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逝世1周年，怀念最贤的妻，最才的女（遗稿独家首发）
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回家”了——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2017年5月25日，是杨绛先生逝世一周年，她是最贤的妻，她是最才的女，她是最好的友，她是最慈的母……当时光带我们追思时，你会发现不是每个女人都叫杨绛，不是谁都可以活成她的模样。
世人了解杨绛多半是钱钟书那句“最美的妻，最才的女。”
或是之前大家一直挂在嘴边的一句情话“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结婚；我娶了她十几年，从未后悔娶她。”
但先生真正令人敬佩的是：走过战争与动荡，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不争不慌的状态。
亦如她自己所阐述：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在年轻时认真经历生命的历练，方能在岁月中优雅地老去。
她是最才的女
在中国作家榜上，她是年龄最大的上榜者，身在高龄，仍精神矍铄，笔耕不辍。
1978年四月底，出版为期20年的翻译作品《堂吉诃德》。
1981年，出版的散文集《干校六记》，畅销于整个80年代。
1988年，出版小说代表作《洗澡》，作品被翻译为多种外国文字。
2003年，92岁高龄的杨绛出版作品《我们仨》。
2014年，103岁高龄的杨绛出版了《洗澡之后》，为这个故事写了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
她是最贤的妻
杨绛曾说钱钟书有“痴气”，称他为“呆大”。意思是说，钱钟书有时候像个呆子似的，不谙事理，家务活也不会做，这意味着，杨绛需要在家庭生活中承担更多的琐事，在生女儿钱瑗时，钱钟书三天两头往医院跑。
钱钟书说：“我把墨水瓶打翻了，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
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
钱钟书不相信，说：“那是墨水呀！”
杨绛说：“墨水也能洗。”
过了几天，又说：“我把台灯砸了。”
杨绛说：“不要紧，我会修。”
再过了几天，钱钟书说：“把门轴弄坏了，门不能关了。”
杨绛还说：“不要紧，我会修。”
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鲁说过，大嫂“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
不只是生活上，在人情世故上，在与文化界等各方面打交道时，杨绛先生都比钱钟书先生要周到。钱先生往往凭自己的性情、喜好说一些话，但杨先生很温和，善于应对各种场合，各种情况。
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念过往，不畏将来
2011年，杨绛百岁诞辰，她对记者说：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我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杨绛出生于民国最动荡的时期，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她一生历经风浪与波折，却总能给世界以温暖、以感动。
文革期间，钱钟书和杨绛成了“牛鬼蛇神”。杨绛被人剃了“阴阳头”，就连夜赶做了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
群众分给她的任务是清洗厕所。没想到，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那双拿惯笔杆子的手擦得焕然一新。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接受改造，杨绛被安排种菜。在翻译家叶廷芳的印象里，杨绛白天利用看管菜园时间，看书或写东西。同伴回忆，“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
杨绛身上无疑体现着中国女性最高的处世智慧，能屈能伸，即使再大的风暴，也能平稳度过，内心依旧安然。
“我们仨”走散了……
我们仨很朴素，很单纯，温馨如饴，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
这一年，杨绛83岁。
1994年，钱锺书住进医院，不久，女儿钱瑗也病重住院，后来被查出肺癌。身为妻子、母亲的杨绛，来回奔波照料。
“我只求比锺书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杨绛淡淡地说。
