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涛年度报告（下）：垃圾分类之辩—四大博弈 红蓝交织
本文约1.7万字，以四大博弈为视角，看垃圾分类舆论观点，提示风险、发掘机会、寻找路径，旨在尝试为行业内人士为当前纷乱的垃圾分类各种冲突的不同意见提供一套理性的分析标尺。
文字更全面并附以详细解释，视频更流畅且有几处彩蛋，建议都看看。
来源：E20研究院固废产业研究中心
整理：潘功、李少甫、刘琪、丁宁
E20环境平台20周年年会主题曲，欢迎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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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约1.7万字，阅读需40分钟。附35分钟演讲视频和论坛相关热文链接，结合垃圾分类热点话题，以四大博弈为视角，看垃圾分类舆论观点，提示风险、发掘机会、寻找路径，旨在尝试为行业内人士为当前纷乱的垃圾分类各种冲突的不同意见提供一套理性的分析标尺。本文为薛涛在2019(第十三届)固废战略论坛上的演讲下半部分，上半部分已于上周末发表（相关链接→薛涛年度报告上：大数据盘点固废环卫行业及十大影响力企业）。
薛涛
12月20日，E20环境平台执行合伙人、E20研究院执行院长、湖南大学兼职教授薛涛在“2019(第十三届)固废战略论坛”上，以“固废年度报告(下)：垃圾分类之辩—四大博弈 红蓝交织”为题，以批判性思维详细探讨了近期舆论中常见的一些对垃圾分类的各方观点，并用四大博弈(一步与多步、商业与公共服务、先进性与就绪度、分散和集中)阐述垃圾分类的难点及未来发展方向。
1.
以简单复制扩张为特征的红海必然是竞争过度，但蕴含商机的蓝海一定具有商业模式尚不完善、技术不就绪(不成熟)、政策不到位等特点。因此才更需要在技术、商业模式等方面相结合进行创新突破才能真正形成自己企业可以获得的“大有作为”的蓝海市场，同时看待技术的先进不能忽略其可能受就绪度的制约。垃圾分类影响下的固废领域就是如此。
2. 当面对复杂的问题时产生的诸多博人眼球或众说纷纭的观点和看法，应保持独立的、批判性的同时兼收并蓄的思维，进一步对问题进行独立的深入思考，先判断发言者自身立场的出发点，再评估其言论的深度和逻辑性，从而丰富自己的论据，在和而不同中逐步完善自己的见解。
3. 我们将垃圾分类分为生态可持续、人时可接受、经济可承受三个因素，目前来看垃圾分类就是在这三方面因素当中暂时无法找到全部满足的可能(即三不可能三角)，亦或是没有足够的空间使得这三方达到一个平衡状态，这是面对垃圾分类众说纷纭的原因之一。
4. 现阶段发展的生态成本越来越高。为了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然要将发展所付出的生态成本降低，那么就无外乎用经济成本和人力成本两种成本来分担，争议点也出现在如何分担中。
5. 为了让老百姓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有些政府基层的垃圾分类的宣传者已经进入了一个重大的宣传误区，有可能颠覆原有金字塔的稳定结构。
6. 在相应价格机制到位之前，以及在当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下滑的背景下，再将垃圾分类全部搭到经济成本上由财政支付，所带来的就是垃圾处理财政缺口的不断扩大，也就是 “经济不可承受”，那么仍需要通过一定的“人时成本”进行平衡。
7.
随着垃圾分类开展的时间发展，居民的生活习惯在发生改变，对垃圾分类的理解也随之加深，必定会提高人时成本的耐受程度，同时习惯培养也会逐步降低垃圾分类所需要的人时成本。
8. 垃圾分类本身除了是在解决大时空多米诺效应下的生态安全的问题之上，还要对居民的生活理念及方式进行改变，形成了文明的价值溢出，才使得垃圾分类即便在经济账和生态账可能暂时不一定算得过来的情况下，也是值得持续坚持去做的。
9. 垃分工作要尽量避免拉抽屉，也就是避免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和逐步到位的长期可持续的安排，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10. 在完全竞争的商业领域行政干预(补贴或者授权垄断经营)的做法是危险的，同样，在已经属于公共服务的领域政府不作为也是无法达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的，尽早在顶层设计中明确这些界限非常重要。
11. 低品质的厨余垃圾普遍采用厌氧工艺，但仍然必须要突破沼渣的还田才能合理，但同时我们面对的是高品质的污泥和餐厨被直接烧掉，是当前我国有机废弃物处置现状不系统不均衡的表现。
12. 分散与集中的博弈不但带来了一城一策的需求和技术路线的百花齐放，也是创新性企业构建独特竞争优势的热土。
随着固废产业的不断发展以及E20研究院产业研究的不断深入，薛涛的年度报告内容越来越多，数据量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限于论坛现场演讲时间有限，无法将全部研究内容整合呈现，故自2017年起，演讲详细内容均以微信文章方式错后播出，以期为长期支持、关注我们的行业同仁们提供更系统、更详细的讲解。
今年论坛演讲后，在朋友圈引起了小小的波澜，几位圈内好友对薛涛的演讲内容结合自身的理解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我们发现近年来的论坛听众质量不断上升，读者越来越喜欢思辨。此处链接几篇，为各位读者朋友们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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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一位发言人，无论是企业家还是专家，现在都像演说家，五年前傅老师提出发言人尽量不要拿稿上台，五年前还有人念稿，现在没有了，全部脱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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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诺严峥：“分分合合”中，垃圾分类政策与分类处理工艺的博弈与联动
