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平凡人王维平
王维平投身垃圾领域30余年，北京市政府参事，前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中国致公党党员，在循环经济、城市垃圾、农村垃圾、绿色GDP等方面有独到研究，在垃圾领域有着系统、深入的建树。近日，恰逢王老师有半日闲暇，中国固废网一行特别登门拜访，听听30余年的行业故事。
来源：中国固废网 作者：李艳茹
王维平年近70，仍未退休，因为“参事”的身份需要他工作至75岁。去年，他还被叫到人民大会堂，给领导们讲《固废法》在执行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他计划退休后在家带孙子，再抽空将自己生平遇到的有意思的事情都写下来，起名叫《塔》。他想，忙活了一辈子垃圾，这本书就不要写任何关于垃圾的事情，只说那些鲜艳可爱、奇遇一样的片段。
他时常说自己老了，现在是一个普通的老头。但也没有多少感伤：“我也有过美好的时光，有过多彩的人生。我是个平凡的人，认真度过了一生。”本文记录平凡人王维平的二三事，未能免俗，都是关于垃圾的事。
垃圾处理资深专家、北京市政府参事 王维平
1987年的深冬，王维平在北京环卫局管垃圾场。一天，两个拾荒人敲开王维平办公室的门，战战兢兢，央求让他们进垃圾场里捡垃圾。同期，国家民政部一位司长告诉王维平，他们来自西部贫困地区，可适当照顾下。王维平一合计：“捡垃圾好啊，一吨垃圾运输+处理费用157元，若捡走一部分，既节约成本，又造福他人。王维平给他们开一张“通行字条”，这张字条让500人的拾荒大军驻扎在了垃圾场内，还让每个人每月靠捡垃圾赚1500元。
一传十，十传百，拾荒大军规模越滚越大。鼎盛时期北京就有17万人捡垃圾，分13个帮派，82个“营盘”，游走在北京城四环外。争位置、抢地盘开始上演。1996年，最初找到王维平的两个拾荒人再次找到他：“大哥，这一行竞争越来越激烈，各个帮都有自己的武装队，一年最少都要死60个。兄弟想依靠大哥的实力，扩大地盘！”到这里，王维平萌生了调查这支庞大队伍的想法。“下礼拜三，北京饭店。把北京所以丐帮帮主叫来，我请他们吃饭。”
到了约定日期，王维平到北京饭店门口，看到2000多个衣衫褴褛的人聚在门口，他赶紧安排：“帮主进来，不许带保镖不许带打手，其他人马上散。”13个帮主在饭店圆桌坐定，川帮先开口：“这是我大哥，当时发家全靠他批的条子。他身上有三把大刀，我们听他的，大家表个态。”
所谓是“三把大刀”是行话，指代王维平的三个特点：第一把刀是恩情，批条入场之恩；第二把刀是官方身份，主管垃圾场；第三把是兼有执法队、城管。王维平身材高大相貌威严，颇具几分江湖气势，帮主们陆续表态愿意听话。王维平接着说道：“帮主统计下各自营盘的人员情况，多少人，在什么地方，挣多少钱，有多少人进过监狱……”
帮主们一听，面面相觑：“大哥要抽头？”
“我不但不抽头，我还替你们服务。但谁也不许写假的，过后我要一个个营盘去住，核查数据。”在王维平眼里，这个庞大的群体是北京治安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同时也是垃圾分类、循环经济的初生力量。有关部门曾向王维平透露了一个信息：北京市的刑事案件，七成以上是拾荒者犯下的。同时，这群人捡走回收的垃圾，与填埋场进场过磅重量相当，换算成回收率，就是50%。
这次“会议”是王维平调查拾荒大军的起点。同时还达成了分工共识：“四川帮”5.7万人，负责捡垃圾；“河南帮”1.7万人负责收废品；“河北帮”1万人负责在四环外接应——城里收来的废品运到这里进行分类回收，再卖给产业下游的废品加工商；“江苏帮”人数最少，负责回收地沟油。直至近年，一些“帮派”仍沿着当初划分的道路继续前行。
王维平的调查开始了。他一个个营盘去住，和丐帮们一起捡垃圾、吃苍蝇饭。这项工作比想象中还要艰苦，而王维平把它诗化成了一种独特的体验：“多少个凄风冷雨的夜晚，我随着苦难的人群穿街走巷。他们有他们的规矩、生活、特长，仅塑料一项，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出100多种来。”
经过1年多，王维平得到了基本数据。继续跟踪8年，于1999年完成了《北京垃圾回收及产业化调研报告》，以实证研究揭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庞大产业链。他将这个群体总结为“游离于政府视野之外的、利弊共存的无序蔓延”，具有三利四弊：减少垃圾、解决几百万人（国务院批准的663个城市范围内）就业问题、回收资源，是为三利；社会治安、卫生防病、二次污染、超生，是为四弊。他提出“兴利除弊”——政府应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实现垃圾处理产业化，把“一盘散沙”规范起来。