1997年，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锺书临终，杨绛附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她将灵魂深处失去挚爱的悲恸，化为绵长深情的文字。
2003年，杨绛回忆钱锺书与钱瑗的《我们仨》出版，令每一个读者动容：
我们三人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晚年的时候，杨绛已把一切身外之物放下，她的境界愈发冲淡平和。她曾翻译过英国诗人瓦特·兰德（Walter Savage Landor）的一首诗：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这首诗，一直被杨绛钟爱多年。大概是因为兰德的诗照见了杨绛的心，仿佛是她今生今世的注脚——她用自己的生命之火烤暖了人世间所有的幽暗和不明。
杨绛的一生，绝非一帆风顺，她的成就也绝非唾手可得，在《走到人生边上》中，她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这样的句子：
人有优良的品质，又有许多劣根性杂糅在一起，好比一块顽铁得在火里烧，水里淬，一而再，再而三，又烧又淬，再加千锤百炼，才能把顽铁炼成可铸宝剑的钢材。
而杨绛的一生，便是认认真真淘洗污秽、萃取精华的锻炼过程。
岁月轮回，静水流深。先生的一生，如同明灭之中划过的一根火柴，用幽幽微光照亮着茫茫穹苍。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011年7月文汇笔会发表杨绛先生百岁答问《坐在人生的边上》以后，先生与笔会结下了特殊的友谊，先生百岁以后的作品，几乎都在笔会发表。
杨绛先生在102岁高龄写完《忆孩时》(五篇，刊于2013年10月31日 《文汇报·笔会》) 后，又曾乘兴写下两篇回忆童年的短文———《幼年往事》及《猢狲精》。
杨绛先生遗物清理小组的同志发现后，特地交由笔会刊出。
幼年往事(外一篇)
我三四岁的时候，家住（北京）东城，房主是很阔气的旗人，我常跟着妈妈去看看那家的大奶奶、二奶奶。她们家就像《红楼梦》里的景象，只是《红楼梦》里没有满地的哈叭狗。我怕狗，挨着妈妈坐在炕上，不敢下地。不过她们家的哈叭狗不咬人。
后来我爸爸当了北京京师检察厅长，检察厅在西城，我家就搬到东斜街25号，房东是程璧。房子不小，前后两个宽畅的四合院。
门房是臧明，他和一个小厮同住门口一间屋里，里面是一只大炕，可以睡不止两个人呢。
我爸爸上班坐马车。我家有一辆半新不旧的马车，一匹马，两个马夫。大马夫赶车，小马夫是大马夫的下手，只管洗马、刷马、喂马、遛马。两个马夫同住后门口一间小小的屋里，旁边就是马房。前面院子里晾着四个匾：两匾干草。两匾黑豆。我看马吃草吃豆吃得很香，偷偷儿抓了一把黑豆尝尝，不料黑豆是苦的，忙又偷偷儿放还原处。
前门不大，后门是马车出进的门，是很大的一扇红门，门上又开一个小门，下人出入都走这小门，不走前门。我平时也只在前院玩，很少到后面去。
前院有五间北屋，五间南屋。北屋、南屋完全是对称的。北屋东头是两间卧房，西头又是一间卧房，中间是一间很大的客厅。我黑地里不敢过那间大客厅，害怕。
妈妈很忙，成天前前后后、忙这忙那。有一晚，她特地到我和三姐同睡的卧房来看看我们。三姐和我不睡一头。我睡在她脚头。我们要好的时候，彼此拉拉直裤脚；不要好的时候，我就故意把她的脚露在外边。我人短，我的脚总归是安全的。姐姐也难得和我吵架。有一次妈妈睡前来看看我，妈妈掀开被子，只见我裤脚扎得紧紧的，裤腿扎在袜筒里，裤子紧紧地扎在衣服外。衣服上有两个口袋，一个口袋里塞着一个鼓鼓的皮球；另一个口袋里是满满一口袋碎玻璃，红的、绿的、黄的。各色的都有。妈妈解开衣服，发现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妈妈问三姐，碎玻璃有什么好玩。三姐说：“照着看天的，红玻璃里看红天，绿玻璃里看绿天。”妈妈把皮球放在我床头，碎玻璃全给扔了。吩咐三姐告诉我，以后别再把皮球、碎玻璃装在口袋里。我很听话，以后不再把衣服那么紧的结成一串，也不把玩意儿都装在口袋里了。
北屋有一间厢房，是我们的吃饭间，有电话，我爬上凳子，可以给同学打电话，讲讲私房话。例如“我跟你好，不跟谁谁谁好”（什么人不记得了）。靠门口，有一张两抽屉桌子，臧明戴着一副铜边眼镜记账。我非常羡慕臧明戴着眼镜记账，心中暗想，我长大了，也要戴着眼镜，坐在书桌前，记事。
我现在写作，总想到小时候羡慕臧明写账，觉得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
我家搬到东斜街，开始只住一家，南屋没人住，我家也天天打扫，我和姐姐常到空屋里去玩。
不久，我堂姐的姨父姨母也到北京来了，就住了那五间南屋。姨父是教育部次长袁观澜（字希涛）。我家门口有两个门牌：一边是无锡杨寓，一边是宝山袁寓。
我爸爸因为姨父姨母不是亲的，姨母称袁大阿姨。姨父称袁老伯。
我大弟弟出生上海，现在的淮海路曾称霞飞路，以前又称宝昌路，所以取名宝昌。小弟弟杭州出生，家住保俶塔附近，所以取名保俶。保俶断奶后奶妈走了。他自己会走路了。一天他跑到袁家去，对袁老伯说：“袁老伯，你也姓老虎，我也姓老虎，爸爸也姓老虎，妈妈也姓老虎。”袁老伯莫名奇妙，过来问我爸爸。爸爸想了一想，明白了，他对袁老伯说：“你和我同庚吧？我们夫妻都属虎，这孩子也属虎。”袁老伯听了大笑。我们两家很亲密。