话说回来，E20的固废战略论坛坚持13年为什么?刘晶昊秘书长开玩笑说我们服务top 20%的大中型企业，我认为我们不只是服务有钱的大中型企业，更是努力去服务的是有担当的(发现痛点，挖掘需求)，有想法的(积极创新)，并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上有突破的(研发投入，实践落地)。
十八届三中全会曾提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这是因为他们勇于做技术创新、商务创新，这样的企业就应该赚钱，就应该成长，这是市场经济合理配置资源的核心逻辑，也是对勇于创新者的回报。这些企业在努力中间，应该有钱，因为他有想法，有实施，有技术突破，有技术捆绑，商业模式，有为客户考虑整体走到前端如何规划，自然就能够形成他的市场竞争优势和商业模式的突破。而从客户需求出发，从项目规划和核心痛点出发做出的企业的报告，这也是企业家们的发言越来越像专家的一个原因吧。
我的题目是红蓝交织，为什么提到红蓝交织?我这一年拜访了很多企业，大家都说垃圾焚烧没法干，竞争太激烈(低价竞争)。大的都抢完了，因为那是红海(商业模式过于单纯)。我们都知道商业模式简单的，主流技术相对稳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已经变成了资本和市场角力的竞技场)，必然面临着低价竞争、利润下降、过度竞争的问题，一定是红海。但是我不一定同意陈家珑老师说的建筑垃圾市场是蓝海(而可以大有作为)，蓝海是要死人的(风险很大)(相关链接→陈家珑：建筑垃圾资源化的路径怎么走?)。我们在座有些人已经进入建筑垃圾了，没挣钱，为什么?因为建筑垃圾并不像垃圾焚烧那样商业模式简单、边界清晰。我们认为蓝海市场一定是具有商业模式尚不完善、技术不就绪(不成熟)、政策不到位等特点。因此才更需要在技术、商业模式等方面有所创新和突破才能真正形成“大有作为”的蓝海市场，而并不是以现有模式简单粗暴的进行复制扩张。这便是我们说的蓝海市场中“先驱”和“先烈”的区别。真正挣钱的地方就在红蓝交织的那一瞬间。但是需要一个一个项目去研究(商业模式)，一个一个地方去均衡(各项不成熟之间的矛盾)，同时需要构建技术的突破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打捆关系。近期的“无废城市”、以及垃圾分类所带来的博弈，同时也带来了把“红”和“蓝”搅混的机会，就是我们这些企业家们继续发掘的机会。在挖掘的过程中如何避免由“先驱”变为“先烈”，实际上依赖于在“红”与“蓝”的临界时刻的率先实现技术和商业模式突破，并谨慎而勇敢的实践。只要做好了上述的准备，即使面对近年来经济下行，固废处理的主战场垃圾焚烧也逐渐进入红海，在“无废城市”与“垃圾分类”搅动下的“红蓝交织”之间，固废产业仍然有极大的开发空间。机会永远存在，但从来机会都是给有韧性、有准备的在座企业家们的，相信行业同仁们都能够深刻感觉到。
点击图片看黄小山专访
那么我们在这当中关注的是几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近些年进入全面的移动互联时代后，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使手机端的舆论传播速度快、成本低、范围广，但也带来了舆论的极端化。这一点即便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是如此。越是热点的事件，便会引来越多的“评论者”，制造出博人眼球众说纷纭的观点和看法。在面对这些观点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独立的、批判性的同时兼收并蓄的思维，进一步对问题进行独立的深入思考，判断发言者自身立场的出发点，并评估问题的深度和逻辑性，从而丰富自己的论据以逐步建立自己的见解，而不是轻易接受或拒绝文章中的既有结论。批判性思维对于信息的接收和甄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的是建立一种质疑和求证的理性能力，而不陷入轻信盲从和极端情绪。
比如在近期网络上的一些公共话题，包括一些政治上敏感的话题的讨论中间，都可以看到建立这个习惯的必要性。比如对于香港问题、贸易战问题、华为问题(包括[x1] “251天”的问题)、996问题等，尽量任何看文章的同时保持批判性思维，留有自己的判断空间。我们首先看到写文章的人或者分享这篇文章的人一般都会有自己的倾向，比如移民的人会偏右，体制内既得利益者会偏左，这都很正常，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屁股决定脑袋。我对PPP能够保持独立的研究(相关链接→薛涛自序：在PPP落潮后下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也是因为我在E20。所有人都受你生存所在的地方的影响，所以对于我们读者而言更需要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而左上图那个坐标尺就是我避免在朋友圈中迷失的坐标，左右离开中点的位置一方面代表了观点本身的立场和观点的极端程度，而上下则代表这个观点的逻辑性的高低。
垃圾分类也是如此，我这里也做了个垃圾分类的三叉戟坐标系，把将近期比较火热的并已经进入媒体视野的各种争议论点罗列出来(见上图)。每个都有自己的出发点，他们自己都有一些想法。左边是怀疑派，右边是分类派。比如徐海云老师就是爱焚烧，我带着徐老(dà)师(pào)去看合续的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经济开发区分散式生活垃圾处理示范项目，就有了下面的对话(哈哈，全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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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立场，企业家们都有立场。我们都可以理解，立场背后也有逻辑性的高低(在前面图中的位置高低体现了观点的逻辑性)，因此不能简单因为观点不同而拒绝听取对方的意见，还是要深入他的推理过程来理解一个复杂事务的全面性，逻辑高的观点和看法更值得关注。综合来看，在前面图中越有逻辑(高)且越靠中间的观点，是我们越应该认真看待的。上述图中的所有观点，我们都有认同的角度以及保留意见的角度，在后面的内容当中会有详细的辨析。
