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修复的史前时代：常外土壤事件的警钟
常州外国语学校土壤污染事件，尽管化工企业、学校和政府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直接原因却是土壤修复时二次污染防治的缺位。一位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高新”）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正是由于开挖过程中防护措施做得不好，才导致了异味的扩散。
来源：华夏时报 作者：马维辉 王俊仙
一次看似偶然的常州外国语学校土壤污染事件，暴露的却是土壤修复领域的乱象。
该事件中，尽管化工企业、学校和政府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直接原因却是土壤修复时二次污染防治的缺位。一位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高新”）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正是由于开挖过程中防护措施做得不好，才导致了异味的扩散。
此前，北京焦化厂、杭州农药厂土壤修复项目都曾引来居民投诉。中环循(北京)环境技术中心董事总经理龚宇阳表示，类似事件屡次发生的根源是制度缺失，我国目前尚没有土壤污染防治法、相关的标准和制度也不健全，招投标环节还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个别从业者“浑水摸鱼”。
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表示，土壤污染的特点是就像雷区，暂时封闭还没事，野蛮修复的时候反而可能引发风险。本来该领域的商机就少得可怜，行业混乱，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象。还是应该谨慎地通过示范工程积累数据、完善标准，同时，当前最要紧的是摸清家底，并加快建设好监测防控体系。
二次污染
据了解，污染物要对人体产生健康风险，必须满足三个要素，即污染源-暴露途径-受体。常外污染事件中，正是修复过程中的开挖泥土等作业流程，使得地下的高浓度污染物质挥发到空气中，满足了暴露途径的要素。
根据常州市政府发布的情况说明，2011年6月该地块化工企业完成搬迁，2014年3月正式实施修复工程。但由于工期拖后，直到2015年年底，常州外国语学校新生迁入后，第一期工程才勉强结束。
“（2015年）9月份来的时候，对面有的地方还没开挖，到12月份把土挖出来了，就散发出了刺鼻的味道。”学生家长王女士告诉本报记者。
根据新京报报道，常州市新北区环保局2013年9月下发的建设报告表审批意见显示，修复工程投资总额约3.94亿元，其中包括建设1座10000平方米的钢结构密闭大棚用作堆场及分选场地，大棚内会配备换风设备，废气经收集采用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
但在修复过程中，这座钢结构密闭大棚却并未建设。项目业主方黑牡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牡丹”）负责人李飞表示，这是因为分选翻晒环节取消了，“为了减少污染”，故没有采取钢结构封闭措施，只盖了薄膜。常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徐圃青则表示，正是由于未封闭，挖出来的土壤暴露在空气中，才把气味刮到校园里。
“表面上看只是一个大棚，但反映的其实是二次污染防治的意识不强，安全管理工作没有做到位。”龚宇阳表示。
公开资料显示，该项目土壤治理工程的中标单位为江苏天马万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马万象”），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主营业务是道路、桥梁、河道驳岸、城市建设等市政工程，以及建筑工程室内外装饰设计和施工等。
龚宇阳表示，土壤修复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专业团队来做，从土壤开挖、运输，到水泥窑添加、储存，有很多关键节点要考虑，不是简单的挖走就行。“找一家土石方公司来做，不出事才怪”。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则表示，很多地方政府不懂土壤修复工程，把它当成一般的土石方工程，同时又比较强势，不听取环保部门和专业人士的意见。招标时只希望价格越低越好，其实按照那些中标价格根本“做不到”。
4月21日，本报记者试图采访当事各方。天马万象以不清楚为由拒绝接受采访；黑牡丹证券部工作人员记录了记者的问题和联系方式，表示将由董秘答复，截至记者发稿时止，尚未收到回复；黑牡丹控股股东常高新则表示，要配合调查组工作，暂时不接受采访。