袁大阿姨能推拿，这是她的传家本领，传女不传男。我家孩子病了，袁大阿姨过来推拿一下，就没事了。我妈妈也学会了几招，如“提背筋”，孩子肚子痛，背筋必涨粗，提几下，通了大便，病就好了。
我和三姐姐常到袁家去玩。袁大阿姨卧房里，近门口处，挂一张照相，我知道那是袁世庄姐姐的相片，她在外国读书，要三年后才能回来。我总觉得三年好长啊，常代袁大阿姨想女儿。世庄姐姐的妹妹是世芳姐姐，她身体不好，不上学。三姐学校回家，总和她同出同进。我老跟在背后，世芳姐姐吃了糖或陈皮梅，包糖或陈皮梅的纸随手一扔，我常偷偷捡了舔舔，知道她吃了什么。她有时也给三姐姐吃。我只远远跟着，她们不屑理我这小东西。
那时我在甘石桥大酱坊胡同、小酱坊胡同拐弯处的“第一蒙养院”上学，上学前班。三姐姐上小学。我学前班毕业，得了我生平第一张文凭。我很得意，交妈妈收藏。三姐姐也初小毕业了。我们姐妹都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袁大阿姨称“附属里”。
不久后，袁家要娶新嫂嫂了。我从不知道袁家还有个儿子，没有儿子，娶什么嫂嫂呢。这是三姐姐告诉我的。我的好朋友孙燕华和我两个陪新娘子。新娘子左等右等没等到，大家就先吃喜酒了。吃完喜酒，孙燕华就和她家带她弟弟的臧妈回孙家了。
我吃完喜酒，大发胃病。我的胃病是一个粗心的中医大夫失误造成的。他把“厘”写成“分”。他开的药是黄柏。我妈妈请他为我开点清火的药，因为爱生疖，嘴角爱生“热疮”。这中医把六厘黄柏写成六分黄柏。我记得妈妈用糖汤拌成桂圆核儿大小的丸子，吞一个团子，喝一勺糖汤。我因为是妈妈亲自喂，乖极了，虽然很苦，我吞下一个又一个很苦的小团子，没嫌苦。但从此得了胃病，我的胃至今还是我全身的薄弱环节。
吃完酒席，大家散了，我大发胃病，厨房里为我炒了很烫的盐，让我渥在心口。大家睡了，我因为胃痛还没睡着。忽听得各、各、各的皮鞋声，是新郎新娘回来了，我听见臧明特地进来，一口苏北口音告诉爸爸（臧明称“老爷”）：“新娘子穿的是白的洋鞋子。”洋鞋子已够洋，又是白的，新娘该穿红鞋啊，却是白的，真“洋”得出奇了！
第二天早上，我胃也不痛了，我学着臧明的腔调告诉了三姐姐，我们俩立即到袁家去看新嫂嫂。新嫂嫂玉立亭亭，面貌美极了，我和三姐姐都迷上了。我妈妈怕我们去打扰，不许我们老去看新嫂嫂。新嫂嫂却很会做人，哄我们一起造一条一尺宽的小路通到月洞门。月洞门外是程璧家的荒园，我和姐姐常去玩的。
一尺宽的小路刚造完，我家“回南”了，袁家也同路回南，但是我们两家在火车上不在一处。
到了天津的旅馆里，我们只知道袁家也住这旅馆，我家住的是便宜的房间，袁家却不知在哪里。新嫂嫂就此不见了。
我妈妈的家具，随着我们家搬迁。妈妈衣橱里，我的第一张文凭已扔掉了，但是新嫂嫂和新郎的照相，有一本书那么大小，贴在硬纸上的，仍在原处。我常常开了妈妈衣橱的门，拿出新嫂嫂和新郎的照片，看了又看，因为我老想念我的“新嫂嫂”。我闭上眼，还能看见她。她是我幼年往事里的一颗明星。
猢狲精
我父亲年轻时曾任上海申报馆记者，同事有张仲仁、包天笑等。包天笑曾写过《人间地狱》，在《申报》上连载。包天笑是苏州人，口才敏捷，“猢狲精”是他给一位记者同事的绰号。这一群记者，晚饭后不得睡觉，需等候各地发来的消息。半夜十二点后，各地消息一一发来，他们编成新闻，登报发行。
我妹妹阿必，听门房送进名片，我父亲说，“‘猢狲精’来了。”我们姊妹从不出见父亲的客人，但阿必还小，她就独自跑到长廊尽头、爸爸接见来客的“书房”门外看看“猢狲精”。她看了很失望，我们问她看见“猢狲精”了吗？她很失望，来的不是什么精妖，他只是一位客人，连尾巴都没有。
这一群记者，自然而然成了密友。有一次，他们同游动物园（当时叫“万牲院”），他们从“禽鸟馆”出来，被一群鸟儿的叫声叫得心烦，一人忽然发现“猢狲精”不见了。“猢狲精”走在最前面，忙说“在这儿呢！”他自己承认他是“猢狲精”，因为他双目也炯炯，特别神气。
我在上海“狗耕田”般的做校长时，我说：“我要去看‘猢狲精’，他是苏州振华女校的校董。”钱瑗说：“我也要看看‘猢狲精’！”我去看了“猢狲精”，我也很失望；他非但没有尾巴，他双目也不复炯炯有神了。
伊何人？伊何人？袁世凯机要秘书张一麐之胞弟，张可之父，王元化之丈人张一鹏也。
5月25日凌晨，杨绛先生走了。
除了铺天盖地的悼念消息，她曾经生活的空间一切如常，静悄悄的。近年来一直闭门不出的女主人仿佛只是突然出门遛了一趟弯儿。
她踏上了 《我们仨》 一书中所说的那条“古驿道”，在与女儿、丈夫分别失散19年、18年之后，他们仨又重聚了。
她管这叫“回家”；而她生活了近40年的南沙沟，成了通往天堂的“驿站”。
“驿站”厅堂的条案上，摆着一尊仅10公分高的锡像，那人手执长矛———堂吉诃德的锡像。
杨先生喜欢堂吉诃德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眼前的东西他看不见，明明是风车的翅膀，他看见的却是巨人的胳膊。他一个瘦弱老头儿，当然不是敌手，但他竟有胆量和巨人较量，就非常了不起了。”杨先生专门自学了西班牙语来翻译 《堂吉诃德》，译本作为国礼，由邓小平送给了西班牙贵宾。
文弱的杨先生也是有点儿堂吉诃德精神的。“文革”中，“牛鬼蛇神”敢于和革命群众大发脾气的，社科院外文所就她一个。她在钱锺书“黑材料”的大字报底下，贴了 张小字报来说明真相，红卫兵批斗她时，她跺脚说：“就是不是事实!”