虽然在垃圾分类问题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立场不同但是逻辑性强的观点，以及各个城市从不同角度出发的尝试做法，但是关于垃圾分类的争议却没有丝毫减弱，始终没有统一的意见出现。比如像左健老师刚刚演讲中提到的日本这种模式在国内就很难实施(相关链接→左健：中日比较后对中国大城市全面推进垃圾干湿分类的再思考)。日本人自己买垃圾袋，我们在宁波的垃圾收费机制中讨论了各种方案，买袋子花的不仅是袋子钱，还包含着垃圾处理费，所以导致日本人为了尽量少花钱买袋子而少产生垃圾。这一点在中国国情差异较大，我国目前很多地方的垃圾分类过程中奖励送垃圾袋部分居民都不屑于拿，一方面是由于可以获得塑料袋的途径太多，另一方面居民也可将垃圾扔到马路边的垃圾桶中，且违法成本较低。上海自从垃圾分类强制实施以来，环卫部门发现马路边上的垃圾桶中垃圾多了很多，就是一个印证。而杭州则采取了路边撤桶的做法，减少马路上的垃圾桶(相关链接→今后垃圾只能拿回家扔？何时撤桶？杭州城管回应垃圾分类热点)。
可以看到我国部分城市在垃圾分类方面做出的不同实践和各个角度的言论都引起了各种不同的争议。这也引发了我们对于我国垃圾分类发展未来走向的更深入思考。
博弈是什么?博弈就是权衡，是承担最小风险获得最大收益，是不同主体如何面对不同的外部条件和自身特质在各个矛盾之间如何通过权衡取得最大公约数的问题。生态学中的博弈最经典的问题到底是生多点还是生少点?有的物种属于生多点(R策略)，生一堆小蝌蚪，总有一个能活下来。而有的则属于少生点(K策略)，像大象，就会活的更加精致，对下一代的照顾也会更加的周全一些。K策略和R策略没有绝对的高低贵贱之分。环境安稳适合K策略，优生优育，强大种群。相反环境暴乱则适合R策略，到处生，到处播撒，总能活下一两个。K还是R策略的选择不是唯一的。在垃圾分类当中也是如此，要有不同选择，一定不是一刀切，也一定不是全国一盘棋来做，而是一城一策、一时一策，就需要博弈和权衡。我们在后面的内容中对此将有详细展开。
事发异常必有妖，三不可能走起来。我们发现事情只要难做，一定是处在一个“不可能三角”之中，最直接的例子比如买房的问题，又想便宜，又想面积大，又想位置好，不可能，导致我们很痛苦。实际上垃圾分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将其归纳为生态可持续、人时可接受、经济可承受三个方面，目前来看垃圾分类就是在这三方面因素当中暂时无法找到全部满足的可能，亦或是没有足够的空间使得这三方达到一个平衡状态。比如如果不考虑生态持续问题，所有垃圾一烧了之，挺好，省力省钱，但是未来可能面临一个生态系统崩溃的局面(代际公平问题)。或者比如政府不花钱，居民多出力精细分，像日本那样分出18分来，人家居民也不一定愿意，累死了。再或者让政府多花钱，像杭州余杭那样政府补贴企业去上门收，这样居民不那么辛苦，但是一户一年近400元，太贵也无法持续。因此这三个因素的权衡中间一定有很多东西让我们思考。在这些不同意见的辩论里我自己并不没有特别坚持的方向，论科学，我不一定说得过左老师，我也说不过徐老(dà)师(pào)，我更说不过王凯军老师，这里我想尽力做的是为行业同仁们提供一些权衡思考的标尺。
昨天刘晶昊秘书长的报告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在谈环卫行业发展的历史，其主要目标是从清洁卫生到环保再到垃圾分类，跟我们右侧图中的理念又一次吻合了。这几年来我每次跟刘晶昊发言都是会在某个重要的角度保持了不约而同的默契。
相关链接
1、填埋场是托底的稀缺资源
2、城市垃圾分为工业源和农业源两大类，制约了他们的处置路线
环卫业务发展的初期，在城市刚刚发展的时候其目标仅需要达到小时空的无害，也就是卫生保洁，也就是只要把垃圾运到城外(看不到的地方堆弃/简易填埋)即可，是我们所说的固废行业的1.0时代。到了90年代以后，进入了环保的年代，焚烧兴起，追求的是无害化、稳定化和减量化，这是更大时空上的安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固废行业的2.0时代。我们现在考虑的是什么呢?化石能源会枯竭、碳循环被打破了，何品晶老师说的更可怕了，微塑料问题，烧也不行，埋也不行，总之只要用塑料就完蛋(相关链接→同济大学何品晶：热话题与冷思考 垃圾分类影响下的固废大格局)。所以我们在追求的是有多米诺效应的长时空下的安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固废行业的3.0时代所带来的生态要求。提出了要源头减量、减少使用、加强循环等，行业发展的目标进入生态级别。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在这些要求提升的过程中，每提升一级都是要花钱的。伴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所带来生活的奢侈化，现阶段发展的生态成本越来越高。为了我们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其实就是代际公平问题)，我们必然要把这个生态成本拉下来。那么就无外乎两种形式，要么经济成本，要么人力成本，来化解我们高速发展过程中带来的高企的生态成本。这个选择的过程中间自然会产生很多博弈，博弈就会带来很多的痛苦。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很多地方都在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普及工作，而为了说服百姓垃圾分类所采用的观点，也与许多多年存在但被压制的“反烧派”形成了合力。前段时间，我在深圳的一次环卫协会的会议上也说到这个问题，就是现在为了让老百姓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接受更高的人时成本)以及接受政府花更多的钱来治理垃圾问题(接受更高的经济成本)，有些政府基层的宣传者进入了一个重大的宣传误区。我们都看到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微信文章，包括在昨天徐老师发言后对其提出质疑的反烧的微信公众号们。主旨就是“三部曲”，第一，垃圾围城了，通过拍摄的卫星照片，显示城市周围被垃圾堆满了，没法看了(如下图)。