关于拾荒大军的调研报告在全球范围内引起震动。对于国内，为垃圾分类、循环经济提供了当时罕见的产业实证研究；对于国外，由于上世纪80年代初，西方国家因城市规划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拾荒队伍迅速消失，王维平的报告就成为了国外能够借鉴的重要数据来源。一时几百家媒体争相报道。
王维平火了，从“王垃圾”变成了“垃圾王”，很多人称他为“丐帮帮主”。与此同时，当年跟在王维平身后喊大哥的拾荒人杜茂献，开了个“北京市茂献垃圾回收利用有限责任公司”，当起了董事长。
图片来源：北京故事
2009年，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建设计划激起了周围民众的强烈反对。邻避队伍举着“反建阿苏卫，保卫北京城”的标语，表达激烈的对抗情绪。政府及时做出反应，派出北京市政市容委的多位负责人进行沟通。当时北京市政市容委副总工程师王维平力挺垃圾焚烧，在网上被居民们称作“王焚烧”。
不仅是北京。同期，在全国几十个城市内，都陆续出现了反垃圾焚烧群体事件。两股势力间碰撞出了多次著名的PK事件。
给王维平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电视节目《一虎一席谈》的录制现场。电视台门口围了300多人，拉起一条用血写的横幅——打到王自焚。他刚走进录制厅，观众席上就站起一个人指着他骂：“我×你妈！”
王维平面向愤怒的观众：“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下各位。第一，在座的有没有不排垃圾的，请举手。”
无人举手。王维平缓缓说道：“垃圾又脏又臭，我们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乃至毕生的精力，说我们污染环境，不公平。观点不同可以，但别骂人。”观众逐渐安静了下来。
“第二，谁住过垃圾场，请举手。”
“第三，有谁去过垃圾焚烧发电厂，请举手。”
仍然无人举手。在场的有北京的反焚烧代表“驴屎蛋”（黄小山），广州番禺的领袖“阿加西”，浙江的“樱花白”，也有维权队特别请来撑腰的专家赵章元。“我问了搞水的院士们，都不认识你，说明你在本专业里没有突出贡献。现在退休15年，在一个全然陌生的专业里充专家，你是不是伪专家？”王维平的问法直击要害，也让在场摩拳擦掌的观众有些缓不过神来。然后他才开始了正式的节目录制：“我不是主烧派，我主张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王维平向在场的人群公开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表示愿意随时回答提问。他甚至提出，政府应该带领大家去垃圾焚烧厂参观。节目录制完毕，黄小山给王维平递了自己的名片，王维平看了眼名片，问他：“哦，你就是驴屎蛋儿啊？”“是啊，你看我怎么样？”“像个特务。”
这次交锋后，黄小山对王维平的印象发生了改变：“我觉得他没有想象的那么脸谱化，他不是一个坏人。他跟我接触后也觉得，阿苏卫居民不是那么不讲道理。”
王维平对反焚烧群众也给予充分理解：“他们骂我不代表他们是坏人，他们就是不懂。我是人民选举出的人大代表，当然有责任和人民沟通。”
接下来的5天，在王维平的办公室，两人每天谈到晚上11点。黄小山还将王维平请到自己的小区，把周围居民叫去，一起交流。过后，王维平给政府提出一个建议，组织市民及媒体到国外去看看，让他们更多地了解焚烧技术。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黄小山成了受邀的反焚烧居民代表。这次参观，吸引了170多家媒体聚到首都机场。
日本的垃圾焚烧厂让黄小山感到震撼。焚烧厂盖得像5A级写字楼，参观者进门要更换拖鞋，怕污染焚烧厂环境。第一次进焚烧厂的时候，王维平问黄小山，你来过焚烧厂吗？黄小山说，有生第一次。王维平又问：“那这几年来，你反对的是什么呢？”黄小山答：“我要是住在这个厂边上，肯定不反对。”
王维平与黄小山在日本垃圾焚烧厂
当年的阿苏卫垃圾焚烧厂最终还是没能开建，但王维平却和黄小山一干人等成了朋友。原先势如水火的两群人没有继续冲突下去，都开始寻求另一种沟通、和解的方式。“我们都是平凡人。不说有多低，至少要放在平等位置上，才能与别人交心呐。”
从日本考察回来，媒体的报道中，有张照片里王维平和黄小山并行走在路上，扬起的手在视觉上重合。黄小山将图片转给王维平：“老王你看，我们牵着手呢。”王维平回复他：“谁跟你牵手，我又不是同性恋。”