她守护的既是丈夫，也是真相。总有些东西，是杨绛先生必须拼力守护的。
比方说2013年春，有拍卖公司想要拍卖钱杨书信，除了发表声明表示反对，年逾百岁的杨先生还拿起了法律武器。胜诉获赔的20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了清华大学法学院，用于普法讲座。她不图钱，她要守护的是公序良俗。
如今，她在“回家”路上还想守护一样东西———安宁。让自己走得安宁些，也尽量不要打扰到大家。她是趁着夜幕走的，当我们在安稳的睡眠中醒来，注定要面对突如其来的揪心———她给以自己为标志的一个时代画上了完整的句号。
杨绛先生的心意与钱锺书先生的心意，像镜子一样互相映照。80多年前，他们因为“做做学问”的共同志向走到一起；如今，在她与这个世界告别时，她要用和钱先生一样的告别方式：不举行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
让我们尊重这位世纪老人的最后心愿，让她安安静静———“回家”。
而此刻，我不必去医院，不必去她家；我仅以曾经数次拜访杨先生的“小友”身份，回忆过去的美好片段。
那是她百岁前后一段无比安详的时光。
既清又静
“《洗澡》是我的试作”“我从来不会涂那么多胭脂”
2009年中秋节前夕，受朋友之托，我前往南沙沟杨先生家，为她送去上海产的“杏花楼”月饼。那是我第一次见先生。
我走进客厅时，写字台前的杨先生迎了上来。几句之后，她知道我也是无锡人，便拉着我坐到长沙发上，用家乡话与我聊天。杨先生乡音未改，前几日红学家冯其庸先生来访时，他俩也是说无锡话。
杨先生已近百岁，眼明心亮，听力渐失，既“清”又“静”。她有个助听器，但没有调试好，每次佩戴，总觉得哪里不对，有时干脆放置一边。她倾着身子，我对着她耳朵喊话，她要是还听不清，我就把想说的在纸上写下来。
杨先生走路虽慢，但稳稳当当，用不着拐杖。她领我参观居室，水泥地、白粉墙、裸露的水管和电线……30多年前住进来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厨房里的擦手巾破了，但洗得白白的；卧房内，单人床边放张躺椅，夜里睡床，午休睡躺椅；书房的书桌上，摆着砚台和稿纸，还有一面边缘生锈的放大镜。我拿起瞧了瞧，问：“您用的吗？”先生回答：“我用来当镇纸。”书房的墙上，挂着冯其庸画的卧梅图。
书房偏暗，客厅亮堂，杨先生白天在客厅看书，晚上在书房写字。我那会儿并不知道她刚刚开始中篇小说《洗澡之后》的写作，但我们聊到了她的《洗澡》。
《洗澡》是杨先生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被文学家施蛰存评价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杨先生却自谦道：“《洗澡》是我的试作，我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写小说。”从散文、翻译到剧本、小说，这个“试”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平常心，没有一丝跳着跑着争名夺利的浮躁。
这天，我和先生聊起了《洗澡》中的幽默片段，比如施妮娜的一双眼睛“似蹙非蹙”。先生笑了：“哦，那个‘大河马’啊!”
先生从厅堂的条案上取了一本书———吴学昭写的《听杨绛谈往事》。吴学昭是吴宓之女，吴宓是钱锺书先生的老师，吴学昭这本《听杨绛谈往事》，是唯一经得杨先生本人认可的传记。杨先生指着书里配的一张老照片，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我可从来不会涂那么多胭脂。”我一看，那其实是后来拿到影楼染色的黑白相片，两团粉粉的胭脂，敷在她年轻秀美的脸颊上。在彩色相片技术面世之前，染色可以使黑白相片略具彩色效果。书里夹着卡片、书签等旧物。杨先生翻到一处，突然自言自语：“这个不看了，伤心。”我瞥见是个相片袋子，猜到这也许和钱先生有关，只觉心口一紧。
杨先生把书重新放回条案，返身时就已经调整好了情绪，指着我的裤子说：“真好看。”那是一条民族风裤子，中缝处有一些绣花。保姆吴大姐在一旁打趣：“你们都是无锡人，是两个无锡美女。”先生甜甜糯糯地说：“我就知道你又讨我喜欢。”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我随吴大姐一起，管杨先生叫“奶奶”。
临走前，先生在我带去的两本书上签名，《我们仨》用的是“存览”的字眼，而《走到人生边上》用的是“览正”。她专门指出后一本书为什么用“览正”：“我在里头提到了‘鬼神’、‘灵魂’等话题，你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跟我讲。”
《走到人生边上》 是杨先生在2007年出版的散文单行本，其间夹杂着大量玄幻、命理等内容，沉静诙谐的文字有着雍容优雅的气派，那是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色，有种静穆超然的中和之美。
生死话题
“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还是清淡的东西最好”