第二，海洋鱼类都被塑料垃圾搞死了。第三，垃圾焚烧二恶英危害极其严重。通过这三个理由推导的结论是老百姓要垃圾分类，相信大家都见过类似这样的标准的宣传方式，我觉得这派意见是在三叉戟坐标的右下角。这种宣传本身的逻辑是有问题的：垃圾围城和塑料垃圾进入海洋这些问题的最直接消灭者就是垃圾焚烧，通过垃圾分类并不能直接解决这些问题。在现阶段，仅仅通过垃圾分类来实现减量，正如刘建国老师提醒的，在垃圾分类不可能完全精分等原因导致后端处置无法匹配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一堆垃圾可以分出十堆垃圾，而这十堆垃圾都变成堆积，或者跑到海洋里去了，带来更严重的问题。因此，在我们说的这个固废处理问题的金字塔结构当中，垃圾焚烧作为第二阶段中的中坚力量和整个固废链条的托底，是不能轻易动摇的，所以在现阶段想要一步到位的“天下无焚”而妖魔化垃圾焚烧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住建部门在这么多年来的努力，才使得垃圾处理逐渐让民众认可，(当然是在有足够经费支持的情况下)，而我们的环保部门也积极的在后端监管方面有所作为(相关链接→“我是环境守法者”活动在杭州举行13家垃圾焚烧企业作出环境守法承诺)。刚刚取得的不易的进展，不能因为垃圾分类又把这个基石在宣传的过程中间给打破了，这个对城市固废的稳定管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会对新建项目带来更大的“邻避”冲击。
据上所述，我们认为固废处理行业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存在一个“一步与多步”的客观规律，目标远大宏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一些前提条件尚未达到的情况下盲目追求一步到位的发展是很危险的。比如从过度依赖“人时成本”的角度来看，我们业内有一个段子，说北京的雾霾很严重，解决方法很简单，我们只要把北京市两千万人全部集中在三环以内，一起摇扇子，雾霾就能吹散(相关链接→张奕轩：垃圾专利?教你一套固废技术专利“防狼术”)。这个真的能做到吗?
同理到我们的垃圾分类，要求每个居民像日本那样把垃圾精细分类到18分，以达到各自可以回收利用的标准(理论上我们需要通过人力投入的细分，才可以使低价值可回收物提升品级以达到高价值到可以不依赖补贴做回收利用的可能)，而且从今天说好开始，明天就做到，从社会组织管理(政府能力)和人的本性(居民意愿)两个角度来看都很难做到。在追求生态级的逐步发展的过程当中，就必须要有后端托底设施去解决现阶段的垃圾问题，否则面临的就是系统崩溃的风险。这就是一个随着社会进步的过程，一步与多步的发展过程问题。
而换个方向，我们提到的杭州余杭模式，前面的发言当中严峥也提到了这个项目。政府花近四百块钱每户每年的成本请人进行前端的入户收集干垃圾，实际上是政府用经济成本替代人时成本的一种方式。当然这样的经济成本也可以投入垃圾处理末端环节本身，由于居民细分不够，我们就需要投入装备在后端厂内精分上，比如购买苏州嘉诺的装备，这也是另一种经济成本代替。
我们在宁波做生活垃圾收费的价格机制研究过程中在各地调研统计得出，不考虑垃圾分类，现在政府在末端垃圾分类处理财政所支付的成本已经达到每户每年600-1200每吨之间(仅包含处理环节)。而热议的垃圾焚烧的央补问题，焚烧厂全国从几十个运营项目现在达到三四百个，中央财政确实也压力巨大。对于以焚烧为主的末端处理来讲，BOT的模式相对简单，签一个合同，就干起来了。那么下一届市长就要给钱了。徐老师的演讲中说到今、明两年是垃圾焚烧厂的投运高峰，这些财政支出将成为悬在市长、书记头上的一把剑。那么像杭州余杭模式下，近400元每户每年的价格，全部都压到政府财政来支付，纯粹用购买服务的方式由企业代行来做垃圾分类可持续吗?
大幅增加的垃圾处理成本让政府很难持续承受，这也是发改委绿色价格机制文件要强调的问题，(相关链接→透视发改943文：垃圾收费分类双管齐下，固废管理进入体系化)就是尽快建立以“谁污染，谁付费”为原则同时与垃圾分类相匹配的差异化垃圾处理费价格机制。我们在做垃圾收费机制的项目时调研过国内很多不同类型的城市，我们发现我国目前的垃圾收费标准非常低，只有50-100元每户每年(每户每年约产生一吨垃圾)，远不足以覆盖垃圾的处理成本，这还没有将收费的覆盖率和收缴率考虑进来。(相关链接→宁波破题垃圾收费难： 宁波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机制研究项目启动)让我们来对比看看国外，上图中左边是我们收集到的一部分发达国家向居民征收的垃圾处理费数据，德国600-3500每户每年，日本800-4000每户每年，左老师介绍的东京在800元，而大阪可以达到4000每户每年，每个城市也不尽相同。
