犯怵，鼓起勇气向他介绍自己是一名辅导员，不顾他疑惑的眼神，我说了句，时评者、娱乐明星、电视编剧、新闻记者都可以谈教育，批评、丑化大学生，真正与大学生相处时间最多、最关心、最懂大学生的辅导员反而没有话语权。

我想把握这次机会，让他形成一个初略的印象，让他知道在中国庞大的教育体系中，有一支较大的辅导员队伍，我们站在大学生教育、管理的一线。我们时时关心大学生在想什么？关心什么？需要什么？遇到什么困难？在学校生活开心吗？我们甚至还幻想，学生会把我们当亲人。我们把学生毕业了总会记得我们的好作为纾解我们一切辛劳、遭遇不解的“良药”。我希望他及可能的关心大学生教育的人，多找辅导员了解真实情况后，再发表有关大学生的价值评判。

辅导员“井喷式”自我营销的到来

在职业划分越来越精细的今天，辅导员成了一个“特殊”的职业，即使国家教育部越来越重视这个群体，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辅导员的知名度依旧不高。即便在高校内部，还会有教职工轻视辅导员的工作，如在的某高校就流传两句这样的话：“你看你的学生！”（某教学副院长得知学生到课情况不好后，对辅导员丢下这么一句话。）“学生取得成绩是院士、教授的，犯了错误、遇到实际困难了，就是辅导员的。”

由于经常遭遇外界的不解和新时期内心的“挣扎”，辅导员对自我的职业价值追求由自甘奉献、自我捆绑，变成了近两年“井喷式”的自我营销。

在自甘奉献阶段，工薪阶层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差距不大，辅导员工作的政治性较强，职业认同感也强。在教师系统向公务员系统流转畅通的年代，很多辅导员被选聘为公务员，相当部分成长为高官，如原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都有辅导员经历。

辅导员的自我捆绑阶段历时较长，在这一阶段，辅导员的人数激增，工资和社会地位没有较大提高，受整个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人们对职业价值、职业道德的追求不像第一阶段那么高。加之，随着学生教育、管理难度的增大，辅导员也处于艰难的困顿期。与职业价值、职业道德相比，辅导员物质生活的改善、政治待遇的提高更为重要，但所能获取的资源和机会是有限的，而最难以接受的是社会认可度的不高。辅导员既不得不自嘲“保姆”、“勤杂工”，又十分敏感、脆弱，一旦遭遇误解会很难过、愤愤不平；得到家长、学生的理解和感谢，会很容易感动。有时，一听辅导员的讲话、演讲，都少不了否定式、转折式句子：虽然我们的工作很苦很累，但看到学生的成长，我们觉得一切都值了。别人不理解、不支持我们的工作不要紧，可我们从事的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在这种场合，总少不了悲情，令同为辅导员的我不禁起鸡皮疙瘩。

因为，我坚持认为，辅导员是众多职业中的一种，有基本的职业规范和工作任务，为什么要赋予其那么多价值和个人情感？2014年，教育部下发了《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规定辅导员的职业名称为“高等学校辅导员”，辅导员职业首次得到了官方认证。虽然是简单的名称界定，但确实将有力促进辅导员的社会认可度，为辅导员提供底气和自信。然而，该文发布不久后，辅导员自我推销现象成井喷之势。凭借私人微信和公众微信平台，辅导员有了全面推介自己的机会，各亮其招，各显奇能，能拉近与学生的亲近感，最终实现的将是使学生“亲其道，信其师”。可是，凡事过犹不及，井喷式自我推销多了，又会留下迎合、“乞讨式”教育的诟病。辅导员不是“爸爸妈妈”、“保姆”，不是“种子”；大学生不再是“孩纸”，不应给他们老长不大的消极暗示。五花八门的称谓看似接地气、好玩，其实容易模糊辅导员的职业价值和职业认同，模糊正常的师生关系的定位，不利用辅导员的专业化。

辅导员不能“追着政策跑”、“跟着学生玩”

辅导员兼具管理和教师双重身份，伴随职业化而来的是专业化。辅导员的专业化该怎么走？首先，也是最为关键的，辅导员应该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发现教育管理中的矛盾和问题，应该懂教育规律，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而不是“追着政策跑”、“跟着学生玩”。

我结合近几年的观察和思考，认为，目前大学生教育管理存在的矛盾有：

1、辅导员经验的滞后性与学生成长的突变性。辅导员容易用自己大学期间担任学生干部的经验，借老师身份进行经验式、权威式教育管理，使工作的预见性不强，适应不了学生成长的突变性。有时，为了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容易媚俗化、庸俗化，丧失人格魅力。

2、理论的局限性与现实的风险性。辅导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上缺位、缺语，理论研究者并不真懂学生思想心理特征，带有“社会学的想象”的研究容易夸大教育存在的问题，也因“无问题无价值”的错误导向而使大学生被丑化，被赋予许多负价值。研究出的理论并不比辅导员的经验高明。何况，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高风险的社会，风险什么时候发生，有多大危害，都难以预料。不经辅导员研究得出理论难以有效应对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风险。遗憾的是，辅导员的理论研究一直是一块“短板”。

3、“公知”的理性误导与学生的价值需求得不到满足。公共知识分子前提预设大学生是足够理性的，他们公开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底线，散布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否定党的历史、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实施的政策，夸大现实社会矛盾。然而，在现实中，学生听到的正确的价值，被老师入情用理感染的机会太少，反而被摧毁了对国家、社会的美好愿景。大学生真的排斥价值教育吗？并非如此，是我们没有教好而已。

辅导员教育管理大学生的价值判断或着力点是什么呢？学生自主性没有理论研究所提出的那么高。学生“生命成长问题”的不应被舆论过于丑化。为直面学生“倒着生长”和家庭教育、大学前教育不当、社会教育缺位导致的问题，辅导员必须抓好大学生规范养成教育，用契约精神培养学生的优秀品格，用精致化管理，牢牢抓住教育权。

当前，中国大学生教育的主体性地位被明确了下来，辅导员教育的主体地位却被弱化了，慢慢丧失教育的引导权，或者辅导员一直就被认为从事的是“低端”的管理工作，这明显与辅导员身处大学生教育管理一线的地位不相符。中国不缺科学家、不缺博导、教授，但缺教育家。大学生的教育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亟需教育家的胸怀和视野，用人类恒久的价值追求、终极目标、关乎宇宙人生的思考引领大学生。

由谁来引领？我想，在庞大的辅导员队伍中，应该有出现教育家的可能，或者说，要有教育家的胸怀，带着价值感投身我们努力向外界所要亮明的身份。

作者简介：罗方禄（1987-）汉族，湖南郴州人，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2014级艺术类辅导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公开发表论文1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