再去时是2009年末，元旦前夕。这天，杨先生午觉睡得略晚，我15时到她家时，她还没醒。吴大姐同我在客厅随意扯扯家常。我们不必压低声音，任何声音，包括电话铃声、敲门声，都不会打扰到耳背的杨先生。据大姐讲，有一次，她出门忘了带钥匙，“往家里打一百个电话，奶奶都不接，敲门、砸门，里头都没动静”，最后只能让物业叫来开锁的人。
大姐是1996年起跟着杨先生的。那年，杨先生85岁，身体却远没有现在好，“奇瘦，走路颤颤巍巍，得扶着墙”，心力交瘁奔波于一西一东两家医院，医院里有她病重的女儿和丈夫。两年后，女儿和丈夫先后离去，受到致命打击的杨先生陷入重度失眠，夜里需要吃两次安眠药，先吃两颗安定，睡到半夜又醒，再吃一次，接着睡。
杨先生说过：“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杨先生的逃避方式便是埋头翻译柏拉图的《斐多》，书中苏格拉底就义前从容不惧与门徒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杨先生，给了她一个人生活下去的勇气。
她开始“打扫现场”：女儿生前想写的《我们仨》，她来写；丈夫生前积累的7万多页手稿，她来整理。2004年，杨先生在一次久病痊愈后起笔写《走到人生边上》，这时的她越来越释然，身体渐渐好转。吴大姐说：“奶奶生活很有规律，爱清静，过年也不喜热闹，常常是我们两个人过。我跟奶奶的13年里，只有一年春节是回家过的。”平时，吴大姐一周回家一次，一天内来回，提前烧好饭菜，杨先生自己热了吃。
先生一日三餐吃得很固定：早饭吃得最多，一起床，先喝两杯白开水，再来一勺蜂蜜，接着再喝几口白开水。稍歇，吃个苹果，随后是一大碗牛奶麦片粥，加一颗煮鸡蛋。上午看书之余练一会儿八段锦。中午，吃一点点米饭，菜是一小段清蒸的鱼，一份绿颜色的蔬菜，再吃一碟用大棒骨肉冻化开后热拌的黑木耳，撒上香菜和香油。午觉睡醒后吃点儿水果。晚上，喝好几种杂粮熬成的粥。
吴大姐曾指着电视里的烹饪节目问先生：“您馋不馋哪？”先生摇摇头：“以前都享受过，还是清淡的东西最好。”先生对饮食的自控力非常强，数年内，仅有一次因为多磕了几颗松子而肠胃不适。她的自控力让我想起钱锺书先生写过一篇叫《吃饭》的杂文，文中对满足口腹之欲而让肠胃受罪的做法甚是不齿。
快16时了，杨先生还没睡醒。我说：“不着急，让奶奶自然醒多好。”大姐说：“她该起了，要不影响晚上睡觉”。
我随大姐一起去杨先生的卧室。只见先生躺在床边的躺椅上，没有脱鞋的脚搁在接出来的凳子上，被子蒙住脸。大姐轻轻碰碰先生，先生就醒了，揭开被子，看到我，拉住我的手，笑意从她的眉眼里、嘴角边浮出来。大姐拿了件墨绿的外套，问：“穿这件吗？还是穿黑条绒的？”先生说：“黑条绒的吧，漂亮一些。”我乐了：“奶奶本来就好看。”先生接口：“奴奴生得丑，驴见踢，马见走，骆驼见了翻跟斗……”
午觉过后，是杨先生的水果时间，吃的是猕猴桃。先生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我的心是酸的。”我没听懂，她又说了一遍，我这才明白她说的是“心衰”。原来，2008年生日过后，先生在体检时查出心血管不好，她的第一反应是，这太好了呀!我问：“为什么这么说？”“心血管不好有四个好处。”先生特别有条理地一一讲述，“一是这个病不传染；二是这个病不是什么外伤或炎症，不脏；三是这个病不是脑血管出问题，不会影响脑子；四是这个病‘干脆’(意思是要‘走’的时候就那么一下子，不痛苦，不拖累人)。”
这是我第一次和先生触碰到生死话题，全然没有我想象中的沉重，仿佛我们只是继续聊着家常。
感念师恩
哽咽回忆振华女中老校长不希望大家前来为她祝寿
2010年春节前，我又去看望杨先生。洗完手进客厅，发现吴大姐正在摆弄杨先生的助听器，原来，先生装电池装反了，电池盖卡住了。我接过助听器，用拇指和食指的指甲用力一拔，拔出了电池盖。大姐重新装好电池，把助听器给杨先生戴上，然后像哄小孩一样对先生说：“奶奶，以后装电池(钮扣电池)时，大头靠里，小头靠外……”先生“哦”了一声，有点害羞地笑了。
我说：“奶奶，过了年，您就100岁(虚岁)了，我送您一件小礼物。”便掏出亲手为奶奶编织的袜套，“奶奶，上次我看您在躺椅睡午觉时穿着鞋，把脚搁在方椅上，怕您不舒服。以后您睡午觉时，或者晚上洗完脚后，可以套上这个，又暖和又透气。”先生爱不释手地抚摩着袜套，看了又看，问：“你从哪里起头的？”我就告诉她，“从袜口织，袜跟处来回挂针，先收针后放针，袜尖缝合，一根线到底。”先生不停地应着，点着头。先生善编织，曾给钱先生及女儿钱瑗打过很多毛衣。
先生脱了鞋，要试一试。一试果然合适，她欢喜地说：“多好啊!”“那我下次按这尺寸再给您编一双，轮换着穿。”她点点头，就像个享受儿孙们孝敬的幸福老太太。
收起袜套，我问先生最近看些什么书。她起身拿来一本，是苏州十中校长柳袁照写的《我在“最中国”的学校》。苏州十中的前身是振华女中———杨绛先生的母校。这本书是杨先生介绍给出版社出的，不过，她并不完全同意书中的说法。在她看来，“最中国”这三个字是和创办振华女中的老校长王季玉联系在一起的。后来，“学校收归了公有，改了名，男的女的都可以念了，就不好再说‘最中国’了”。奶奶谈老校长的时候很动情，说一辈子单身的王季玉守着学校的一间陋室，用半个世纪的光阴全心扑在学校、学生身上，只当是“嫁给了振华”，可就是这样一位把教育事业当作爱情甚至生命的女人，却在建国后的“洗澡”运动中被迫离开了教育岗位。当老校长后来再来到校门口，抚摸门前的石狮子，想到世事无奈，该有多么心酸!