美国500-2000，瑞典500-1000。对比而言，我国目前的收费水平仍较低，在相应价格机制到位之前(这同样也是个一步与多步的问题)，以及在当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下滑的背景下，再将垃圾分类全部搭到经济成本上由财政支付，所带来的就是垃圾处理财政缺口的不断扩大，也就是我们说的“经济不可承受”，那么也许仍需要通过一定的“人时成本”进行平衡，所以大家都对杭州余杭这种高政府补贴模式比较担忧其可持续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经济成本中还存在另一个方向，也是一个政府与居民的博弈过程--厨余破碎机，等于通过罚款等迫使居民承担了有机垃圾分类的部分经济成本。但左老师也研究水的问题就知道，我们的地下管网系统干了一两万亿的河道治理以后，发现还得回来提质增效，折腾管网。我们的管网要彻底完善，需要资金十万亿左右。在现在跑冒滴漏的地下管网的状态下，再将厨余垃圾打碎冲进去，无异于雪上加霜，可能吗?而管网的维护及提升，估计十年二十年不一定干得完，那么在这过程中，水十条黑臭水体断面怎么办(同样是一步与多步的问题)?所以一些国家采取的家庭厨余垃圾破碎方式对于我们来讲在现阶段也是不合理的。（相关链接→唐建国：关于家庭厨余垃圾粉碎进入城市排水管道的四点看法；周传斌：全生命周期视角下有机易腐垃圾分类与资源化利用）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上海在3月份左右开始进入强制分类以后，产生这么多的质疑和讨论呢?实际上是因为上海模式把政府在垃圾分类的责任比例更多的压到了居民身上，而北京刚公布的垃圾分类文件恰恰不准备跟随这个方向（相关链接→北京垃圾分类：“不会撤桶撤站，也不强迫定时定点。”)，也就是更多的采用了人时成本来进行分类，导致对居民以往的生活和行为习惯产生较大的影响，形成了行为干扰。另一方面上海要求更加精细的(主要针对湿垃圾部分)垃圾分类也形成了居民无法理解掌握的过度专业的问题，不要说居民是否能分对，就算是专业做垃圾分类的专家、企业也未必都能做到，这也就进一步加剧了在人时成本方面的冲突。
当然这里面其实也存在一步与多步的问题，对垃圾分类的理解、支持和掌握是需要通过宣传教育在一代人的时间来解决的，我们也相信随着垃圾分类开展的时间发展，居民的生活习惯在发生改变，对垃圾分类的理解也随之加深，必定会提高人时成本的耐受程度，同时降低垃圾分类所需要的人时成本。从效果上来看，上海市强制分类这段时间湿垃圾的分出量很大，同时有机质含量也非常好，总体效果还是不错的(相关链接→齐玉梅：三大路径与三种“不适应”，上海垃圾分类是看似简单的复杂事)。
相比来看宁波的模式中则对居民的干扰相对更少，宁波的垃圾分类工作中要求居民将厨余垃圾装到印有可溯源二维码的厨余垃圾袋内，不进行定时定点，同时没有要求过于精细的湿垃圾细分工作。也就是没有要求一步将垃圾分类做到极致，而是在稳步开展的过程中逐渐加强宣传引导，最终达到目的。居民分类的效果方面，从宁波首创的厨余项目运行情况上来看还是不错的。目前来看缺点就是进入厨余厂的垃圾有机质含量提高的不够多(相关链接→从宁波六年的垃圾分类路，看环卫管理系统的迭代需求)。
当然在这个成本分担矛盾的权衡博弈当中也就出现了市场机会。环卫运营企业可以通过自身专业化的运营管理来帮助政府完善对居民端的垃圾分类管理工作，同时减少对居民的行为干扰。这也是经济成本与人时成本博弈的一种权衡。
近年来很多专家都在说要根据末端的处理技术能力来决定前端的分类方式，这是从环境专业角度出发的说法。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垃圾分类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公共管理问题。那么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在现在的教育和理念情况下我们要思考的是，居民能够(或者愿意)付出多少人时成本来满足我们城市的垃圾分类要求?如果强迫要让他做精细分类，能高质量的坚持多久呢?这就是我们说的日本分类模式在中国想推进的话，一个最直接要面对的问题。(也包括让居民通过购买垃圾袋来支付垃圾处理费，这个在当前相当长的一个阶段内在中国很难成功推行)。所以我们中国必须研究自己的垃圾分类理念和方法。
回到三不可能的理念，我们对以上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发现杭州余杭的模式在经济上是不可持续承受的，就是在“经济可承受”圈的边缘。我们认为目前大部分地方政府是难以承受的，这种模式暂时不具备推广条件。另一方面来看杭州余杭的模式当中居民的参与程度实际上不够高，也不符合目前“垃圾分类新时尚”的提升社会文明的要求。但是，现阶段我们要直接做到日本、台湾这样的模式，人时方面是很难坚持承受的，也就是在“人时可接受”圈的边缘。
前文中已做叙述，上海模式中对人时要求相对更高一些，因此在人时可接受的边缘;宁波模式中则相对对政府的投入要求更高一些，因此又到了经济可承受的边缘。但是总体来看，上海和宁波模式都是相对比较符合现状条件的(在圈内)。我们也希望宁波、上海的模式能够持续下去并不断迭代升级，能够形成被广泛推广的垃圾分类模式。
垃圾分类推行过程中的另一个瓶颈，就是刘建国老师评估的，通过分析垃圾分类可以看到，第一政府要多花很多钱，无论是建末端设施还是前端体系的构建;第二，分析整个垃圾处理过程中的碳通量来看，实行垃圾分类在碳排放上也许也不合算(相关链接→刘建国：生活垃圾全流程管理--直面问题，攻坚克难)。既然如此，分出湿垃圾以及可回收垃圾到底合不合算，这中间有一个评价维度的问题，此事事关垃圾分类本身到底有什么意义。回到图中右上角这个金字塔来看，前文中已经将下面三层之间的关系做了简单阐述，而垃圾分类本身实际上除了是在解决大时空多米诺效应下的生态问题之上，还要对居民的生活理念及方式进行改变，形成了文明的价值溢出，才使得垃圾分类在经济账和生态账可能暂时都不一定算的过来的情况下，还是值得持续坚持去做的。
我们看到垃圾分类做的好的城市，一般在社会秩序、法治观念等等方面也较为突出。到底孰因孰果?是因为垃圾分类做的好所以社会秩序、法治观念强呢?还是因为这些城市的社会秩序好、法治观念强才使得他们垃圾分类容易做的好呢?这也是一个思辨的内容。
我们去理解习总书记说的垃圾分类新时尚的说法，实际就是指文化和价值的溢出价值。如果没有这一层的考虑，很难理解垃圾分类为什么要去做，和如何去做。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德国这些欧洲发达国家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能够落地，以及能够向居民收取垃圾处理费和废家电等的处理费，核心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在这些发达国家拾荒大军已经基本不见了，同时为了保障回收体系的完善和稳定运营，必须要通过某端的收费来完成更规范但是成本较高的回收过程。
