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教科书，留存着不可磨灭的文化记忆

19世纪末，上海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商埠，学英语一度成为时尚。但那时因为没有合适的教材，人们只能用洋泾浜的方式学英语，即以日常汉字模仿英文读音。直到189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华英初阶》这本英语教科书，才改变了上海人“洋泾浜英语”的学习方式。

昨天，“文化记忆：百年珍藏教科书展”在华东师范大学开幕。包括《华英初阶》在内，一批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现代教科书在展览上亮相。

据介绍，现代意义的教科书产生于清末洋务运动以后，起源于新学堂的出现和现代学制的形成。本次展览由华东师大博物馆、华东师大教育高等研究院和首都师范大学教科书博物馆（筹）共同举办，展示了从清末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以来200多本珍藏教科书。

一批珍贵老教科书，回到上海家乡

百年教科书里，留存着不可磨灭的文化记忆。从最早的自编现代教科书《蒙学课本》，到开启我国现代教科书先河的、出版于1904年的《最新教科书》，再到上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使用的教科书《红孩儿读本》等……展览上，一批纸页已经泛黄的教科书，引来不少参观者驻足，其中不少教材和上海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堪称“回家之旅”。

出版于1897年、由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使用的《蒙学课本》尤其珍贵。甲午战争之后，新式学堂大量设立，产生了由国人自编的新式教科书，对旧制度、旧思想、旧观念形成了有力的冲击，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蒙学课本》的问世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人自编教科书的开始。从此之后的十多年间，我国自编的新式教科书，如初升之太阳，喷薄而出。张之洞、陈独秀、蔡元培、严复等，一大批在近代史上闪耀的名字也多次出现在教科书的封面上。

为了此次展出，首都师范大学教科书研究中心主任石鸥教授从个人收藏的3万多本老教材中精选了100本带到上海。而另一部分展品则出自华东师大的馆藏。从展示内容看，主要包括自编与官编教科书，边区教科书，“苏化”的教科书，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编写的教科书，以及少数民族教科书，女子教科书等，以反映不同时期的文化转型、学术变迁等。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英初阶》，曾出现在周作人、胡适等人的回忆录中，是当时普及的英语教材。事实上，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部英语教科书。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当时社会上使用的英语教学用书，基本都是全英文的，没有中文注释。因此，学校教学时一般采取教师课堂上口译课文，学生即时抄写中文释义的方式，而洋泾浜的口诀也开始流行起来。比如英语中的“来”（Come）就是“康姆”，“去“（Go）就是“谷”。而《华英初阶》使用的是中英两种文字排版印刷。有学者介绍，正是《华英初阶》输入上海后，洋泾浜口诀不复流行。

石鸥告诉记者，除了让南洋公学的自编教材《蒙学课本》“回上海老家看看”，还有一本教科书也会勾起很多上海人的记忆，那就是《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

上海澄衷高级中学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老校，而这本《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初版于1901年。推出这部教材的澄衷蒙学堂始建于1900年，是清末企业家叶澄衷出资兴办的义学。1901年4月，澄衷蒙学堂开学。次月，著名教育家、晚清进士蔡元培任代理校长。

此次展览中，还有一本蔡元培1907年以“蔡振”署名编写的《修身教科书》。该书采用当时最新的“章节”体例编排，并融进西方进步思想和伦理观念，影响了一代学人。

抗战烽火，在教科书上留有浓重的一笔

百年教科书，浓缩着一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地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道路上，也在教科书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此次展览中有一本商务印书馆1932年初版的《基本教科书》，封面是一幅残垣断壁的插画。石鸥说，这套书是商务印书馆根据民国修订课程标准编写的，出版期间恰逢商务印书馆遭日本飞机轰炸。“那时，日本帝国主义飞机不仅轰炸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总厂，而且日本浪人还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五层大楼及藏书化为灰烬，其状惨不忍睹。所以之后出版的教科书以残垣断壁的画面作为书的封面，就是为了彰显重建之心。”危难时刻，商务印书馆重整旗鼓，喊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采取各种措施积极恢复营业。商务印书馆还利用劫后余留的旧纸，以“复兴”冠名，从1933年开始推出全新的“复兴教科书”。该套书共183种738册，是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上编辑校订人数最多、出版种类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套中小学教科书，被誉为“民国教科书发展史上一座里程碑式的山峰”。

1927年至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教科书，也是此次展览中的一大看点。华东师大教育学部终身教授丁钢介绍，共产党根据地教科书既充满强烈的阶级意识和民族精神，又具有广泛的亲农倾向，是沟通知识精英和农民大众的主要桥梁，也使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成为广大民众内心深处的信仰。正是通过教科书，共产党的政策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成为农民理解的朴实语言。根据地民众，由此受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文化洗礼，从而成为共产党理念的坚决拥护者和积极践行者。

在中央苏区早期各地区自己编写的教科书中，出版于1930年5月的《红孩儿读本》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一种红色初级小学校的儿童读本”。苏区教科书的重要特点是大力宣传武装革命，并对土地革命政策和农民获得土地后的翻身幸福的宣传从未间断。

“老教材”水涨船高，“买得起的人不研究，研究的人买不起”

谈及这批教科书的收藏，石鸥提到的一个现象也同样发人深思。

从最早出于学术兴趣和研究需要开始收藏老教材，这些年，这位学者目睹着老教材的身价水涨船高。近年来，伴随着民间的藏书热，很多“老教材”也被盯上了，直接导致“买得起的人不研究，研究的人买不起”的尴尬境地。

“翻看这些教科书。不仅是触摸历史，也是一个加强对教育研究和理解的过程，但现在，藏家虽然越来越多，但看重的并非是它们的学术价值，这倒反而给学术界除了一道难题。”就在此次展览前两天，一本《体操》老教材进入拍卖市场，起拍价就是5000元人民币。石鸥说，为了研究需要，他也托人去参拍了，无奈价格实在太高，最终没有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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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文汇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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