杨先生是用哽咽的语调回忆这段往事的。日军侵华期间，振华女中迁址上海办振华分校时，王季玉聘请得意门生杨绛担任校长，杨先生对恩师的感情，是经历最悠远时间而仍旧舍不离化不开的。
先生翻着《我在“最中国”的学校》，跟我讲书里的照片：这是校门……这是西花园……这是闻道廊……不过，她也隐约流露：“王季玉老校长的雕像一点都不像她”，“很多楼是后来盖的，我根本没住过，有幢楼却被叫做“季康楼”(杨绛原名杨季康)……
我们很自然地谈到以那个年代为背景的杨先生的小说 《洗澡》。杨先生告诉我，胡乔木曾经向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推荐：“你一定要看看杨绛的 《洗澡》。”梅益便向杨先生讨要该书。杨先生给了，给的时候心里嘀咕：“他怎么不去买一本呢，或者，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回赠我一本？”后来又一次见面的时候，杨先生大胆问：“你把《洗澡》拿了去，也该把你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送我一本吧。”梅益这才回赠。
杨先生感叹，梅益去世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不用他翻的英译版了，改用别人翻的俄译版，这样更忠于原著。
杨先生平时很少出门，但对窗外事，她还是很关心的，主要的渠道是报纸。先生告诉我，2004年12月，《财经》杂志探望她时，她说自己最想不通的就是利息税：“利息为什么要征税呢？”《财经》随即刊出文章，称杨绛呼吁取消利息税。2007年“两会”的时候，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两会上提议取消利息税，并说这一想法最早是由杨绛提出的。吴敬琏后来见到杨先生，笑道：“您向我们经济学界开炮啦。”
2010年是杨先生百岁虚岁。这个大寿怎么庆祝，已有很多人前来或者来电商量方案了。社科院提议办个生日庆祝会，并纪念钱锺书逝世10周年。杨先生婉拒了，理由是钱先生生前表示过，不要为他举办任何纪念会，她不能违背他的心意。但又不能不让人纪念，于是杨先生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可以出版一本纪念钱先生的文集，“用文学的、安静的方式来纪念，他应该是同意的。”
至于杨先生本人的生日，她不希望大家前来为她祝寿。一是因为她喜清静，二是因为那时候是大热天，人来人往，主客都容易疲劳，且她不宜吹空调，客人恐怕会不太方便。她也想了一个两厢方便的好办法———要为她祝寿的人，就在自家吃碗面，“汤面炒面捞面、面上放什么浇头，完全根据自己的口味，那碗面，就算是为我祝寿的；我呢，也在家吃面，自己给自己庆祝。这不是很好吗？”
不知不觉中，杨先生与我聊了一个半小时。我怕先生太累，起身告辞。先生为我演示了八段锦中弯腰扶足的动作，活络活络筋骨。走之前，我借了那本《我在“最中国”的学校》，打算年后再去还。告别时，先生竟主动提议：“下次我和你照几张像。”接下来的好些天，因为她的这个提议，我的心情一直处于美好状态。
不惊不扰
“拿笔拿习惯了，就很难放下来”一生没干过啥亏心事，也不怕鬼
2010年3月底，我把上次借的《我在“最中国”的学校》 还给杨先生，又给她带去新织的另一副袜套。先生说：“上次你给我的，我穿了几次，老是舍不得，怕穿坏了。”她一手拿着袜套，一手挥动着包袜套的小丝巾，在厅里转了两圈———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杨先生的“舞姿”呢!