第二，老百姓也愿意(或者能够接受)为丢垃圾这件事付费。这个跟经济可承受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这个进步就是我这里说的，我们要从大时空上去看垃圾分类推进的时间过程，通过时间的发展，居民可以接受更多的人工分类，这个要通过教育去改变。另一方面在经过教育后，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效率也会提高，使得达到同样分类效果所需的人时成本也在下降(更高的人时成本伴随着居民的理解和熟练掌握会逐步下降进入可接受的范围)。经济上我们也更愿意支付，因为经济发展，一方面垃圾处理费在可支配收入中占比会下降，另一方面拾荒大军也有可能消失。那么再过二十年左右，那时候我们当前依赖拾荒的城市矿山高效率循环的现状可能就不存在了。届时我们也需要参考发达国家模式一样通过收费来保持回收体系的运转。
当然现在还不是这样，比如这两年经济下行，我甚至经常见到穿的跟我一样的人在捡瓶子，这个画面让我觉得十分惊悚，当然我穿的也不咋的。(哈哈，全场笑)
伴随着经济发展(经济可承受圈变大)，居民本身的提高(人时可接受圈变大)，现在很多看起来无法接受的手段，也许十到二十年以后就可以实现了。但是我们现在就需要开始面临这些问题，城市化加速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态不可持续将越来越严重(生态可持续圈减小)，确实需要开始安排通过经济成本和人时成本来分摊，因此垃圾分类需要一步一步推进。如果我们经济发展和人民素质提高快于生态退化的情况下，实际上中间的平衡区域是在逐步变大的，这也就给了很多以往有各种问题的垃圾分类模式更多的寻找平衡的机会，最终可能以前不能实现的逐步实现，也包括现在的一些过于超前的理念，比如“零废弃”，想要在现在的基础下一步达成，是会出现很多问题的(金字塔的基层被击碎)，在一步与多步之间通过权衡博弈逐渐寻找平衡点是可行的。
第二考虑现实中的困境，尽量避免拉抽屉，也就是避免由于缺乏长期的可持续的安排，仅仅由于不同阶段理念和条件的变化使得之前做的工作需要全盘推翻重新再来，这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在垃圾分类中对顶层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企业角度来看，除了技术企业研发技术的创新去应对困境以外，也包括如何通过商业创新解决项目落地过程中的一些问题，重资产公司(A方阵)应该如何迎接无废城市以及垃圾分类的逐步推进呢？我们认为答案就是循环经济产业园，以焚烧为核心，以搭积木的方式，考虑到未来的物质流、能源流的循环，当一个城市对某一种废物单独处置或者循环利用的的必要性、管理制度等配套条件成熟后，一个个落地，最终形成完整的固废处理体系。商业模式不能自洽，企业也不是做慈善的。循环经济园的模式，是我们对接垃圾分类和“无废城市”逐步演进的多步中间的一个很好的接口。这也是可以解释各地政府有条件的情况下，更多采用循环经济园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A方阵垃圾焚烧企业一个重要的布局方向。
各地推行垃圾分类过程中最大的问题一般集中在工业源的可回收物以及农业源的有机垃圾两部分。现在的情况是，如果做垃圾分类，可回收物一般有精分和粗分两种方式，粗分就是只要求将可回收物分出，依托分拣中心对可回收物进行精细分类后进入各末端资源化回收设施。而精分则是更接近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体系，在源头要求居民对可回收物进行精细分类并分别盛放，直接进入末端资源化回收设施。两种方式的区别也恰恰体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人时成本与经济成本的博弈，粗分是以经济成本为主而精分则是以人时成本为主。
在宣传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重大的认知误区，有说法认为“垃圾是放错的资源”，这句话本身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我们在2017年的论坛中就有详细分析(相关链接→薛涛：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垃圾分类下的固废产业新格局)。高价值的垃圾是资源，不需要补贴，但是低价值的垃圾就是垃圾，商业上无法自洽，同时又会带来较大的环境污染及次生灾害，最终还是要通过政府兜底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右下角这张图中，对于废物价值高且环境风险低的废物，其较高的废物价值是回收或处置行业完全市场化运营的有力保障;同时较低的环境风险也降低了管理的难度，增加了市场化运营的可操作性。因此这类废物的回收利用有较大可能成为自负盈亏的完全市场化运营行为。
相反低价值的可回收物回收、处置这类废物的企业利润较低，甚至在现有技术下不能获得合理利润，难以吸引企业进入市场，市场化运行的可能性较低。实际上应该由政府兜底解决，也就是通过公共服务来解决。
由于可回收物中存在上述这样的悖论，使得两网融合困难重重。已形成完整商业链条的高值可回收物的回收体系是商业行为(市场经济)，而商业无法自洽的低值可回收物则属于公共服务。两网融合过程当中，商业和公共服务之间的边界模糊，一些行为会扭曲市场的配置。高价值的可回收垃圾，商业上是很通畅的，竞争是很透明的，做规范化管理是应该的，可以通过商业以及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进行管理。但是在这个领域行政干预(补贴或者授权经营)相当于在商业领域强制授予垄断，这个做法是危险的。比如将高、低价值的可回收物打捆进行政府补贴实际上对原有商业自洽的高价值可回收物的体系造成了较大的冲击，这种补贴容易扭曲市场配置而导致效率降低。实际上就是冲破了商业和公共服务的边界，杭州余杭的模式中就存在这个方面的争议。理论上任何的政府补贴行为都会对市场经济造成影响，都是需要谨慎的。
另一角度来看，低价值的垃圾回收体系也需要通过合理的机制安排(主要是资金)来解决，那么反而这部分可回收物的处置就需要纳入公共服务领域。如上图所示，通过前端向污染者进行收费、中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推行，都可以在整个回收链条中建立合理的价值体系，从而将一些外部成本内部化，摆脱纯粹的财政补贴。这就需要地方政府有足够的顶层思维来设计、构建整套体系。