王维平家境优渥，父亲在日本有不动产。这让他在插队及就业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同时，也让他得以在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不致慌乱。他按照自己的节奏读书学习，在反复的实践体验中确立自己的兴趣目标，并一直为之努力。
早年下乡插队时，王维平因为二胡特长去了煤矿文工团，还为著名的“二泉映月”写了篇乐曲说明。上个世纪70年代，知青王维平重新回到北京，被抽派到白求恩医科大学学习，后又去到当时的北京医科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专修公共卫生专业，前后学了8年，成为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传染病科的一名医生。
在行医过程中，面对数量庞大的病患群体及层出不穷的怪病，王维平感到了个体的有限性。“一名医生不断忙碌，一辈子也不过能看2万多病人。上医治未病之病，下医治已病之病。治好环境的病，才能杜绝掉那些因为污染产生的怪病。”1986年，王维平辞了大夫的工作，毛遂自荐到了北京市环境卫生研究所，从主治医师变成工程师。之后，为了自身专业的提升，王维平又辞去环卫局的工作，到早稻田大学重学了3年环境化学、环境工学。
在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基础、目睹国外多种环境治理模式后，王维平告别家人，回到了中国。那时候国内环境治理风潮刚起，关于治理手段、设备性能都在摸索中。“环境治理不仅是建设施，垃圾处理也不是光靠炉子。我粗略一算，仅环境这件事，就涉及环保、机械、经济、法律、国家安全、人文地理等19门学科。只盯着垃圾本身，就兼顾不了全局。”在一波基建运动中，王维平发现国内在环境治理方面缺少战略研究及产业经济研究，他想填上这一块的空白。
1994年，王维平出版了《垃圾经济学》，讲环境治理的支出、收入、利润，指出各种边际成本、机会成本都要综合起来看；
1999年，他在世界管理大会放了一炮，提出“环境会计”的概念，指出要将污染负债、生态赤字等从财政统计中扣除，认为靠透支自然资源的收入不能反映社会发展；翌年，王维平又发表《中国应实行绿色GDP制度》，并形成中国致公党中央提案。
2002年，他在全国政协会中提出发展循环经济，总结出了推进循环经济实践活动中必须把握的五大环节，包括1、废旧物资的有效回收系统；2、规范的再制造业；3、再生产品的市场培育；4、全面的质量检测、安全、标准体系；5、逐步完善的法律法规。
21世纪初，在城市垃圾处理设施不断建起时，王维平提出关注无序散漫的农村垃圾，应把农村垃圾治理作为一项重点工程，纳入垃圾管理的整体系统中来，统筹安排。2006年，他又参与到北京门头沟区王平镇的“农村垃圾源头分类、资源化利用模式研究和试验”中，掌握实地推行的经验及困难。2007年，光明日报登出专题报道，“王平模式”成为农村垃圾治理领域标杆。
这些历时良久、跨学科的研究，不断推动着垃圾治理布局走向全面化、系统化。2001年，财政部成立环境会计专业委员会，任命王维平为第一副主任；2002年，王维平被叫到中南海，给相关领导讲绿色GDP计量体系；2005年，固废法修订，明确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理路线；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发布；自2009年1月1日开始实施；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上，提出农村垃圾治理，并将职权划归住建部。
多年以来，王维平研究的领域，均被时间验证了其生命力，且陆续有了回馈和推动作用，这让王维平十分欣慰。他并不自诩影响行业走向，只认为自己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做了该做的事情。这些节点性的贡献积累起来，才成了许多人追逐的“行业地位”。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的生命力归功于丰厚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功底：“坚持，哪怕是屈辱漫长；积累，哪怕是点点滴滴；希望，哪怕是一线微光；当止，哪怕是荣耀辉煌。”
对于当前如火如荼的环境产业发展形势，王维平感慨：“30年前搞垃圾，谁瞧得起我们，现在国家重视社会重视我们才露点脸。”
他很喜欢这个时代，很羡慕垃圾行业正当时的青年才俊，还带着些过来人对后辈的一片期许、几点担忧：希望大家都能脚踏实地，好好做些事情出来，可别误了好时机啊。
中国固废网一行拜访王维平（右）
编辑 | 李艳茹、程云
统筹 | 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