杨先生让吴大姐从柜子里拿出一件毛衣，那是杨先生年轻时织的，是单元宝花样的墨绿色对襟毛衣，那针脚可真叫一个整齐。她说，“我织衣服时像台自动机器。”把一本书放在写字桌上，拿镇纸压住，她坐椅子上看，膝上放着正在打的毛衣，两只手忙碌地挑针绕线，眼睛只管看书，根本不用看手，书看好了，毛衣也织了一大截。但有一个条件，必须是简单的花样，平针、元宝针之类，这样不走脑子，脑子可以专心看书。她女儿钱瑗喜欢织花，眼睛得盯着，杨先生颇感心疼：“那多浪费时间啊，还怎么看书啊。”杨先生不仅会织毛衣，还无师自通自己裁剪衣服。买块布，在自己身上比一比，就裁起来，第二天，一件新旗袍就穿出去了。杨先生的女红全部是在去五七干校之前做的，干校回来后，就再也没做过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说。
这天，我给杨先生带去一篇打印好的读后感，内容如下：
“2月24日文汇报笔会头条刊发了杨绛先生的 《魔鬼夜访杨绛》。一看题目，就想起钱锺书先生也写过与“魔鬼”的对话。读过后，忍不住翻出钱先生写的 《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对比着看，还是颇有意味的。
“他们两个人的文字，都曾在阴阳两界的语境中穿梭，钱文如上述文章和 《论快乐》 等，杨文如上述文章和 《“遇仙”记》 《我们仨》 《走到人生边上》 等。借着和鬼神的对话及冥冥之中的意象，或针砭时弊表陈好恶，或用更沉静的方式倾诉对某人某物某事的爱和怀念、用更性灵的方式完成通灵，或审视对神灵的敬畏、来完成某种心理暗示……”
杨先生拿着这篇读后感，问：“这谁写的呢？”我答：“我写的啊。”先生美滋滋地笑，她说：“常动动笔，对脑子好。知识分子是‘不拿枪的战士’，笔就是枪，拿笔拿习惯了，就很难放下来。”
先生和我聊起了鬼神的话题。《魔鬼夜访杨绛》 的开头和结尾是真实的，中间则是想象的，通过和鬼神的对话来讲出自己的心里话。虽无科学证据，但杨先生认为人是有感应的。“比如，当初我家阿瑗刚刚咽气的时候，钱锺书躺床上 (在另一家医院)，突然睁开眼对我讲：‘阿瑗回家了。’他说的回家就是说去了‘那头’。”杨先生又聊起春秋时期的伯有，为人凶悍而遭到暗杀，死后成为厉鬼，附在仇人身上，想叫谁死谁就得死。杨先生说她一生没干过啥亏心事，也不怕鬼。想当初，读中学的时候，就是因为她的一句“我不怕鬼”，才发生了之后她所写 《遇仙记》 里所讲述的故事。用尘世间的道理无法解释，但即使梦游一遭天府地国，她也是心里坦荡不惊不扰。
世事宽容
“我不仅不退化，还进化了呢”“我管孩子可有一套了”
7月17日是杨先生生日。她不喜大家上门祝寿，所以我特意避开这个日子，只在之前或之后一段时间去看她。2010年6月12日和7月28日，我又分别去了两趟，带去一面水晶相架，那是先生与我的合影，还带去一个亲手钩的手袋，以及一坛八宝豆豉。
杨先生端详着合影中的她，说“太胖了”，并指指自己的脖子。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是说看上去像有双下巴。同一张照片，我们关注的是她灿烂的笑、她的健康和精神状态，她介意的是脖子上的细节，岁月刻在外表上的痕迹。平时尽管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先生的头发梳得顺顺溜溜，衣服干净整洁。
我把手袋交给吴大姐，说，“您买菜时可以装装钱包什么的。”杨先生耳背，但眼尖，接过手袋，以为是我送她的。先生擅长棒针而非钩针，因而对手袋上双线错花的钩法大为赞叹。她关照吴大姐：“把我的眼镜、我的药都放里边，再也不会到处找啦。”我和吴大姐相视一笑。先生觉得我和大姐笑得诡异，打趣道：“别说我坏话啊，我可都听得清。”这让我和大姐更乐了。
那一坛豆豉，商标是四个字的行草。我和大姐辨识：“沂蒙红———”最后一个字太草，我俩都不认得。杨先生眼尖，“那是‘沂蒙红烧’!”“红烧？”我和大姐都纳闷了，大姐反问：“那最后一个字是火字旁吗？”杨先生指指商标下的一行小字，那是生产厂家，写的是“沂蒙红嫂”。
杨先生有意无意的幽默一波接着一波，她说：“可今天来的是个绿嫂。”说的是我，我正好穿了一身绿裙子。“瞎逗!”大姐笑，“您把她说成嫂，不怕把她说大了？”杨先生略一思量，“那就叫绿娘吧。哦，也不对，应该叫———”我会意，和先生同声说道：“绿———姑!”
先生说，“我晚上喝粥，就点儿‘绿姑’带的‘红嫂’吧。”自从近年来不再下楼遛弯，杨先生的活动量大大减少，无非是做做八段锦，从这间屋遛到那间屋，又从那间屋遛回这间屋，其他大部分时间坐着，腹部略微胖了，但整体还是很清瘦。杨先生不认为这归功于自控力，而是她真的对任何食物没有兴趣了，“没有好吃和难吃的分别，只有什么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
但杨先生那些天对吃蒜很感兴趣，原因是吃蒜可以保护心脏，而且杀菌，一顿不多吃，也不直接吃，而是拌了黄瓜吃。先生回忆起在干校劳动的时光，“那会儿，馒头随便吃。一手拿馒头，另一手拿一瓣儿蒜，啃一口馒头，咬一口蒜。”杨先生是南方人，但长期在北方生活也让她习惯了北方的吃法，吃大蒜，吃大葱，都很在行。她说：“像北京烤鸭，卷烤鸭卷的时候，必须放几根大葱才有那个味道。”我问：“您这会儿说北京烤鸭，难道一点都不馋吗？”“不馋，都‘食’贯满盈了。”