比如建筑垃圾的资源化，陈家珑老师演讲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相关链接→陈家珑：建筑垃圾资源化的路径怎么走?)，他说首先顶层结构上要对建筑垃圾以及装修垃圾进行定位，是一种准公益性质的公共服务，对于商业和公共服务的边界要完全划清，才能设计相应的运营模式。
为什么在一些城市(如许昌)就可以打通这个链条?正是因为许昌通过确定建筑垃圾资源化的公共服务属性，政府加强监管完善了对前端收运体系的管理，同时对末端产品进行补贴，补贴的形式也可以不局限于金钱方面的补贴，如相关政策的倾斜。核心在于污染者付费，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制，这件事一定做不到。
湿垃圾的资源化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以往的固废圈不太谈论污泥的问题，但是这次我们发现伴随着垃圾分类固废圈很多人开始关心这个问题，(相关链接→通源环境何光亚：深耕污泥处置技术
开拓有机固废协同处置)；这就是说明了我们开始站在更高的层面来统筹的看待有机垃圾了(相关链接→洁绿环境赵凤秋：厨余垃圾处理技术装备及系统解决之道)。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湿垃圾资源化(尤其是厨余垃圾)有别于建筑垃圾准公益的公共服务，是属于纯粹的公共服务领域。从处理方式来看，我们统计发现，污泥的处理方式中，大概有60%-70%采取的是填埋和焚烧。餐厨垃圾领域虽然相对好一些，但是焚烧和填埋也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而最主流的路线也不过是产沼后焚烧而已。大家公认有机质含量相对较高的餐厨垃圾和污泥用焚烧和填埋的方式做非生态级别的环保处置，为何要求有机质含量和整体质量偏低的厨余垃圾非但不能烧，还必须要进行厌氧和谋求生态级别的沼渣要归田呢?
这个悖论的核心还是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金字塔。大规模普推餐厨垃圾处理项目的年代正是由于地沟油和泔水猪等问题严重，发改委推出一系列措施要求餐厨垃圾的无害化处置，这个行动也得到了我们论坛前半段主持人任连海老师大力的支持。当时发起的初衷就是为了安全，也就是我们金字塔中的第一级指标，最多到第二级(环保)，完全没有考虑第三级(生态)的要求，污泥也是同样的。在这个背景下选择最具有就绪度的技术就是当前的情况。但是厨余垃圾的产生直接就是建立在第三级生态要求下的垃圾分类过程当中的，对于厨余垃圾的处理自然初衷至少是生态，达到了第三级，同时也体现了理念上的先进性。所以厨余垃圾做第一级(安全)、第二级(环保)简单的焚烧处理肯定是不行的，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个金字塔的逻辑。
这个悖论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把低价值的厨余垃圾经过厌氧后去费力做沼渣的还田，而高价值的污泥和餐厨却直接把它烧掉，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整体系统的优化、不均衡。这样看来，有机垃圾这部分未来还会有很多故事，我相信我们在五年之内还要去来回谈，曾经站在金字塔第一级和第二级上的餐厨垃圾及污泥，未来在处置路线上也势必还要向上迈一个台阶进入生态角度的考量，从而做到有机垃圾的协同处理，系统最优化，否则逻辑上是不通的，是扭曲的。（目前已有技术可以做到高品质有机垃圾归土，请参见→中持绿色李彩斌：解决方案+关键技术，有机废弃物“中持之法”）
有机垃圾的悖论背后也体现了先进度与就绪度的权衡，不是污泥餐厨不像采取更先进(生态)的技术，而是在相对较低的基本目标出发点上，市场自然会选择更加就绪但不是符合最先进标准的技术路线。
因此，企业只考虑技术先进性行吗?这在企业战略制定上是个很要紧的问题。我们的福州有机垃圾论坛上，周传斌老师也曾在论坛上谈到先进度和就绪度的问题(相关链接→周传斌：全生命周期视角下有机易腐垃圾分类与资源化利用)。比如以黑水虻为代表的有机垃圾养虫技术，无论从理念还是从技术角度来讲，无疑都是符合先进性要求的。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进入工业化的持续生产(包括后端产品的消纳)，我们现在所处的工业化社会是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上来的，那么这种非工业化的技术在推广过程中自然会受阻。我们很多的问题都卡在就绪度上面。我们所说的就绪度主要是以下几方面：一方面，技术的成熟度可保障持续运营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商业模式的自洽性，项目能不能持续运转;第三，就是与政策管理的配套程度，只谈先进不谈就绪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这也是谈论垃圾分类中某些流派容易出现好高骛远不接地气的原因之一。每个技术的背后都应该探究其是否存在就绪度的风险，这是我们做技术研发特别重要的一个思考点。技术的创新不能脱离政策、市场、商业的研究。因此我们必须要考虑先进度与就绪度之间的平衡问题。
另外一点这两年谈的很多的问题就是分散和集中。分散本身是小循环的，也是更生态的;而集中是工业化的，不生态的，但往往是非常就绪的，这是我们在垃圾处理方面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博弈。到底选择分散的技术还是集中的技术?在有机垃圾角度来看，分散式的处理设备非常多，但是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垃圾量逐渐增长的过程当中，存在一个临界点，使得分散式处理出现规模不经济，也就是逐渐效率下降的过程。随着垃圾量继续增长至一定数量时，集中式处理便显现出来规模效应。因此我们说有机垃圾处理的技术选择一定是一城一策、一时一策，分散与集中不是完全的对立关系，是可以在其中找到合理的配置均衡点，使得分散与集中处理并存并达到效率的最大化。