据了解，事件发生后，环保部和江苏省政府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赶赴常州进行现场调查，目前尚未公布调查结果。
产业稚嫩
其实，土壤修复造成二次污染已非首次。2013年，原杭州农药厂地块进行土壤治理，周边居民投诉有异味。2015年，北京也有居民投诉北京焦化厂污染土壤修复时异味浓烈。
骆建华表示，土壤修复与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不同，大气和水的领域思路清晰、模式成熟、政策完善，而土壤领域则是市场先行，政策尚不完善。
资料显示，我国尚没有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也是1995制定的，不能适应当下的现实。同时，我国只有农业用地的环境质量标准，没有建设用地的环境质量标准。
龚宇阳告诉记者，在国外，修复之前都要有一个安全健康和重污染防护的管理方案，由第三方监理公司监督实施，类似常州的情况，大棚不建第三方监理公司就不允许开工。还有公众参与问题，修复前就会和周边居民做好沟通，及时通报进展，协商解决问题。但是，这些制度中国现在都没有。
同时，各地招投标环节还存在地方保护的现象，有的需要备案，备案就需要各种资质条件，有的则要求参加当地的协会，“人为地把有能力的公司拦到外面”。
制度缺失的同时，土壤修复的价格却非常昂贵，根据江苏宜兴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数据，2014年至2015年9月，我国土壤修复项目的平均造价高达5753万元。
“一方面大家觉得有钱赚，另一方面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很简单，就是打个井、注点药，或者拿挖掘机挖出来、去处理。”前述业内人士表示，因此近年来有大量企业进入土壤修复行业。
中国环境修复产业联盟秘书长高胜达统计，2011年约有20多家企业从事土壤修复业务，2014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00家左右，到2015年则增长至900家以上。
利润丰厚，法律法规和管理体系不健全，导致一些企业“浑水摸鱼”。我国土壤修复项目大多采用转移置换方式(将土壤挖走，换成新土)，而置换下来的土壤有的并未真正修复，去向也鲜为人知。在此情况下，工程承包商可以在短工期、低投入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土壤修复”。
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5年9月，土壤修复项目工期高于500天的仅占12.6%，200天以下的项目占比达到66.7%，普遍呈现“短工期”的特点。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循环经济处处长陆冬森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现在某些省份的农田治理项目投资动辄亩均上百万元，抛开治理效果和可持续性不谈，仅从投资强度看，若实行退耕还生态，按每年每亩补贴农民400元计算，一百万可补贴农民2500年。在治理绩效难测评、农民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该领域或将成为官商勾结的新高地。
风险管控
如何解决行业困境？在高胜达看来，“土十条”、土壤污染防治法，包括配套的标准、规范应尽快出台，才能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今年两会期间，环保部部长陈吉宁曾经透露，“土十条”文稿已经基本成熟，将按程序报批后实施。一位参加过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修订的专家也告诉本报记者，新标准即将出台。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土十条”的出台，土壤污染防治战役将正式揭幕，土壤修复市场空间有望达到7869亿元。
不过，在3月1日的“环保企业家媒体见面会”上，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阳生表示，“土十条”主要是引导和规范行业发展，想要加快这个行业发展还有一个过程，因为土壤修复行业的技术法规、标准、商业模式、融资模式及盈利模式等都不是很成熟。
骆建华也表示，重要的是建立市场机制，包括收费机制、付费机制。场地修复的投资都是“天文数字”，全靠政府投资不现实，也不一定所有的污染土地都要马上治理。
4月19日上午，在“展望十三五”系列报告会上，陈吉宁表示，土壤污染防治的思路与水和大气有很大不同，关键是风险管控，要先知道一块污染土壤对饮用水和空气有什么风险，然后通过改变土地用途消除这一风险。例如，有些污染的农用地过去种粮食，可以改为种棉花、种树，这样就不会成为一个风险。
不管怎么说，在业内人士看来，常外污染事件对行业来讲是个“好事”，为地方政府敲响了警钟，让大家知道土壤修复不是简单地土石方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