前些天，吴大姐买蒜时，几头几头买。杨先生建议，买一鞭吧，挂着，慢慢吃。大姐应了一声。过些日子，先生看大姐还没买，又建议了一次。我去的时候，先生向我“告状”：“我想要一大鞭子蒜，她老不给买。”大姐在一旁乐：“奶奶不知道外面正在‘蒜你狠’。等便宜些，我就给买回来。”
大姐劝杨先生少吃点蒜，吃多了胸闷，也容易眼花。说到眼睛，奶奶是很骄傲的：“很多人年纪大了眼睛会退化，我不仅不退化，还进化了呢。”原来，2005年前后，在一次体检中，杨先生一只眼睛0.8，一只眼睛0.7，被医生诊断为轻微白内障，建议一年后做手术。一年后再去看医生，白内障消失了，两只眼睛都1.0了。眼明心亮对杨先生而言，真是福分。对于把绝大部分生活乐趣寄托在书海里的她，上帝在对她剥夺听力还是视力的选择中，还是仁慈的。
这次过生日，杨先生给吴大姐包了个红包。吴大姐逗她：“下个生日您是100周岁，到时候还得给赏钱的哦。”吴大姐说，先生其实对钱并不在意，从来不查账、不猜疑、不管头管脚。先生自己也说，“我对保姆阿姨是很好的。”几十年间，先生用的保姆加起来不超过10个，保姆一待就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来都是因为自家有婚丧嫁娶之类的事情，不得不离开的。其中也有不尽如意的保姆。杨先生几乎给每个保姆都写过回忆文章，有一些啼笑皆非的细节，有对人性的挖掘，更有对生活的感恩和对世事的宽容。
吴大姐为了照顾杨先生，自己的家照顾不到，大姐说：“我们全家都为奶奶服务。”吴大姐的儿孙们也都见过先生，管她叫“奶奶”、“太奶奶”。我问先生：“孩子们都听您话么？”“听啊，我管孩子可有一套了。”先生教过三年小学。那时候的老师，大都是师范毕业，或者来自教育系统，先生都不是，但就属她教得最好。“称呼很有讲究，不能称学生‘小朋友’，必须直接叫他们的名字，一叫名字，就把他们给镇住了。”杨先生颇为自得地介绍她的“教书经”，“我能用三堂课把全班所有孩子的名字都记住，第一拨记住的，是最调皮捣蛋让人头疼的孩子，第二个‘三分之一’，记住最听话、读书最好的孩子，最后一拨，是中不溜的、不怎么显眼的孩子。”
我们聊天的时候，重庆台正播着电视连续剧 《还珠格格》。我很好奇，“奶奶，您看这个？”
先生答：“也看啊! 我听不见，但可以看字幕啊。”吴大姐手持遥控器，让先生选台，先生突然兴奋了，“那不是陈道明嘛!”陈道明是钱杨夫妇的老朋友，他在饰演 《围城》里的方鸿渐之前，还专门去拜访了夫妇俩。
捍卫纯洁
“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怎么可以做那么多事情?“我有个窍门”
有段时间没有去，2011年6月再去时，我才知道，前一阵杨先生一直在动笔写的是中篇小说 《洗澡之后》，算是 《洗澡》 的续集。书稿已经交给出版社了，杨先生将书名暂定为 《学习“图书馆学”之后》。在 《洗澡》 结尾部分，女主人公姚宓正打算去读“图书馆学”，她和男主人公许彦成的感情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这时，我说出了藏在我心中的一个疑问：“我看 《洗澡》，感觉许彦成和姚宓的感情非常纯洁，可我在网上看到另有一篇文章说，姚宓很虚伪，是个自私、缺乏道德和同情、心计深远的狠毒的小女人。这怎么回事啊？ 难道是我理解错了吗？”
杨先生说：“我就要让他们俩成一对儿。”虽然没有直接解答我的问题，但我知道了答案。
杨先生在年过80之后，曾毁掉一部已经写了20章的长篇小说 《软红尘里》。讲到毁掉的原因，她用了四个字“大彻大悟”，并决意不再写小说。可她为什么又写了 《学习“图书馆学”之后》 (即 《洗澡之后》)呢，我没有追问。
3年后，当我获准为 《杨绛全集》9卷本和 《洗澡之后》 单行本出版做独家专题报道时，我从 《洗澡之后》 的前言中，知道了原因。“《洗澡》 结尾，姚太太为许彦成、杜丽琳送行，请吃晚饭……有读者写信问我：那次宴会是否乌龟宴。我莫名其妙，请教朋友。朋友笑说：‘那人心地肮脏，认为姚宓和许彦成在姚家那间小书房里偷情了。’我很嫌恶。我特意要写姚宓和许彦成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却被人这般糟蹋。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杨先生续写 《洗澡》，为的是捍卫纯洁。
《洗澡之后》 更像一部爱情小说，而且是非常理想化的爱情小说———要让许彦成和姚宓终成眷属，就得让许彦成先变为自由身。那杜丽琳怎么办呢？ 她爱慕丈夫，维护丈夫，只是有点俗，但她没有错啊，所以得给杜丽琳“找一个”。杨先生“让”杜丽琳去干校劳动，然后“让”她和一同下到干校的叶丹相互爱慕，这样，杜丽琳就先提出了离婚。那么罗厚怎么办呢，他一直敬重、守护姚宓。这好办，把姚宓的同学“介绍”给他……总而言之，《洗澡之后》 撮成了三对儿，事事圆满，看得让人好欢喜哟!
杨先生很忙碌，不仅写小说，还正在给 《堂吉诃德》 第四版校订译文，还要继续整理钱先生留下的手稿，但她忙而不乱，甚至看上去是慢悠悠的节奏。我问：“您不紧不慢的，怎么可以做那么多事情呢？”
“我有个窍门啊，现在传授给你。”她的窍门，便是在同样的时间里，尽量利用不同的身体器官，做不同的事情。比如，吃饭的时候听广播、看电视，看书的时候在桌子底下打毛衣。另外，还要利用零碎时间，做零碎事情，积少成多，就能做出像样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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