垃圾焚烧方面亦是如此。日本的垃圾焚烧相对偏分散，每个区建造垃圾焚烧厂处理自己区内产生的生活垃圾，可以说是追求绝对公平的方式来开展。但是在中国则不同，我们有很多大规模的焚烧厂，这里面有很多社会学的问题，也有公共管理的问题，也有先进性和就绪性的问题。日均处理规模达到两百吨甚至三百吨以上时，以炉排炉为主要工艺的集中垃圾焚烧才能体现出效率优势。而在实践当中我们发现，一些相对垃圾产生量较小的地方也会进行区域的集中，在合理收运范围内整合其他县、镇的垃圾统一进行焚烧，也就是所谓的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常规模式。首先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方式可能能提高效率，但是公平性有所下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小型化分散技术的不成熟(不就绪)，导致垃圾产生规模较小的地区没有技术可用;另一方面则是运距的考量，当收运距离较远或协调成本较高的时候，这种模式就失去了原有的效率优势。
分散和集中的博弈也会在不同的地域带来发展机会，因为在政府的决策中有一个权衡的空间。比如规模在两百吨(每日)以下的垃圾焚烧，炉排炉技术适应不了，所以才会有热解炉多年的尝试，但是后者多年来被证明不成功。昨天陈德珍老师对热解气化技术在我国为什么不成功，讲的非常透彻(相关链接→陈德珍：热解气化技术在生活垃圾领域的难点与破解思路)。企业谋求技术突破去解决小而分散的问题，这才有了续盈和陈老师的合作(相关链接→合续环境李文生：改变乡镇生活垃圾的收集处理模式，是政府期待的更好选择)。而在中国大型的城市，包括大型的县城，我们当然会选择集中的方式进行处理。在报告的上篇中我们通过数据观察看到两千吨的炉子在新一线城市非常多(相关链接→薛涛年度报告上：大数据盘点固废环卫行业及十大影响力企业)。在中国现有的国情下，大多采取的是集中的处理方式，但是当运距超过50公里的时候，集中处理所带来的成本增加超过了效率所带来的成本降低，也就是说不如不集中，那么这里面就留下一个很大的需要技术突破才能解决的市场空间，就是续盈炉所想打通的空间，我们希望这样的技术能够有所突破。
分散与集中，除了我们说的布局上的难题和由此带来的其他技术的发展机会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结合厂网一体的前后端角度统一来看，分散是蓝海，集中是红海。收集容易的集中处理模式大都都相对很简单，比如垃圾焚烧，扩张也相对容易，同一套体系几乎可以直接搬到一个新的项目，这样的领域往往很容易转变为红海。而餐厨垃圾项目为什么难?我们在去年的演讲中也提到(相关链接→薛涛：四维集约，合纵连横—固废产业年度盘点)，就是因为它过于分散的垃圾产生端带来了收集的困难。要想保证一个城市的餐厨垃圾全部进入一座设施进行处理需要政府端强有力的政策和监管支持，同时也需要收运企业有非常高的专业性。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一个不能一刀切的，不能像垃圾焚烧扩张的形式，又回到了“一城一策”和“一时一策”的问题。我们研究过瀚蓝的餐厨垃圾收运的管理系统，就是通过控制我们的分散产生源提高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模式相对复杂，需要的专业度较高，这样的企业和项目就能抵抗外来资本的力量，能有效的抵抗简单模式的冲击。我们认为在分散处理中间实际上提供了商业模式探索中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同样的收运问题在危废领域也较为突出。要想做好这方面的比较优势，就需要走向客户价值提升的服务内涵，正如傅老师的演讲当中也提到了，未来的固废产业必将走向前端的服务(相关链接→傅涛：两山视角下的固废产业未来)。比如首联在广州开发的油途系统，实际上就是为前端产废点提供了便捷的服务，同时通过资源整合共享额外收益，同时也产生了更高的竞争壁垒，掌握产废源就掌握了整条产业链。想让技术的领先优势实现护城河，我们有时候确实还要研究技术和商业模式之间的共振关系。你开发的东西一定要伴随着技术的优势，形成商业模式的突破，两个叠加的时候，护城河才是最强的。
昨天报告里提到的江苏危废供大于求的情况，不光是要靠运营的效率提高解决，也一定会有一个走向前端服务的网络化的关系，才能带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相信未来十年肯定不是能够简单用资本，用量继续能够获得优势的，尤其在分散领域，尤其需要复合的竞争优势。
对上述垃圾分类影响下的固废领域的四大博弈和三不可能之间的矛盾，我没有任何确定性的解决方案，本次报告只是力图为大家在纷繁的各方意见中提供一些用于探究的标尺，旨在为地方政府在考虑固废处置可持续和公共管理接口方面提供“一步与多步”的规划思路;为企业家、技术创新者们从合理战略战术、技术发展的可持续等方面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从本质上而言，企业若想长期稳定盈利和发展，还需在全面了解政策环境、商业模式的基础上，持续提供客户价值，为客户提供具有“就绪度”的解决方案。在“无废城市”推进过程中红蓝交织出现的时候，希望我们行业的优秀企业们正在做好相应的准备。
固废趋势聚商讨， 红海竞争真纷扰
蓝海暗礁亦惨烈， 还看技术与商业
垃圾分类观点多， 三叉戟把逻辑说
偏激空想乌托邦， 三不可能是硬伤
一步多步规律找， 金字塔基不能倒
公共商业边界明， 两网融合方能行
先进还得要就绪， 技术原力是创新
分散集中要权衡， 公平效率应运生
首创环境戴小东：打通“产学研”落地通道 用科技创新推动企业升级
朗坤环境廖润之：用项目塑造“硬实力” 高效解决垃圾分类末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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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影、王媛媛
统筹 | 谷林
2019年，E20研究院重磅发布——年度报告、细分领域及总裁专属报告，明确政策趋势和产业形式，为把握市场机会提供有力支撑，具体报告名称如下：